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7月和8月，香港一度离“老解（解放军）进城”只有一步之遥。 8月7日，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张晓明在深圳同百余名建制派代表会面时表示，如果香港出现特区政府无法应对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 与此同时，有媒体拍到同香港天水围仅10分钟车程的深圳湾体育场及附近地区，驻扎了大量解放军武警部队。现场泊有百余架运兵卡车、军绿色巴士、镇暴装甲车及水炮车，每天都有士兵在体育场内进行镇暴训练。 “兵临城下”之后 连结深港的多个关口也变得风声鹤唳。内地公安在多个边境口岸内设立检查站，专门拦查“香港look”（打扮港风）的年轻过境者，用在新疆广泛使用的“手机检查工具”，详细检查过关人士手机内是否存有“暴恐音视频”。不少未来得及卸载telegram、连登app的过关者也在扣查数小时后被登记个人资料遣返回港。 到当地时间8月13日，中共外交领域最高级别官员杨洁篪突访纽约，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会面。这次会晤前中国官方媒体并未提前预告，新华社释出的通稿也语焉不详表示“双方就美中关系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反常地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会晤后，北京便不再放风就派兵南下，深圳的武警也减少公开训练频率。而前总统特朗普则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提及他“阻止习近平派兵进入香港”，又称如不是自己，香港14分钟内就会被毁灭”。（作者注：14分钟应指武警部队由深圳湾体育场开赴香港境内的时间） 从各种蛛丝马迹看来，蓬佩奥在会议上应当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令北京撤回早已规划好的“武警入港镇暴”。 回望当时状况，北京确实做出“正确”的决定：一方面避免在港宣布紧急状态，法理上暂停“一国两制”，吓走商界，破坏对港“充分利用”的方针；另一方面也避免同美国关系破裂，连带影响当时谈判中的贸易协定。 但最重要的是，北京将镇压任务彻底交回给香港警察后，后者成功逆转了过去二十几年警队转型为社区服务机构的趋势，找回殖民时期“准军事机构”的身份。加之警察部门在反修例运动期间表现出绝对的政治忠诚，都令北京在香港经历了“忠诚废物”建制派，“港英余孽”公务员，“两面三刀”工商界，“唯利是图”乡事派之后，终于找到了“又红又专”，可以充分信任和“委以大任”的代理人。 “镇暴”，香港警察比老解走得更前 作为一支殖民地警队，香港警察镇压群众运动一直很专业。 国共内战后，中共左派和国民党右派都在香港这一桥头堡设立外围组织，务求最大程度影响基层，尤其是移民和劳工社会，左右港英政府施政，并将对方势力彻底驱逐出去。1956年，右派工会借港府派人卸下公共屋邨徙置区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事发难，开始在九龙各地设立关卡，拦截交通，打砸左派工会。即使后来港府的报告证明是次暴动并非预谋已久，发起者也是本地的亲台黑社会，而非国民党组织本身，当时的香港警察和驻港英军依然付出了59人死亡的惨重代价。 香港警察随即增派人手和资源，提升镇暴能力。到十年后“六七暴动”（香港左派在文革影响下发动的对抗港英政府的暴动）爆发时，即使左派直接归属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领导，拥有更绵密的组织体系，配备遍布于全港各大左校和商场大厦内的“战地医院”和“兵工厂”，又将手段从十年前的木棍、竹枝、刀具等“冷兵器”，上升至步枪、菠萝炸弹，香港警察依然在驻港英军的配合下成功镇压暴动，期间在街头正面对抗中死亡的示威者更不到20人。 此后数十年，港警一直都是英联邦国家警务系统学习防暴战略的模范。 与之相对，内地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才意识到动用荷枪实弹镇压群众运动，唯一的作用只是“恐吓人民”；但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实在过高，有必要在“和平谈判”和“血腥镇压”间找到平衡。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尚处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还有赖境外投资和良好国际环境，无法承受“六四”场面一而再再而三出现。隶属于中央军委、与一般的中国人民警察不通的准军事部队武警部队，于是被明确为“保卫政权安全”，镇压群众运动的专责暴力机关，时间上比香港晚了30余年。 然而事实上，除了驻扎新疆和西藏的部分部队，内地大部分武警在过去三十年也鲜有处理大规模群体运动的经验。反观香港警察，则接连经历了2014年以“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主导的“占领运动”；及2016年新年在旺角爆发，由本土派“勇武派”示威者为主构成的“鱼蛋革命”。加之香港警察在2014年后大幅度扩充防暴人手，在俗称O记的“三合会及有组织犯罪调查课”下，加设应对群众运动的常设部门。 如果要动用同等武力，自北方南下的“大头兵”在不具备地区经验的情况下，不见得能比他们的香港同事更成功“止暴制乱”。倘若要动用实弹强力镇压，为何中央要在背负“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亲自动手，而不委由人均月入数万元的香港警察“代劳”？ 北京在7月底一度考虑“派兵南下”，可能更多忧虑的是香港警察政治不可靠，而非“能力不足”，更担心警队在“民意逆风”下出现哗变等不可控情况。 香港警察的“再政治化” 然而两年过去后，事实证明香港警察不会出现“政治不可靠”的情况。 90年代以来，香港警队因应社会环境日益安定，一度逐步由“准军事部队”转型为“服务化警察”，内部文化中已不强调区分敌我的“斗争意识”。虽然自2003年李明逵就任警务处长以来，香港警队同内地“交流”日益密切，但大多局限于北京对高层的“政治审查”；至于基层交流，则和同期的“青年交流团”一样，不过是吃喝玩乐走过场；北京最重视的针对暴力机关的“政治教育”，在香港一直缺位。 2014年“暗角七警”事件爆发，在雨伞运动期间，七名警员将示威者拖至旺角暗处私刑殴打，当中打人警员朱经纬等人于2016年先后被定罪，此时掀起警队内部“团结自保”声浪，及对泛民主派势力的反感情绪。但可能这在北京看来，依然只是基于“同袍之情”的义愤，同二战期间中国山贼土匪自发抗日无异。若未明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香港警察终究是只可以统战利用，而不可依靠的“白区势力”。回看习近平2017年访港时，拜访八乡少年警讯会所，面对会面警员提问的那句“这是正式录用的警察吗？之前要上警校吗？”更凸显彼时中共领导层对港警的不屑。 2019年的7.21元朗事件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2019年7月21日的游行集会结束后，百余名疑似有组织、在各乡村动员的“白衣人”手持武器，在元朗地铁站无差别袭击殴打途人，包括老弱妇孺。他们被认为目的是攻击参与港岛游行归来的市民。事发在市民日常生活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全程有新闻媒体直播，对民众冲击极大；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则龟缩在警署内，接到大量报警电话但没有作为，直到事件发生后49分钟，大量市民遇袭后，才姗姗来迟到现场；后更有警司级官员被拍到同白衣袭击者勾肩搭背，相谈甚欢。 警方可能本计划透过营造“无警时分”唤回公众对秩序的依赖，结果此举反而被公众认为是对不同政见者的差别执法，体现警队在需要他们履行职责的特定事件上，无法专业、公正地工作，保护市民。因而此事更将运动推向新高潮，更令警队此后代替林郑政府，成为示威主要的针对目标。 香港中文大学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就民众对警察信任度做过追踪调查。7.21后的一次民调中，对警察信任度为0的受访者，由22.5%猛增至42.7%；评出“5分及以上”及格分数的比例，也从54%骤降至33%。另外香港民研的电话民调也显示，约66%受访者赞成“警方在7.21事件与黑社会合作”的说法，反对的只有23%。 警队信用彻底破产，数万名基层警员在日常生活中也迅速被孤立。大部分选择留守的警队成员在此番情境下，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合理化自身行为。与此同时，随着香港示威活动日趋激烈，物理上的“敌我区分”也日渐明晰，最终以11月“中大保卫战”和“理大保卫战”达到巅峰，自然强化了警队的“敌我意识”和“斗争意识”。 另一方面，当时无牌可打的北京，只能选择无条件支持警队这只“枪杆子”，甚至不惜牺牲名义上位阶更高的特区官员。7.21事件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曾在立法会答询时，为“不及时出警”道歉，其后竟遭到俗称“散仔会”（基层警员俱乐部）的警察员佐级协会公开逼宫，要求张建宗“若能力不足，退位让贤对公务员及香港市民均是好事”。随后张建宗在压力下被迫放软态度，也令警队食髓知味，意识到北京而非特区政府才是其权力基础，从而更加热情拥抱“中共刀把子”的新定位。 随着香港进入国安法新时代，北京并未效仿英国政府，将分管情报与特殊任务的港英警队“政治部”的人事任命和行动细节直接置于军情六处，而非当时皇家香港警察的指挥下；而是容许已有的警务处系统成立国安处，从各部门“调兵遣将”接手国安处大部分行动，北京则以“国安公署”名义从宏观层面指挥行动，提供技术和情报支持。 另一方面，与内地的政治性案件均由国安及国安旗下“国保”专责负责不同，香港警察各部门过去一年都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国安执法”。今年6月18日搜查《苹果日报》大楼的警察大部分来自专职防暴的警察机动部队；商业罪案调查科也接手“星火”、杰斯众筹案；即使并非警察体系的海关，也接下order，扫荡“黄店”阿布泰生活百货公司。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凸显北京对当下香港警队的信任，也揭示北京欲进一步全部“政治化”香港警队的想法。 维稳思维取代执法思维 除了在意识形态层面加强香港警队的“斗争意识”，过去两年，北京也在技术层面，持续向香港输出“暴力镇压”的方法论。 香港警察历史上，从来未应对过2019年那么大规模的镇压任务。“双十暴动”和“六七暴动”时期，香港警察面对的“勇武派”是占劳动人口比例只有个位数的政治狂热者；到2014年占领运动时，大致和平的局面又令警队可按表操课，最后由“配合执达吏执行禁制令”这一温和手段收场。事实上，放眼世界任何一只警队，都几乎没有在不动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镇压一群“和勇”合一，又获得绝大多数市民支持的“暴徒”的经验。 因此运动初期，警队在面对示威者的“游击战术”时大多疲于奔命，不仅无法逮捕大部分示威者，反而因警察一再闯入商场，在各处倾倒催泪弹，频频吓煞市民。直到2019年末，邓炳强接任警务处长后，才在理大一役中取得主动，利用示威者执着于“阵地战”的特点，使用中共擅长的“围点打援”战术。 围点打援，是指围住一个城镇的敌人以之为诱饵，吸引其他地方敌人增援，其真正目的是打增援的敌人、歼灭援敌的战役目的，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曾在清风店战役、豫东战役等战场上使用这一方式取胜。 警方围困香港理工大学内部的示威者，同时逮捕大量前来支援的示威者，合共拘捕1100多人。因而后期街头运动冷却，及去年2月本地疫情爆发后，市民游行频率和人数也降低。 趁“和理非”退场，警队也在“镇暴”上引入新思维：效仿内地用事前防止的“维稳思维”，代替事后处理的“执法思维”。 早在中国互联网言论氛围尚不算太封闭的201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加里金就在其论文《中国网络审查制度允许批评政府，却禁止煽动》中称，中国网络监管部门不会针对批评政府言论采取行动，但对任何（无论其对于中共来说是正面或负面消息）可能引发集体行动的内容，都会严加审核或辅以“舆论引导”。被警惕的“集体行动”不仅包括不同派别的政治聚会，也包括劳工权利、女性和少数群体权利相关事件，更包括全国普遍存在的商业维权事件。 论文中引述例子包括对温州环保人士陈飞的网络声援，陈飞当时发声支持用于保护当地环境的环保彩票，尽管这一取态是政府支持的，但所有关于他的网贴都被当地网站删除了，原因有可能是他过去组织过群体性活动；以及江苏沭阳儿童铅中毒事件，被删除网贴讨论了天能集团电池厂导致儿童健康状况受污染，医院拒绝向受害儿童父母公布检测报告一事，2011年1月，沭阳村民在电池厂门前要求解释。论文结论是，网络审查最严格的内容，不是对国家政策的批评或讨论，而是可能引发群体聚集的地方性群体表达自己的看法。 而在香港，警方也从2019到2020年初，容许人潮聚集、有“违法”行为才展开镇压的策略，转向“禁止一切可能引发群体行动的萌芽”策略。尽管香港尚未有内地“网格化”的维稳体系，做到掐死一切萌芽，但以今年六四烛光晚会为例，警方为吓退参与者，不惜公开展示许久未见的水炮车，在全港三条过海隧道同时设置障碍，又出动军装警员在维园和铜锣湾一带巡逻，截查年轻路人。随后的6月12日的运动2周年纪念日，即使当日全港未有组织呼吁行动，警方同样派出超过5000名警力在各旺区巡逻，制造“寒蝉效应”。无论是被认为“大中华”情结浓重的六四，或是更具本土意义的6.12，只要可能引发人潮聚集，便予以严防死守。 除应对传统游行示威，这样的经验也延展至所有可能造成“人潮聚集”的场合。5月29日，医管局雇员工会内部播放“六四”相关纪录片，遭电检处上门警告；有团体计划在6月12日前夕低调举办纪录片放映会，也提前收到警告信。至于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则因未申领“公众娱乐场所牌照”遭勒令关闭。 为避免有组织行为，香港警察也借用内地维稳经验，重点打击“号召力人物”，而非“激进言论”，全力将社会个体原子化。 所有可能具备号召力的政治和社会人物，无论其立场和此前行为温和与否，均被控以重罪，“优先清算”。正如内地在2008年之后，相继将刘晓波、维吾尔族中央民族大学伊力哈木，乃至许志永等“和理非”送入监狱；在香港，包括杨森、何俊仁等过去被部分年轻人不认同的“温和派”同样被打入大牢。今年六四当日清晨，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捕，她在保释后又于七一前被再次囚禁；过往言论相对“激烈”的新一代年轻政治组织，例如青年组织“贤学思政”，此前尽管也频遭当局针对，但影响力未如其他更知名人士的情况下，此前未是本地亲建制媒体、建制势力及警方重点“招呼”的对象，不过亦于七一当日准备开街站前被捕。 具备了斗争意识，改良了斗争方法，香港警队终于成为了北京眼中“有能力的爱国者”，未来也势必成为其他部门和“忠诚废物”们学习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