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照跳，馬照跑”、“五十年不變”等承諾言猶在耳，制定“一國兩制”政策的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曾說，“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以及“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 香港人，包括泛民和部分本土派，參政議政的權利、爭取民主自由的立場，以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曾一直被中央不情願地默許；但在2047未過半的途中，卻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民主進程加速轉向倒退。過去數十年活躍在公眾視野中的民主派和異見者，如今不論年齡、背景、身份，逐一身陷囹圄。 在港區《國安法》的詮釋下，過去和現在一切反對政權、追求民主的聲音，如今被回頭算總賬。一切都可被定義為“煽動顛覆”，而追溯期未知。 反右，從“百花齊放”到“秋後算賬” 上一次中國共產黨治下有民主派人士遭大規模清洗，可溯至50年代末。經歷“土改”，“三反”、“五反”運動的中國，在1956年“八大”上宣布，“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決”。然而在1957年4月，中共決定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鼓勵黨外群眾提意見。 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 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在“誠懇”邀請下響應號召，向黨和政府提建議或表達不滿。新聞界大力跟進，高校學子們更“大鳴大放”。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學學生陸續貼出幾百張大字報，多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要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徹底開放禁書等。 後被冠為“三大右派反動理論”的，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設想，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為鼓勵鳴放，人大和政協可成立由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其他人士參加的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和肅反中的偏差，鼓勵受委屈人士申訴）設想，儲安平的“黨天下”（黨領導國家不等於國家即為黨所有）一說。當時，章伯鈞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長和《光明日報》社長。羅隆基是中國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儲安平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 事態於5月15日起改變。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稱右派分子借“整風”企圖推翻社會主義。為讓外界感到右派“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毛澤東將章伯均和羅隆基硬拉在一起，稱右派的猖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大鳴大放”變為“引蛇出洞”。 毛澤東對這一“秋後算賬”行為的解釋是：“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章伯均看到這篇社論後大呼：“我這次講話是上了大當。” 針對有獨立思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從此開始。至少55萬人劃為“右派”。直到文革後撥亂反正，“右派”才得到改正，極少數人未獲平反，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 對反右運動的“反思”，20多年後的1981年中共六中全會決議是這麽說的：“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反右派鬥爭被嚴重的擴大化了，把一些人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實際上，即沒有承認“反右”做錯，也未予右派賠償。 群眾運動、機會主義和因言獲罪 比較中國50年代和香港的現在，兩代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命運，不難發現驚人雷同。“反右運動”爆發的歷史原因和背景中，有中國特有的群眾運動模式和中共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學界往往將“反右運動”歸責於毛澤東個人性格問題和“陰謀/陽謀論”，如同外界也將中共違背“一國兩制”的行為視為現領導人治下的“急轉彎”。 學者夫婦金觀濤和劉青峰在《反右運動和延安整風》一文中談到，經1942延安整風洗禮的中國共產黨，善於創造一種可將全黨思想高度統一的群體意識形態認同模式；首位受難者就是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從鼓勵自由發言，到批判對立面，再到整改風氣和端正“紀律”，這種帶群眾運動特色的政治儀式，在1949年後亦屢試不爽，並逐漸擴大為全國的政治運動，為的就是鞏固統治和樹立權威。在這種層層升級的“無產階級革命”中蒙難的，包括土改中喪失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地主、“鎮反”運動鎮壓的“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中被剝奪財產控制權的“資本家”，鎮壓鐵拳無一落空。知識分子和民主派享受短暫的言論自由後，因批評共產黨和政府被一一清算，這不是偶然，而是鏟除威脅、控制社會，最終鞏固政權的必經之路。 這套被反覆用於中國社會的群眾運動模式中，還能找到“機會主義”的身影。中共革命過程中，機會主義無處不在。毛澤東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是機會主義的最佳標注。鄧小平為改革開放提的“摸著石頭過河”顯然是機會主義。有時，政策中的機會主義邏輯迂回到甚至自相矛盾。80年代，時任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冀春光表示：“我們一再強調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加強宗教工作，只是為了爭取信教群眾和逐步限制以致最後消滅宗教。” 同樣，中央之所以暫時默許反對聲音存在，因它終將接受的只限“善意的批評和建議”。“善意”的定義會一再縮小，任何指摘終將變為“無端的指責”或“放肆的攻擊”。“言論自由”不過是“圖窮匕見”前的幻影；時候一到，“溫水煮蛙”就會變成“全面管制”。也只有心存僥幸的人才會看不到管制模式中的機會主義。 從“底線思維”看，當權者最無法忍受的是對其專政地位的挑戰，這被視為“敵我矛盾”。2014年8月19日, 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數名立法會議員會面，泛民主派議員梁耀忠問，中央會否允許泛民主派人士參選特首。張曉明回應：“你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 梁耀忠的問題與章伯鈞“政治設計院”設想中隱含的“聯合執政”一樣，犯了大忌。 “右派分子”和“反中亂港人士”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發布，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國安法》頒布後，北京提出“愛國者治港”方針。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2021年2月明確“愛國者”定義，指五類“反中亂港人士”不屬“愛國者”： 利用各種手段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 公開宣揚港獨主張。 在國際上“唱衰”中國和香港。 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觸犯香港國安法。 挑戰國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 據夏寶龍劃線，有支聯會背景的、曾外訪批評港府施政的、參與民主派初選的民主派等均排不上“愛國者”行列，不但可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更可能涉違《國安法》顛覆政權罪，面臨牢獄之災。 早在“愛國者治港”降臨香港前，親北京陣營和喉舌媒體就已為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何俊仁冠上“禍港四人幫”之名，多次指責黃之鋒和羅冠聰等學生代表是亂港青年頭目。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一直被描繪為與西方反華勢力勾結的“壞分子”，企圖將香港變為反華基地，發動“顏色革命”，最終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極少數”和擴大化 “反右”運動中，盡管中央一直強調右派人數極少，但整個運動中，反右還是不可避免地擴大。尤其運動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直接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實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數可能遠不止55萬。大量被劃為右派的，在反右運動後期改劃為地主或壞分子。這些人大約就有50萬。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統計，各類右派110萬人，加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反右運動共使180萬人成了“人民的敵人”。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把右派分子分為五類，包括： 第一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 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分子； 第三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 第四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蜚、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領軍人物和著名文藝家； 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 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從“反右”到“文革”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斷代的。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罪行輕重作6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勞動和不久後的全國饑荒，大量死亡。受中央點名、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多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余生被監視和軟禁。而基層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多悲劇收場。經歷反右、文革等整治運動，20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10萬余人。 在香港，“反中亂港”人士數量也一直擴大。與右派分子一樣，他們包括民主黨、公民黨等泛民主派成員和含一些本土派在內的民主人士；被認為親自由派的商界人士（富商李嘉誠曾被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批為“曱甴王”）；新聞機構和記者（壹傳媒、立場新聞等新聞機構，甚至是香港記協都是攻擊目標）；青年學生代表；立場“偏黃”的影星、歌星等文藝界人士（黃秋生、黃耀明、杜汶澤等都被諷為“港獨”明星）；學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陳建民、戴耀廷為首的高級知識分子，甚至連中學通識科老師都被稱作“黑教師”）；專業人士（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攻擊為“黑律師”的法律界精英，同樣被攻擊為“黑護”的醫護界人士，還有被視為“食碗面反碗底”的公務員）；宗教界人士（港區天主教榮休主教陳日君、香港浸信會聯會前會長羅慶才）；曾參與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不論年齡、資歷和背景，只問立場和觀點。以至於香港的反對派、異見者和政治犯數量與日俱增，各種打壓紛沓而至，幾乎達到了“一網打盡”的局面，公民政治和言論空間也隨之急速收窄。我們嘗試梳理了目前在囚的指標人物，數量已達46人。 其中，包括黎智英和因初選而被捕的民主派等涉違反《國安法》人士均未判先囚。他們幾乎無法獲得保釋機會，哪怕最後可能無罪，也要“先坐為敬”；這與香港原本的《普通法》精神“無罪推定”，是相違背的。而罪名一旦成立，等待他們的是長達十年甚至更漫長的牢獄生涯，將遠超以往類似事件所判刑期（2016年農歷年初二淩晨旺角大沖突，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暴動和襲警罪成，被判囚6年）。此外，港府不斷羅列其他新罪名，包括以“參加未經許可的集結”的罪名，將在2020年參與六四維園集會的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與梁凱晴，以及參與8.18和8.31遊行的黎智英、何俊仁及李卓人等多人加以刑囚；此前在允許集會自由的香港從未發生過。甚至在今年六四當天清晨，便衣警以“宣傳或公布未經批準集結”的理由，在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工作的律師樓下將她逮捕，這被鄒幸彤自己稱為“預防性拘捕”。 鐵窗外的人也不好過。不少民主派人士已背負控罪，不是等待開庭就是在等待宣判。除此之外，港府更要求公職人員依《國安法》宣誓，這令大部分在2019年區議員選舉中獲勝的民主派區議員斷送政治前途，立場“偏黃”的公務員和教師失去工作機會。更毋論因恐懼而噤聲、移民甚至流亡的香港人。 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中國，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再也不敢發表反對意見，導致中共進一步專制，毛澤東繼而發動“大躍進”，最後引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以史為鑒，誰人也無法樂觀。當前肅殺氣氛下，香港人未來又將面對怎樣的悲慘後果？無人願意設想。 “你愛國，國愛你嗎？” 鄧小平過去曾指，香港人必須愛國，但不一定要愛中國共產黨。但如今夏寶龍表示，鄧小平的“愛國者”標準只是針對“回歸前”，質疑“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現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10.1未經批準集結案中，由律師讀出他撰寫的求情信。信中形容愛國是一場“苦戀”，嘆言“你愛國，但國家愛你嗎？”，“若愛國等於愛黨，那就容易，跟中共走就可，但我選擇堅守真相。” 李卓人和他帶領的支聯會一向被香港本土派視為“大中華”派。和其他泛民成員一樣，他們延續了三十多年的民主回歸路線，主張溫和議政、理性溝通的反對黨定位，一向被不少人詬病。然而遺憾的是，隨著政治空間的不斷壓縮，民主派元老相繼被檢控和入獄，這些曾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中流砥柱、在野反對派的主要勢力的民主派“老人”正式走入歷史。不光是“雨傘運動”後遭打壓的本土派政治人物，連秉持“建設民主中國”的溫和泛民派也被中央拋棄，宣告著香港政壇再也不會有真正意義的反對派。如今北京要求的不再是統戰和被統戰，而是絕對的控制權。 無獨有偶，若我們仔細分析當年右派的言論，會發現他們絕大多數並沒有明確反對共產黨領導和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言論。包括章伯均在內的右派“大毒草”，在1949年前就以反對國民黨獨裁、同情共產黨和工農階級聞名。他們在1949年心悅臣服地接受了馬列主義，在鳴放中所提出的意見大多也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出發點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充其量只是自由主義者，但並不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哪怕是這樣，仍然不為接受。這些右派分子的遭遇，又何嘗不是一場“苦戀”。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來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無論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還是“八大”基本綱領，中共都把現代化建設作為主要任務。正是反右運動改變了中共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判斷，左的路線開始占支配地位，政治運動越演越烈。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一發而不可收拾。1966年，毛澤東為打擊劉少奇在黨內對他形成的挑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後世稱為“十年浩劫”。 曾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倫敦和紐約齊名的香港在最新的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中，跌出排名，淪為了“地區金融樞紐”。金融發展方向也從國際轉為“大灣區”。隨著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以及國內經濟環境不明朗加劇，當權者的左傾政策回潮，香港的未來陷入未知的漩渦，無論如何，這已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可以控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