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照跳，马照跑”、“五十年不变”等承诺言犹在耳，制定“一国两制”政策的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说，“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以及“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 香港人，包括泛民和部分本土派，参政议政的权利、争取民主自由的立场，以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曾一直被中央不情愿地默许；但在2047未过半的途中，却在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民主进程加速转向倒退。过去数十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民主派和异见者，如今不论年龄、背景、身份，逐一身陷囹圄。 在港区《国安法》的诠释下，过去和现在一切反对政权、追求民主的声音，如今被回头算总账。一切都可被定义为“煽动颠覆”，而追溯期未知。 反右，从“百花齐放”到“秋后算账” 上一次中国共产党治下有民主派人士遭大规模清洗，可溯至50年代末。经历“土改”，“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国，在1956年“八大”上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然而在1957年4月，中共决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鼓励党外群众提意见。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 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在“诚恳”邀请下响应号召，向党和政府提建议或表达不满。新闻界大力跟进，高校学子们更“大鸣大放”。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学学生陆续贴出几百张大字报，多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彻底开放禁书等。 后被冠为“三大右派反动理论”的，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设想，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为鼓励鸣放，人大和政协可成立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和肃反中的偏差，鼓励受委屈人士申诉）设想，储安平的“党天下”（党领导国家不等于国家即为党所有）一说。当时，章伯钧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和《光明日报》社长。罗隆基是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储安平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事态于5月15日起改变。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称右派分子借“整风”企图推翻社会主义。为让外界感到右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毛泽东将章伯均和罗隆基硬拉在一起，称右派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大鸣大放”变为“引蛇出洞”。 毛泽东对这一“秋后算账”行为的解释是：“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章伯均看到这篇社论后大呼：“我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 针对有独立思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至少55万人划为“右派”。直到文革后拨乱反正，“右派”才得到改正，极少数人未获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 对反右运动的“反思”，20多年后的1981年中共六中全会决议是这么说的：“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些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实际上，即没有承认“反右”做错，也未予右派赔偿。 群众运动、机会主义和因言获罪 比较中国50年代和香港的现在，两代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命运，不难发现惊人雷同。“反右运动”爆发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中，有中国特有的群众运动模式和中共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学界往往将“反右运动”归责于毛泽东个人性格问题和“阴谋/阳谋论”，如同外界也将中共违背“一国两制”的行为视为现领导人治下的“急转弯”。 学者夫妇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反右运动和延安整风》一文中谈到，经1942延安整风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善于创造一种可将全党思想高度统一的群体意识形态认同模式；首位受难者就是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从鼓励自由发言，到批判对立面，再到整改风气和端正“纪律”，这种带群众运动特色的政治仪式，在1949年后亦屡试不爽，并逐渐扩大为全国的政治运动，为的就是巩固统治和树立权威。在这种层层升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蒙难的，包括土改中丧失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地主、“镇反”运动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中被剥夺财产控制权的“资本家”，镇压铁拳无一落空。知识分子和民主派享受短暂的言论自由后，因批评共产党和政府被一一清算，这不是偶然，而是铲除威胁、控制社会，最终巩固政权的必经之路。 这套被反复用于中国社会的群众运动模式中，还能找到“机会主义”的身影。中共革命过程中，机会主义无处不在。毛泽东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是机会主义的最佳标注。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提的“摸着石头过河”显然是机会主义。有时，政策中的机会主义逻辑迂回到甚至自相矛盾。80年代，时任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表示：“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致最后消灭宗教。” 同样，中央之所以暂时默许反对声音存在，因它终将接受的只限“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善意”的定义会一再缩小，任何指摘终将变为“无端的指责”或“放肆的攻击”。“言论自由”不过是“图穷匕见”前的幻影；时候一到，“温水煮蛙”就会变成“全面管制”。也只有心存侥幸的人才会看不到管制模式中的机会主义。 从“底线思维”看，当权者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其专政地位的挑战，这被视为“敌我矛盾”。2014年8月19日, 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数名立法会议员会面，泛民主派议员梁耀忠问，中央会否允许泛民主派人士参选特首。张晓明回应：“你们能活着，已显出中央的包容。” 梁耀忠的问题与章伯钧“政治设计院”设想中隐含的“联合执政”一样，犯了大忌。 “右派分子”和“反中乱港人士”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发布，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国安法》颁布后，北京提出“爱国者治港”方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2021年2月明确“爱国者”定义，指五类“反中乱港人士”不属“爱国者”： 利用各种手段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央政府。 公开宣扬港独主张。 在国际上“唱衰”中国和香港。 乞求外国对华对港制裁施压、触犯香港国安法。 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宪制秩序。 据夏宝龙划线，有支联会背景的、曾外访批评港府施政的、参与民主派初选的民主派等均排不上“爱国者”行列，不但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可能涉违《国安法》颠覆政权罪，面临牢狱之灾。 早在“爱国者治港”降临香港前，亲北京阵营和喉舌媒体就已为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冠上“祸港四人帮”之名，多次指责黄之锋和罗冠聪等学生代表是乱港青年头目。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一直被描绘为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的“坏分子”，企图将香港变为反华基地，发动“颜色革命”，最终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极少数”和扩大化 “反右”运动中，尽管中央一直强调右派人数极少，但整个运动中，反右还是不可避免地扩大。尤其运动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直接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实际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可能远不止55万。大量被划为右派的，在反右运动后期改划为地主或坏分子。这些人大约就有50万。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110万人，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反右运动共使180万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把右派分子分为五类，包括： 第一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 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 第三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 第四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蜚、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军人物和著名文艺家； 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 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从“反右”到“文革”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的。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罪行轻重作6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劳动和不久后的全国饥荒，大量死亡。受中央点名、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多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余生被监视和软禁。而基层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多悲剧收场。经历反右、文革等整治运动，20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10万余人。 在香港，“反中乱港”人士数量也一直扩大。与右派分子一样，他们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等泛民主派成员和含一些本土派在内的民主人士；被认为亲自由派的商界人士（富商李嘉诚曾被港区人大代表吴秋北批为“曱甴王”）；新闻机构和记者（壹传媒、立场新闻等新闻机构，甚至是香港记协都是攻击目标）；青年学生代表；立场“偏黄”的影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黄秋生、黄耀明、杜汶泽等都被讽为“港独”明星）；学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陈建民、戴耀廷为首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连中学通识科老师都被称作“黑教师”）；专业人士（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攻击为“黑律师”的法律界精英，同样被攻击为“黑护”的医护界人士，还有被视为“食碗面反碗底”的公务员）；宗教界人士（港区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香港浸信会联会前会长罗庆才）；曾参与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不论年龄、资历和背景，只问立场和观点。以至于香港的反对派、异见者和政治犯数量与日俱增，各种打压纷沓而至，几乎达到了“一网打尽”的局面，公民政治和言论空间也随之急速收窄。我们尝试梳理了目前在囚的指标人物，数量已达46人。 其中，包括黎智英和因初选而被捕的民主派等涉违反《国安法》人士均未判先囚。他们几乎无法获得保释机会，哪怕最后可能无罪，也要“先坐为敬”；这与香港原本的《普通法》精神“无罪推定”，是相违背的。而罪名一旦成立，等待他们的是长达十年甚至更漫长的牢狱生涯，将远超以往类似事件所判刑期（2016年农历年初二凌晨旺角大冲突，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暴动和袭警罪成，被判囚6年）。此外，港府不断罗列其他新罪名，包括以“参加未经许可的集结”的罪名，将在2020年参与六四维园集会的黄之锋、岑敖晖、袁嘉蔚与梁凯晴，以及参与8.18和8.31游行的黎智英、何俊仁及李卓人等多人加以刑囚；此前在允许集会自由的香港从未发生过。甚至在今年六四当天清晨，便衣警以“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的理由，在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工作的律师楼下将她逮捕，这被邹幸彤自己称为“预防性拘捕”。 铁窗外的人也不好过。不少民主派人士已背负控罪，不是等待开庭就是在等待宣判。除此之外，港府更要求公职人员依《国安法》宣誓，这令大部分在2019年区议员选举中获胜的民主派区议员断送政治前途，立场“偏黄”的公务员和教师失去工作机会。更毋论因恐惧而噤声、移民甚至流亡的香港人。 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中国，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再也不敢发表反对意见，导致中共进一步专制，毛泽东继而发动“大跃进”，最后引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以史为鉴，谁人也无法乐观。当前肃杀气氛下，香港人未来又将面对怎样的悲惨后果？无人愿意设想。 “你爱国，国爱你吗？” 邓小平过去曾指，香港人必须爱国，但不一定要爱中国共产党。但如今夏宝龙表示，邓小平的“爱国者”标准只是针对“回归前”，质疑“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现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10.1未经批准集结案中，由律师读出他撰写的求情信。信中形容爱国是一场“苦恋”，叹言“你爱国，但国家爱你吗？”，“若爱国等于爱党，那就容易，跟中共走就可，但我选择坚守真相。” 李卓人和他带领的支联会一向被香港本土派视为“大中华”派。和其他泛民成员一样，他们延续了三十多年的民主回归路线，主张温和议政、理性沟通的反对党定位，一向被不少人诟病。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政治空间的不断压缩，民主派元老相继被检控和入狱，这些曾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在野反对派的主要势力的民主派“老人”正式走入历史。不光是“雨伞运动”后遭打压的本土派政治人物，连秉持“建设民主中国”的温和泛民派也被中央抛弃，宣告着香港政坛再也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反对派。如今北京要求的不再是统战和被统战，而是绝对的控制权。 无独有偶，若我们仔细分析当年右派的言论，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包括章伯均在内的右派“大毒草”，在1949年前就以反对国民党独裁、同情共产党和工农阶级闻名。他们在1949年心悦臣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在鸣放中所提出的意见大多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出发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哪怕是这样，仍然不为接受。这些右派分子的遭遇，又何尝不是一场“苦恋”。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来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还是“八大”基本纲领，中共都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正是反右运动改变了中共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判断，左的路线开始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越演越烈。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一发而不可收拾。1966年，毛泽东为打击刘少奇在党内对他形成的挑战，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后世称为“十年浩劫”。 曾被视为国际金融中心，与伦敦和纽约齐名的香港在最新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中，跌出排名，沦为了“地区金融枢纽”。金融发展方向也从国际转为“大湾区”。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及国内经济环境不明朗加剧，当权者的左倾政策回潮，香港的未来陷入未知的漩涡，无论如何，这已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可以控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