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7月和8月，香港一度離“老解（解放軍）進城”只有一步之遙。 8月7日，時任港澳辦主任的張曉明在深圳同百余名建制派代表會面時表示，如果香港出現特區政府無法應對的動亂，“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按照基本法規定，中央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現的各種動亂”。 與此同時，有媒體拍到同香港天水圍僅10分鐘車程的深圳灣體育場及附近地區，駐紮了大量解放軍武警部隊。現場泊有百余架運兵卡車、軍綠色巴士、鎮暴裝甲車及水炮車，每天都有士兵在體育場內進行鎮暴訓練。 “兵臨城下”之後 連結深港的多個關口也變得風聲鶴唳。內地公安在多個邊境口岸內設立檢查站，專門攔查“香港look”（打扮港風）的年輕過境者，用在新疆廣泛使用的“手機檢查工具”，詳細檢查過關人士手機內是否存有“暴恐音視頻”。不少未來得及卸載telegram、連登app的過關者也在扣查數小時後被登記個人資料遣返回港。 到當地時間8月13日，中共外交領域最高級別官員楊潔篪突訪紐約，同時任國務卿蓬佩奧會面。這次會晤前中國官方媒體並未提前預告，新華社釋出的通稿也語焉不詳表示“雙方就美中關系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反常地沒有透露具體內容。但會晤後，北京便不再放風就派兵南下，深圳的武警也減少公開訓練頻率。而前總統特朗普則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提及他“阻止習近平派兵進入香港”，又稱如不是自己，香港14分鐘內就會被毀滅”。（作者注：14分鐘應指武警部隊由深圳灣體育場開赴香港境內的時間） 從各種蛛絲馬跡看來，蓬佩奧在會議上應當表達了相當強硬的立場，令北京撤回早已規劃好的“武警入港鎮暴”。 回望當時狀況，北京確實做出“正確”的決定：一方面避免在港宣布緊急狀態，法理上暫停“一國兩制”，嚇走商界，破壞對港“充分利用”的方針；另一方面也避免同美國關系破裂，連帶影響當時談判中的貿易協定。 但最重要的是，北京將鎮壓任務徹底交回給香港警察後，後者成功逆轉了過去二十幾年警隊轉型為社區服務機構的趨勢，找回殖民時期“準軍事機構”的身份。加之警察部門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表現出絕對的政治忠誠，都令北京在香港經歷了“忠誠廢物”建制派，“港英余孽”公務員，“兩面三刀”工商界，“唯利是圖”鄉事派之後，終於找到了“又紅又專”，可以充分信任和“委以大任”的代理人。 “鎮暴”，香港警察比老解走得更前 作為一支殖民地警隊，香港警察鎮壓群眾運動一直很專業。 國共內戰後，中共左派和國民黨右派都在香港這一橋頭堡設立外圍組織，務求最大程度影響基層，尤其是移民和勞工社會，左右港英政府施政，並將對方勢力徹底驅逐出去。1956年，右派工會借港府派人卸下公共屋邨徙置區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一事發難，開始在九龍各地設立關卡，攔截交通，打砸左派工會。即使後來港府的報告證明是次暴動並非預謀已久，發起者也是本地的親台黑社會，而非國民黨組織本身，當時的香港警察和駐港英軍依然付出了59人死亡的慘重代價。 香港警察隨即增派人手和資源，提升鎮暴能力。到十年後“六七暴動”（香港左派在文革影響下發動的對抗港英政府的暴動）爆發時，即使左派直接歸屬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擁有更綿密的組織體系，配備遍布於全港各大左校和商場大廈內的“戰地醫院”和“兵工廠”，又將手段從十年前的木棍、竹枝、刀具等“冷兵器”，上升至步槍、菠蘿炸彈，香港警察依然在駐港英軍的配合下成功鎮壓暴動，期間在街頭正面對抗中死亡的示威者更不到20人。 此後數十年，港警一直都是英聯邦國家警務系統學習防暴戰略的模範。 與之相對，內地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才意識到動用荷槍實彈鎮壓群眾運動，唯一的作用只是“恐嚇人民”；但其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實在過高，有必要在“和平談判”和“血腥鎮壓”間找到平衡。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尚處改革開放初期階段，還有賴境外投資和良好國際環境，無法承受“六四”場面一而再再而三出現。隸屬於中央軍委、與一般的中國人民警察不通的準軍事部隊武警部隊，於是被明確為“保衛政權安全”，鎮壓群眾運動的專責暴力機關，時間上比香港晚了30余年。 然而事實上，除了駐紮新疆和西藏的部分部隊，內地大部分武警在過去三十年也鮮有處理大規模群體運動的經驗。反觀香港警察，則接連經歷了2014年以“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主導的“占領運動”；及2016年新年在旺角爆發，由本土派“勇武派”示威者為主構成的“魚蛋革命”。加之香港警察在2014年後大幅度擴充防暴人手，在俗稱O記的“三合會及有組織犯罪調查課”下，加設應對群眾運動的常設部門。 如果要動用同等武力，自北方南下的“大頭兵”在不具備地區經驗的情況下，不見得能比他們的香港同事更成功“止暴制亂”。倘若要動用實彈強力鎮壓，為何中央要在背負“國際壓力”的情況下親自動手，而不委由人均月入數萬元的香港警察“代勞”？ 北京在7月底一度考慮“派兵南下”，可能更多憂慮的是香港警察政治不可靠，而非“能力不足”，更擔心警隊在“民意逆風”下出現嘩變等不可控情況。 香港警察的“再政治化” 然而兩年過去後，事實證明香港警察不會出現“政治不可靠”的情況。 90年代以來，香港警隊因應社會環境日益安定，一度逐步由“準軍事部隊”轉型為“服務化警察”，內部文化中已不強調區分敵我的“鬥爭意識”。雖然自2003年李明逵就任警務處長以來，香港警隊同內地“交流”日益密切，但大多局限於北京對高層的“政治審查”；至於基層交流，則和同期的“青年交流團”一樣，不過是吃喝玩樂走過場；北京最重視的針對暴力機關的“政治教育”，在香港一直缺位。 2014年“暗角七警”事件爆發，在雨傘運動期間，七名警員將示威者拖至旺角暗處私刑毆打，當中打人警員朱經緯等人於2016年先後被定罪，此時掀起警隊內部“團結自保”聲浪，及對泛民主派勢力的反感情緒。但可能這在北京看來，依然只是基於“同袍之情”的義憤，同二戰期間中國山賊土匪自發抗日無異。若未明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香港警察終究是只可以統戰利用，而不可依靠的“白區勢力”。回看習近平2017年訪港時，拜訪八鄉少年警訊會所，面對會面警員提問的那句“這是正式錄用的警察嗎？之前要上警校嗎？”更凸顯彼時中共領導層對港警的不屑。 2019年的7.21元朗事件後，事情開始起了變化。2019年7月21日的遊行集會結束後，百余名疑似有組織、在各鄉村動員的“白衣人”手持武器，在元朗地鐵站無差別襲擊毆打途人，包括老弱婦孺。他們被認為目的是攻擊參與港島遊行歸來的市民。事發在市民日常生活人來人往的地鐵站，全程有新聞媒體直播，對民眾沖擊極大；與此同時，全副武裝的警察則龜縮在警署內，接到大量報警電話但沒有作為，直到事件發生後49分鐘，大量市民遇襲後，才姍姍來遲到現場；後更有警司級官員被拍到同白衣襲擊者勾肩搭背，相談甚歡。 警方可能本計劃透過營造“無警時分”喚回公眾對秩序的依賴，結果此舉反而被公眾認為是對不同政見者的差別執法，體現警隊在需要他們履行職責的特定事件上，無法專業、公正地工作，保護市民。因而此事更將運動推向新高潮，更令警隊此後代替林鄭政府，成為示威主要的針對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就民眾對警察信任度做過追蹤調查。7.21後的一次民調中，對警察信任度為0的受訪者，由22.5%猛增至42.7%；評出“5分及以上”及格分數的比例，也從54%驟降至33%。另外香港民研的電話民調也顯示，約66%受訪者讚成“警方在7.21事件與黑社會合作”的說法，反對的只有23%。 警隊信用徹底破產，數萬名基層警員在日常生活中也迅速被孤立。大部分選擇留守的警隊成員在此番情境下，迫切需要新的價值觀，合理化自身行為。與此同時，隨著香港示威活動日趨激烈，物理上的“敵我區分”也日漸明晰，最終以11月“中大保衛戰”和“理大保衛戰”達到巔峰，自然強化了警隊的“敵我意識”和“鬥爭意識”。 另一方面，當時無牌可打的北京，只能選擇無條件支持警隊這只“槍桿子”，甚至不惜犧牲名義上位階更高的特區官員。7.21事件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在立法會答詢時，為“不及時出警”道歉，其後竟遭到俗稱“散仔會”（基層警員俱樂部）的警察員佐級協會公開逼宮，要求張建宗“若能力不足，退位讓賢對公務員及香港市民均是好事”。隨後張建宗在壓力下被迫放軟態度，也令警隊食髓知味，意識到北京而非特區政府才是其權力基礎，從而更加熱情擁抱“中共刀把子”的新定位。 隨著香港進入國安法新時代，北京並未效仿英國政府，將分管情報與特殊任務的港英警隊“政治部”的人事任命和行動細節直接置於軍情六處，而非當時皇家香港警察的指揮下；而是容許已有的警務處系統成立國安處，從各部門“調兵遣將”接手國安處大部分行動，北京則以“國安公署”名義從宏觀層面指揮行動，提供技術和情報支持。 另一方面，與內地的政治性案件均由國安及國安旗下“國保”專責負責不同，香港警察各部門過去一年都或多或少都參與了“國安執法”。今年6月18日搜查《蘋果日報》大樓的警察大部分來自專職防暴的警察機動部隊；商業罪案調查科也接手“星火”、傑斯眾籌案；即使並非警察體系的海關，也接下order，掃蕩“黃店”阿布泰生活百貨公司。這樣的安排一方面凸顯北京對當下香港警隊的信任，也揭示北京欲進一步全部“政治化”香港警隊的想法。 維穩思維取代執法思維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加強香港警隊的“鬥爭意識”，過去兩年，北京也在技術層面，持續向香港輸出“暴力鎮壓”的方法論。 香港警察歷史上，從來未應對過2019年那麽大規模的鎮壓任務。“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時期，香港警察面對的“勇武派”是占勞動人口比例只有個位數的政治狂熱者；到2014年占領運動時，大致和平的局面又令警隊可按表操課，最後由“配合執達吏執行禁制令”這一溫和手段收場。事實上，放眼世界任何一只警隊，都幾乎沒有在不動用致命武力的情況下，鎮壓一群“和勇”合一，又獲得絕大多數市民支持的“暴徒”的經驗。 因此運動初期，警隊在面對示威者的“遊擊戰術”時大多疲於奔命，不僅無法逮捕大部分示威者，反而因警察一再闖入商場，在各處傾倒催淚彈，頻頻嚇煞市民。直到2019年末，鄧炳強接任警務處長後，才在理大一役中取得主動，利用示威者執著於“陣地戰”的特點，使用中共擅長的“圍點打援”戰術。 圍點打援，是指圍住一個城鎮的敵人以之為誘餌，吸引其他地方敵人增援，其真正目的是打增援的敵人、殲滅援敵的戰役目的，在國共內戰時期，中共曾在清風店戰役、豫東戰役等戰場上使用這一方式取勝。 警方圍困香港理工大學內部的示威者，同時逮捕大量前來支援的示威者，合共拘捕1100多人。因而後期街頭運動冷卻，及去年2月本地疫情爆發後，市民遊行頻率和人數也降低。 趁“和理非”退場，警隊也在“鎮暴”上引入新思維：效仿內地用事前防止的“維穩思維”，代替事後處理的“執法思維”。 早在中國互聯網言論氛圍尚不算太封閉的2013年，哈佛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加里金就在其論文《中國網絡審查制度允許批評政府，卻禁止煽動》中稱，中國網絡監管部門不會針對批評政府言論采取行動，但對任何（無論其對於中共來說是正面或負面消息）可能引發集體行動的內容，都會嚴加審核或輔以“輿論引導”。被警惕的“集體行動”不僅包括不同派別的政治聚會，也包括勞工權利、女性和少數群體權利相關事件，更包括全國普遍存在的商業維權事件。 論文中引述例子包括對溫州環保人士陳飛的網絡聲援，陳飛當時發聲支持用於保護當地環境的環保彩票，盡管這一取態是政府支持的，但所有關於他的網貼都被當地網站刪除了，原因有可能是他過去組織過群體性活動；以及江蘇沭陽兒童鉛中毒事件，被刪除網貼討論了天能集團電池廠導致兒童健康狀況受污染，醫院拒絕向受害兒童父母公布檢測報告一事，2011年1月，沭陽村民在電池廠門前要求解釋。論文結論是，網絡審查最嚴格的內容，不是對國家政策的批評或討論，而是可能引發群體聚集的地方性群體表達自己的看法。 而在香港，警方也從2019到2020年初，容許人潮聚集、有“違法”行為才展開鎮壓的策略，轉向“禁止一切可能引發群體行動的萌芽”策略。盡管香港尚未有內地“網格化”的維穩體系，做到掐死一切萌芽，但以今年六四燭光晚會為例，警方為嚇退參與者，不惜公開展示許久未見的水炮車，在全港三條過海隧道同時設置障礙，又出動軍裝警員在維園和銅鑼灣一帶巡邏，截查年輕路人。隨後的6月12日的運動2周年紀念日，即使當日全港未有組織呼籲行動，警方同樣派出超過5000名警力在各旺區巡邏，制造“寒蟬效應”。無論是被認為“大中華”情結濃重的六四，或是更具本土意義的6.12，只要可能引發人潮聚集，便予以嚴防死守。 除應對傳統遊行示威，這樣的經驗也延展至所有可能造成“人潮聚集”的場合。5月29日，醫管局雇員工會內部播放“六四”相關紀錄片，遭電檢處上門警告；有團體計劃在6月12日前夕低調舉辦紀錄片放映會，也提前收到警告信。至於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則因未申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遭勒令關閉。 為避免有組織行為，香港警察也借用內地維穩經驗，重點打擊“號召力人物”，而非“激進言論”，全力將社會個體原子化。 所有可能具備號召力的政治和社會人物，無論其立場和此前行為溫和與否，均被控以重罪，“優先清算”。正如內地在2008年之後，相繼將劉曉波、維吾爾族中央民族大學伊力哈木，乃至許志永等“和理非”送入監獄；在香港，包括楊森、何俊仁等過去被部分年輕人不認同的“溫和派”同樣被打入大牢。今年六四當日清晨，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被捕，她在保釋後又於七一前被再次囚禁；過往言論相對“激烈”的新一代年輕政治組織，例如青年組織“賢學思政”，此前盡管也頻遭當局針對，但影響力未如其他更知名人士的情況下，此前未是本地親建制媒體、建制勢力及警方重點“招呼”的對象，不過亦於七一當日準備開街站前被捕。 具備了鬥爭意識，改良了鬥爭方法，香港警隊終於成為了北京眼中“有能力的愛國者”，未來也勢必成為其他部門和“忠誠廢物”們學習的模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