“法医”与“法医人类学” 法医人类学常被误解作法医，事实上，两者应用上有差异，对尸骨的鉴定角度亦不同。 “法医大多是由专科医生与病理学家担任，他们从尸体的软组织或病理学入手寻找死因，尸体大多是刚死去不久。”李衍蒨解释，而法医人类学属“应用人类学”，通过研究人类骨头，以了解人体结构，并作出推断与鉴定；是将人类生物体质，应用于法律与医学层面上。 “法医人类学大多应用在死了很久、或已腐烂尸骸的身份推论上。法医也找不到死因，便会与我们合作。”在大型灾难救援时，法医人类学也协助寻找死者身份，发挥重要作用。 法医人类学在香港尚未广泛应用。成长于香港的李衍蒨，回溯自己最初接触这个学科，坦言路途转折。“我对逻辑学很感兴趣，中学时也有参加辩论；所以原本在美国修读哲学系。后来在大学上有关法哲学的一门课，谈及死刑等议题，教授的教学方式犹如法律学院，以美国终审法院的案例与我们讨论，也引发我开始思考生死，以至对人道的执着，以及对人的尊重。” 这些课题一直缭绕在她的脑海。碰巧当时有关尸骨鉴证的美剧《识骨寻踪》（Bones）正在播放，让她将人道、生死理念与实证科研扣连。教授也鼓励她向这方面发展，她便决意主修法医人类学硕士。 本学科的毕业生，多在化验室或科研学校实习。李到迈阿密法医部门属下的殓房实习，实习前为自己订立目标：能否忍耐尸臭。“课堂上见过不少标本、骨头，但真正能否忍耐得住气味还是实习才知道。也有些同学真的无法忍耐而最终放弃，转了行。”这次实习，也如一条孤独栈道：要不独自面对无言尸骨；要不离开。 最终，她不但耐住浓烈气味，更迷上尸骨研究。她在解剖室研究至深夜，学校关门，被教授催促离开。 她取出学人骨的厚厚课本，贴满标示，写满笔记。“人骨会因应不同情况很多变化，不能只从书本上学习，需要累积经验与实际的观察。” 深埋的人文价值：骸骨也是人 在著作《存骨房》中，李衍蒨写道：“在与这些骨头面对面的时候，亦等同提醒了我们正在凝视的是一个‘人’。游走在文化、历史及生物之间，我们尝试了解彼此。” 实习完毕，李衍蒨开始了长久的旅途。她与不同机构合作，到战乱、灾难现场、乱葬岗等遗迹，参与骸骨挖掘，进行化验与研究。多年高压工作环境中，她最大的感悟，是不同地方文化各异，自身也要适应灵活弹性的工作形式。大众对法医人类学多只专注“法医”部分，然而结合科学与人文学科，“人类学”关注的，是深埋的人文与人道价值，连结生死。 是故有些画面，永不磨灭。东帝汶与印尼70年代的战争，长达20年，造成10万人以上死亡，有大量骸骨未妥善处理。李衍蒨直言，每次她到访乱葬岗，发现数量庞大的骸骨，仍会不断反思、诘问：我们还要历经多少次如此的屠杀？ 2017年，在东帝汶首都的乱葬岗，李衍蒨只能在简陋的公众殓房中检验骸骨。殓房位处于一座小教堂里，外面是家属等候室，不同的丧亲家庭聚合在狭小空间，笼罩着哀伤气氛。家属等候室旁，有道门通往殓房，门间未密封，她清晰听到家属在门外呼天抢地，揪心至极。 “当我第一次很专心地在那殓房工作，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哭喊声响，我很惊诧，问当地的警察发生何事；他轻描淡写地道：‘没什么，只是有一具尸体被送来。’ 这与平素的殓房不同，（平日）我们不会接触到家属，也不会知道家属的反应。”生死只隔一道薄墙，让她明白眼前尸骨曾活于世上。 另一次在非洲索马利亚兰。英、意殖民地索马里兰、索马里相继独立后，合并为索马利亚共和国。后来由巴雷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在1988年引发大屠杀，死伤二十多万。后来索马利亚兰宣布独立，挣脱混乱局面。 历经多年杀戮，一位哥哥苦寻失踪的幼小弟弟，向当地法医人类学家叙述弟弟的特征。“他描述弟弟的特征与我们最近找到一副尸骨相近，因此我们也大为紧张，向他询问其弟弟的细节。最后他提到弟弟的上颚门牙有一道很阔的缝，我们便想：不就是刚处理过的那副骸骨吗？于是便跟他说：我们或许有线索。”最终，他们重查那具骸骨，与哥哥所述吻合。确认后，他们找来摄影师为骸骨拍摄多张照片，制作了描述尸骨嘴部结构的动画片段，让哥哥辨认。 哥哥看了不久，痛哭不停。“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寻找了弟弟许多年，终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寻回弟弟的骸骨。” 由于索马利亚兰是伊斯兰国家，根据传统，寻获尸骸后需马上安葬。“至少他能寻获弟弟的骸骨，也可还他名字，不是乱葬岗里的无主孤魂。”李感慨地说。 她说，大概八成个案也不了了之，无法验证身份。一些家属苦寻多年，至死也未能寻获。 多年工作，无法成功配对身份的骸骨占大比数，李不禁萌生强烈挫败感。“有时是星期一未能成功，便安慰自己明天可能会成功；然后星期二、星期三⋯⋯至周末仍然未能成功，的确是颇重的无力感，工作尚未完满，也会反问自己是否仍未做得最好。” 有些个案，家属也受伤，或患创伤后遗症，无法叙述目击状况或亲人特征。即使他们反复追寻家人下落，她也感无能为力。 “也有一些个案，是能够寻获家属，但家属或因价值观差异，或生前的纷争，而不想认领。这些个案也让我反思：生死面前，人是否能放下不必要的固执？” 她每天复习一遍生死伦理课，聆听骸骨故事。“但这些受害者，在失去同理心的加害者眼中，只是物件，堆叠在乱葬岗之中。每次当我到达这些场景，也深深体会到，人与死者也同样值得被尊重。” 李衍蒨坦言，能与每具骸骨互动，静听他们的余音，是身为法医人类学家的价值所在。“每次当我进行些很大型的个案，例如在乱葬岗中挖掘屍骸，都会有很大反思，如对社会公义与对生命看法等。如此反复自我深思问题，也能让我避免在工作中变得麻木。”她穿棱不同的乱葬岗与战乱地区，历史的遗痕让她明白法医人类学的更大抱负。“我们的责任，是寻找真相，从而能重获公义。对家属而言，每天也摆荡在亲人已死或尚存的诘问之中，无法印证答案。而寻找得到真相的结局，或许比施害者是否判监等来得重要、释怀。” 世界与香港的专业发展：吃饭、喝水，和你的骨头 每个地域的民风与生活习惯，造就人骨的不同发展。李衍蒨举例，亚洲人蹲下时，脚跟能负荷身体，西方人较难，这些是生活习性形成的特质。 法医人类学至今在不少地区只被视作专家证据，缺乏法制认受性。另一方面，通常过了50年法律追溯期，即便寻获尸骸，也只能成为考古发现，不能视作案件，增加了调查难度与漏洞，造成法医人类学的限制。现时，法医人类学在英美应用较常见，美国早自二战后已应用学科寻找战乱死者身份。 李谈到，全世界对学科没有统一标准，发展步伐不同。美国平均每个洲有一两位法医人类学家，全国共近50位，需註册认证，获国家认可。英国等欧洲地区仍视法医人类学为学者多于鉴证，定位不清。“他们更着重研究与考古，较接近学术与历史的领域，好像探索大屠杀的区域。但较少会应用在实际的案件上。” 在亚洲，日韩发展得较全面，但相较西方仍属初始阶段。日本有学者作相关研究，但没有独立成科。李提及，去年11月，东京奥运场地地底挖出骸骨，便由生物考古学家作鉴证研究，而非法医人类学家，但日本政府正研究为找到的骸骨搭建博物館。在韩国，有约十位法医人类学家，多在大学解剖学部教书，只能偶尔上场。 各地渐自成学科系统，而香港地方狭小，少有大型灾难，致使忽略学科重要性。法医人类学在香港并非全无基础。1997年，美国一位该专业研究生以香港及泰国骸骨作比，是较早对香港人骨的研究。但至今，法医人类学未见于官方部门，执业中的法医人类学家，只有她一位。 “香港其实是独特的案例：其环境既与外国很不同，也有中西合璧的特性。好像香港人口的饮食习惯变化对人骨的发展，已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另一例子是香港的食水影响体格骨骼变异。她指出，水源问题，像污染、含金属等化学成份等，在不同地区如何使人体变化，能成为重要的法医人类学研究。即便是政府制作的水源地图，也尚待发展。 李衍蒨认为，香港有法医人类学的潜力与研究价值：“香港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与无人认领的尸骸，法医人类学的专业知识也可应用其中。我们可以做的比想像中更多。” 现时，她除每年远赴不同地区工作，亦写书、更新社交媒体专页，也作有关病理与创伤的独立研究，推广专业知识，与公众连结。 无名生命的凋零 法医人类学在香港一直未获关注，直至去年起出现不少无故死亡，大众开始认识这个领域。自去年底，警方的新屋岭扣留中心出现不少运动被捕者指控警方暴力对待，及后更传出女性被性侵与有被捕者遭杀害。虽一直未有证据证实，但及后相继出现被警方迅速定性为“无可疑”“自杀”的死亡案件，死者往往是黑衣年轻人，引来公众质疑死因和“无可疑”的定性。 李衍蒨曾在《众新闻》访问中说：“有没有可疑，应冷静思考尸体的变化与周遭的环境是否吻合，如当下发生堕楼案，但发现尸体已经发紫发黑，那就有问题，因为尸体变色需要时间；又例如连续多日下雨，但发现户外的尸体很干身，那都可能有问题。” 她直言，不管死因是否值得被怀疑，如此草率的“无可疑”定性十分不严谨。死因可疑与否，应由法医判断，但尸体被发现至警方、法医介入的过程不够透明，无法释除公众疑虑。 据食环署回复立法会议员朱凯廸对无人认领的尸骸数字查询，2019年的数据并未有年轻人；而2020年首三个月的数据则有上升迹象。李说，这些个案中，法医人类学家的角色甚为被动，家属提出才能介入。“家属有需要也可申请挖掘骸骨再作验证。但大众参与度及知情权的确是甚低。” 在真相未明的阴霾下，去年底她与遗体修复师伍桂麟等不同专业界别推出“逝去同行计划”，协助自杀、刑事案、意外离世等非自然死亡者家属渡过难关。她以专业身份替家属寻求法医监察，及解释法医报告。 她回想在东帝汶等地，联合国派法医与法医人类学家教授到当地处理骸骨。无名骸骨的资料被清晰地分类在如同百子柜的小箱中，划上编号。 香港的无名死者，则遍布在沙岭公墓中，真相被埋葬在泥土深处，等待被挖掘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