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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代的流亡:香港抗争者在台湾

这一年,他时不时还是会感觉到恐惧,也越来越清楚,自己应该许多年都无法再踏上香港的土地。“香港不光复,我就回不了家。”
撰文 | 刘彦君
12/10/2020
本文共3874字,阅读时间约6分钟

整整一个月,James 都为了即将在高雄开始的“无形的城牆:焦点以外”展览,在台湾各地四处奔波。这个展览由高雄在地的民间团体举办,时间选在 11 月,是为了纪念香港理工大学围城一周年。

 

一年前,James 和他的十几名小队成员也被围困在理工大学里。当时,香港警方封锁了所有离开校园的出口长达 16 天,有些示威者只能摸黑穿越水深及胸的下水道,或是从三层楼高的天桥游绳离开。过程中,有 318 位未成年人登记身分后被放行,1377 人遭拘捕,是反修例运动中冲突最激烈的几天。“过去这一年,我们常常说 Be Water,”回忆起围困的几天, James 说。“我们是水,是流动的,但是 Poly 就像是一块海棉,将水吸干了。我们流动不了,也逃不出。”

 

30 初头的 James 由运动初期便一直是前线示威者,游绳逃离理工大学之后,身上被橡胶子弹击中的伤还没有好,他便收拾了行李,买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的那一刻,James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走得如此匆忙是因为,当时他意识到,未来香港只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围城。

 

受访者James(摄:刘彦君)

 

离家

2019 年,从春天一直延烧至冬天的反修例运动,让不少为了避免政治检控的示威者选择逃离香港。他们多为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与获得工作或投资签证的中产家庭移民不同,许多人一踏下飞机便在陌生的土地上变成为寻求庇护者,或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政治难民。他们一但回到香港,面对的可能是数年、或长达十年的刑期。这个数目不明确的群体分散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许多人则在邻近的台湾。

 

今年七月,台湾本地媒体报导,反修例运动后至少有 200 多名香港抗争者抵台。一名不愿具名的台湾民间团体工作者表示,最初来台湾暂避风头的是七一占领立法会的年轻人,后来抵达的是经历过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冲突的前线示威者。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示威者之间的不安情绪增加,但由于台湾因新冠疫情封关,许多人因有案在身,旅游证件被没收,要离开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这位民间团体工作者说,他帮忙安置的流亡者大多数非常年轻。香港的动荡在他们的心上留下了伤痕,离开家乡,逃亡到台湾,面对政治情势、签证、住宿、收入等许多未知,很多人情绪不太稳定,有些人也有严重的创伤后遗(PTSD)。

 

去年七一,Wayne 与一批示威者一起冲进立法会综合大楼,朋友在新闻画面中认出他的样子,建议他到台湾避避风头。“当时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就过来了。”离开后不久,警察就敲开了他香港的家门。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但脸上看起来还有学生的稚气。

 

在台湾,就算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还是几乎晚晚失眠。好不容易睡着的晚上,恐惧变成噩梦,入侵他睡眠的世界。“好多好多电视上的画面不停在我梦里重演,朋友消失了,另一个朋友失踪了。”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不停重播,有时候,他会大叫着从梦里惊醒。

 

因为拿着旅游签证抵达台湾,看医生得自费,最初他头痛、睡不着、身体不舒服都没有就医。后来情况太严重,帮忙安置他的台湾义工说服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有 PTSD,开了安眠药和“吃了会开心的药”给他。六颗药丸,每次吃下去就昏昏沉沉,“好像我与世界中间有一层透明的泡泡包着”。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直待在住处,但不吃药的话,“每天到早上五、六点都还睡不着”,天亮了,他又继续看香港的新闻,每天一直轮回。

 

在台北举行的守护香港反送中运动。(摄:刘彦君)

 

援助

入境台湾后,许多像是 Wayne 这样的流亡者因为灰色的法律身份,在生活上遇到各种困难。一位不愿具名的 NGO 工作者表示,流亡的抗争者入境台湾后,一般会由接头的组织确认身份,再透过义务律师团处理延签或居留问题。有些人透过就学取得学生身份,少数则因符合《港澳条例》第18条“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居民”定义,通过陆委会与移民署联审会审查,取得台湾居留权。但这通常都需要好几个月的作业时间,在这之间,他们都拿着需定期续签的短期旅游签证,生活状态十分不稳定。

 

这位 NGO 工作者也指出,初期,台湾没有统一的官方窗口支援流亡者,有些人到了台湾之后不知道该向谁求助,被有心人利用来赚钱,在台面下打黑工赚取生活费,有些甚至遇上奇怪的组织,被绑架、恐吓。

 

抵达台湾后重开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摄:刘彦君)

反修例运动爆發前已抵达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说,想借流亡示威者名义赚钱的人过去一年多听见不少,他也表示,台湾过去发生过流亡者找错人,结果被骗去做“会造成台湾国安问题的事情”。他说,这严重许多,被人利用的示威者可能最后会成为代罪羔羊,需要陪上刑期,或是被驱逐出境。

 

为了让流亡海外的港人能在当地寻找到适合的求助管道,林荣基在今年六月与同样来自香港,目前分别身处在英国的郑文杰、德国的黄台仰与美国的梁继平,合作筹备“避风驿”,提供港人义务咨询。7月1日,陆委会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开始运作,奉行政院核定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也正式启动,处理部分因政治原因需申请庇护的港人。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认为,有了明确的窗口可减低未来港人误信有心者的机率,但他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形成一套法制化的援助机制。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摄:刘彦君)

目前,香港示威者来台寻求庇护按照个案的不同,有些会依据现有的《香港澳门关係条例》第18条以专案处理,该条例规定“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但也因为是“专案处理”,政府的处理方式与所需时间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从2006年起,台权会等台湾团体不断呼吁台湾政府订立《难民法》,处理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但因国际对难民的定义为“外国人”,在《中华民国宪法》中港澳地区的主权划分则属中华民国,订立《难民法》会牵动到主权、边界等问题,台湾执政党一直非常谨慎处理。

 

“台湾目前缺乏难民法以及港人庇护的明确制度,我们希望台湾政府将救援港人这件事情法制化,”施逸翔说。他也引述 12 名港人在偷渡往台湾的过程中遭广东海警截获,并扣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事件,呼吁台湾政府对于任何管道入境的寻求庇护者,无论是合法或非法入境,都应给予协助。

 

2020年10月底,台北举行声援12名被关押港人的游行活动。(摄:刘彦君)

 

落地

现在,第一批因为反修例运动逃至台湾的香港人,在台湾生活已经超过了一年。今年六月底,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急速限缩,对流亡台湾的抗争者们而言,他们回家的路越来越遥遥无期。带着尚未痊愈的政治创伤,他们在台湾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支援、参与海的另一边这场望不到尽头的运动。

 

James 以前是一名广告制作人,收入稳定,现在,他一边接项目,一边与在香港认识的抗争者一起经营外卖平台“慢慢食”。慢慢食的香港伙伴与支持运动的商店合作,帮它们外卖送单,James 则与一群同样流亡台湾的抗争者在远端进行后台管理,以获取收入。他说,等生活安定下来后,希望能开办类似职业训练班的课程,教没办法上学的年轻流亡者能谋生的技巧,让他们慢慢在台湾立足。他也希望“慢慢食”这样跨越国境与边界的运作模式,能复制到更多的地方,长久形成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黄色贸易圈”。

 

这一年,他时不时还是会感觉到恐惧,也越来越清楚,自己应该许多年都无法再踏上香港的土地。“香港不光复,我就回不了家。”但这个认知让他慢慢理解,香港不是地图上座标北纬22度、东经114度的一块地方。香港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自己也不可能永远抱着流亡者的身份过生活。

 

在运动里,他见到过去畏缩、势力、计较的香港人,其实灵活且有弹性。“香港是因为有这样的香港人,她才是一个好的地方,”他说。“我们是被逼迫要离开香港,只能带着这样的香港精神,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的家。”

 

Wayne 在台湾生活一年多,几乎已经习惯了台湾的生活步调。他九月刚刚开始新的校园生活,顺利拿到学生身份,不需要再过着提心吊胆、不知道旅游签证能否顺利延期的日子。有了台湾健保,看医生不再需要自费,经济压力一下子减轻许多。他也交了台湾朋友,透过他们开始认识台湾的历史,也慢慢阅读,了解当地的社会运动。

 

台北声援12名被关押港人的游行现场。(摄:刘彦君)

十月底,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发起游行,声援今年八月乘快艇逃往台湾时被广东海警截获,现在被扣押在深圳市盐田区看守所的12名香港人。Wayne 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国安法之后,香港人不再有办法继续进行街头抗争,国际上可能会想香港的抗争是不是结束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海外延续抗争的力量,告诉大家我们是被逼所以噤声,不是放弃了争取民主自由。”

 

他的 PTSD 症状减轻了许多,不再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但是看到反修例运动的影片还是会心跳加快,全身发抖。前一阵子泰国示威,Wayne 一打开手机便看见学生与防暴警察对峙、水炮车驱散群众的相片,他在台北西门町街头哭了起来。

 

“过了那么久,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心里的伤,习惯了会痛,”Wayne 说。“但原来那个伤痕会一直在那里,会一直跟着你,但你只可以学会接受,去忍耐,然后继续走下去。”

 

三人之中最早抵达台湾的林荣基,则说他不会想念香港。“我想念的是香港的人。我关注香港,特别是香港出来抗争的年轻人。但我不会想念香港。”

(摄:刘彦君)

 

在香港,他经历过一段被跟踪的日子,当时他理解了失去自由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身体上受到限制,而是人的精神受到控制。“你不知道跟踪你的人什么时候会动手,带走你,长期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里面,人会变得⋯⋯会只剩下恐惧,”他说。“我有个好强烈的感觉。被跟踪的时候搭地铁,看到其他搭地铁的香港人,我们都是香港人,好像都能自由移动,但是我的精神上不自由。我们之间已经不同了。”

 

林荣基说,现在的香港人在香港生活,就好像当时搭地铁时的他,身体可能是自由的,但是精神上失去了自由。他说,这样的生活他一定不会回去。“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想念香港,怎么可能想念?”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 James 与 Wayne 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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