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月，James 都为了即将在高雄开始的“无形的城牆：焦点以外”展览，在台湾各地四处奔波。这个展览由高雄在地的民间团体举办，时间选在 11 月，是为了纪念香港理工大学围城一周年。

 

一年前，James 和他的十几名小队成员也被围困在理工大学里。当时，香港警方封锁了所有离开校园的出口长达 16 天，有些示威者只能摸黑穿越水深及胸的下水道，或是从三层楼高的天桥游绳离开。过程中，有 318 位未成年人登记身分后被放行，1377 人遭拘捕，是反修例运动中冲突最激烈的几天。“过去这一年，我们常常说 Be Water，”回忆起围困的几天， James 说。“我们是水，是流动的，但是 Poly 就像是一块海棉，将水吸干了。我们流动不了，也逃不出。”

 

30 初头的 James 由运动初期便一直是前线示威者，游绳逃离理工大学之后，身上被橡胶子弹击中的伤还没有好，他便收拾了行李，买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的那一刻，James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走得如此匆忙是因为，当时他意识到，未来香港只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围城。

 

 

离家

2019 年，从春天一直延烧至冬天的反修例运动，让不少为了避免政治检控的示威者选择逃离香港。他们多为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与获得工作或投资签证的中产家庭移民不同，许多人一踏下飞机便在陌生的土地上变成为寻求庇护者，或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政治难民。他们一但回到香港，面对的可能是数年、或长达十年的刑期。这个数目不明确的群体分散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许多人则在邻近的台湾。

 

今年七月，台湾本地媒体报导，反修例运动后至少有 200 多名香港抗争者抵台。一名不愿具名的台湾民间团体工作者表示，最初来台湾暂避风头的是七一占领立法会的年轻人，后来抵达的是经历过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冲突的前线示威者。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示威者之间的不安情绪增加，但由于台湾因新冠疫情封关，许多人因有案在身，旅游证件被没收，要离开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这位民间团体工作者说，他帮忙安置的流亡者大多数非常年轻。香港的动荡在他们的心上留下了伤痕，离开家乡，逃亡到台湾，面对政治情势、签证、住宿、收入等许多未知，很多人情绪不太稳定，有些人也有严重的创伤后遗（PTSD）。

 

去年七一，Wayne 与一批示威者一起冲进立法会综合大楼，朋友在新闻画面中认出他的样子，建议他到台湾避避风头。“当时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就过来了。”离开后不久，警察就敲开了他香港的家门。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但脸上看起来还有学生的稚气。

 

在台湾，就算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还是几乎晚晚失眠。好不容易睡着的晚上，恐惧变成噩梦，入侵他睡眠的世界。“好多好多电视上的画面不停在我梦里重演，朋友消失了，另一个朋友失踪了。”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不停重播，有时候，他会大叫着从梦里惊醒。

 

因为拿着旅游签证抵达台湾，看医生得自费，最初他头痛、睡不着、身体不舒服都没有就医。后来情况太严重，帮忙安置他的台湾义工说服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有 PTSD，开了安眠药和“吃了会开心的药”给他。六颗药丸，每次吃下去就昏昏沉沉，“好像我与世界中间有一层透明的泡泡包着”。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直待在住处，但不吃药的话，“每天到早上五、六点都还睡不着”，天亮了，他又继续看香港的新闻，每天一直轮回。

 

 

援助

入境台湾后，许多像是 Wayne 这样的流亡者因为灰色的法律身份，在生活上遇到各种困难。一位不愿具名的 NGO 工作者表示，流亡的抗争者入境台湾后，一般会由接头的组织确认身份，再透过义务律师团处理延签或居留问题。有些人透过就学取得学生身份，少数则因符合《港澳条例》第18条“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居民”定义，通过陆委会与移民署联审会审查，取得台湾居留权。但这通常都需要好几个月的作业时间，在这之间，他们都拿着需定期续签的短期旅游签证，生活状态十分不稳定。

 

这位 NGO 工作者也指出，初期，台湾没有统一的官方窗口支援流亡者，有些人到了台湾之后不知道该向谁求助，被有心人利用来赚钱，在台面下打黑工赚取生活费，有些甚至遇上奇怪的组织，被绑架、恐吓。

 

反修例运动爆發前已抵达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说，想借流亡示威者名义赚钱的人过去一年多听见不少，他也表示，台湾过去发生过流亡者找错人，结果被骗去做“会造成台湾国安问题的事情”。他说，这严重许多，被人利用的示威者可能最后会成为代罪羔羊，需要陪上刑期，或是被驱逐出境。

 

为了让流亡海外的港人能在当地寻找到适合的求助管道，林荣基在今年六月与同样来自香港，目前分别身处在英国的郑文杰、德国的黄台仰与美国的梁继平，合作筹备“避风驿”，提供港人义务咨询。7月1日，陆委会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开始运作，奉行政院核定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也正式启动，处理部分因政治原因需申请庇护的港人。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认为，有了明确的窗口可减低未来港人误信有心者的机率，但他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形成一套法制化的援助机制。

 

目前，香港示威者来台寻求庇护按照个案的不同，有些会依据现有的《香港澳门关係条例》第18条以专案处理，该条例规定“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但也因为是“专案处理”，政府的处理方式与所需时间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从2006年起，台权会等台湾团体不断呼吁台湾政府订立《难民法》，处理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但因国际对难民的定义为“外国人”，在《中华民国宪法》中港澳地区的主权划分则属中华民国，订立《难民法》会牵动到主权、边界等问题，台湾执政党一直非常谨慎处理。

 

“台湾目前缺乏难民法以及港人庇护的明确制度，我们希望台湾政府将救援港人这件事情法制化，”施逸翔说。他也引述 12 名港人在偷渡往台湾的过程中遭广东海警截获，并扣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事件，呼吁台湾政府对于任何管道入境的寻求庇护者，无论是合法或非法入境，都应给予协助。

 

 

落地

现在，第一批因为反修例运动逃至台湾的香港人，在台湾生活已经超过了一年。今年六月底，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急速限缩，对流亡台湾的抗争者们而言，他们回家的路越来越遥遥无期。带着尚未痊愈的政治创伤，他们在台湾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支援、参与海的另一边这场望不到尽头的运动。

 

James 以前是一名广告制作人，收入稳定，现在，他一边接项目，一边与在香港认识的抗争者一起经营外卖平台“慢慢食”。慢慢食的香港伙伴与支持运动的商店合作，帮它们外卖送单，James 则与一群同样流亡台湾的抗争者在远端进行后台管理，以获取收入。他说，等生活安定下来后，希望能开办类似职业训练班的课程，教没办法上学的年轻流亡者能谋生的技巧，让他们慢慢在台湾立足。他也希望“慢慢食”这样跨越国境与边界的运作模式，能复制到更多的地方，长久形成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黄色贸易圈”。

 

这一年，他时不时还是会感觉到恐惧，也越来越清楚，自己应该许多年都无法再踏上香港的土地。“香港不光复，我就回不了家。”但这个认知让他慢慢理解，香港不是地图上座标北纬22度、东经114度的一块地方。香港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自己也不可能永远抱着流亡者的身份过生活。

 

在运动里，他见到过去畏缩、势力、计较的香港人，其实灵活且有弹性。“香港是因为有这样的香港人，她才是一个好的地方，”他说。“我们是被逼迫要离开香港，只能带着这样的香港精神，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的家。”

 

Wayne 在台湾生活一年多，几乎已经习惯了台湾的生活步调。他九月刚刚开始新的校园生活，顺利拿到学生身份，不需要再过着提心吊胆、不知道旅游签证能否顺利延期的日子。有了台湾健保，看医生不再需要自费，经济压力一下子减轻许多。他也交了台湾朋友，透过他们开始认识台湾的历史，也慢慢阅读，了解当地的社会运动。

 

十月底，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发起游行，声援今年八月乘快艇逃往台湾时被广东海警截获，现在被扣押在深圳市盐田区看守所的12名香港人。Wayne 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国安法之后，香港人不再有办法继续进行街头抗争，国际上可能会想香港的抗争是不是结束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海外延续抗争的力量，告诉大家我们是被逼所以噤声，不是放弃了争取民主自由。”

 

他的 PTSD 症状减轻了许多，不再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但是看到反修例运动的影片还是会心跳加快，全身发抖。前一阵子泰国示威，Wayne 一打开手机便看见学生与防暴警察对峙、水炮车驱散群众的相片，他在台北西门町街头哭了起来。

 

“过了那么久，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心里的伤，习惯了会痛，”Wayne 说。“但原来那个伤痕会一直在那里，会一直跟着你，但你只可以学会接受，去忍耐，然后继续走下去。”

 

三人之中最早抵达台湾的林荣基，则说他不会想念香港。“我想念的是香港的人。我关注香港，特别是香港出来抗争的年轻人。但我不会想念香港。”

 

在香港，他经历过一段被跟踪的日子，当时他理解了失去自由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身体上受到限制，而是人的精神受到控制。“你不知道跟踪你的人什么时候会动手，带走你，长期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里面，人会变得⋯⋯会只剩下恐惧，”他说。“我有个好强烈的感觉。被跟踪的时候搭地铁，看到其他搭地铁的香港人，我们都是香港人，好像都能自由移动，但是我的精神上不自由。我们之间已经不同了。”

 

林荣基说，现在的香港人在香港生活，就好像当时搭地铁时的他，身体可能是自由的，但是精神上失去了自由。他说，这样的生活他一定不会回去。“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想念香港，怎么可能想念？”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 James 与 Wayne 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