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深夜，《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一夜之间，贴满五颜六色 post it 的连侬墙从城市里消失。香港街头墙上、路上原先可见的抗争涂鸦、标语，也被新的油漆遮盖。 这只是开头。国安法实施后的一年之间，香港经历了各种层面的“消失”。 因疫情限聚令，香港人首先迎来群众运动的消失，以及公开悼念活动的终结——不论是悼念运动中离世的梁凌杰、周梓乐、陈彦霖，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元朗站击袭事件，还是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警察追打市民事件，人们再无法于公众场所，纪念曾经实实在在发生的社会事件。 从文本中寻溯历史的原貌也变得更加困难。国安法实施至今，香港的政府部门康文署的公共图书馆已经将34本书下架，如政治评论人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资深工程师黎广德的《释放香港》、学者戴耀廷的《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香港民族论》等等。 著名记者林慕莲的著作《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记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是变化莫测的，受到人人追求虚荣及便利的欲望，以及政治命令制造的扭曲所塑形。”她指出，若然无法纪念，再坚实的记忆也彷彿失去集体性、公共性与正当性，人们渐渐走向淡忘，这正是权力期望的方向。 港台编导：失去节目，想我们忘掉历史 接踵而来对记忆的箝制，也体现在政府对媒体的监控。香港首家广播机构香港电台的“消失”是它的躯壳还存在，但很多备受欢迎的时事节目，于2021年五月开始纷纷下架，皇牌清谈节目《五夜讲场》、《视点31》、《日常八点半》已停播。据港台官方所述，管理层推出新政策，港台节目播出后一年，就会在港台YouTube频道下架。这意味着，很多关于2019年社会事件的报导，在网上世界不复存在；很多集体记忆于一夜间，不见天日。 港台编导Wing（化名）对于5月3日下午四时发生的事永志难忘，历历在目。 那一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编导、制作的节目，一个接一个地在YouTube频道被港台当局删掉。“影片要下架，根本是一个政治决定。”Wing激动悲勋地道。她形容，港台官方说官网只提供过往12个月的节目重温，此政策只是跟随网页做法，“但YouTube根本不会导致爆Server（服务器过载），摆上网让更多人观看，根本没有成本”。 那天，她和众多同事开了一个通讯群组，讨论如何分工与公司比快下载影片，救回记忆。她记得自己在座位上为节目备份，一边下载一些选举论坛的节目，一边泪流披面：“那些节目是我们的心血，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惩罚我们？” 她举例，例如2016年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新界东补选一集的选举论坛要下架，使她印象非常深刻：“以前觉得这些影片很普通，但是现在，政权好像要消灭他在网上的痕迹、讲过的说话，让大家不知道有这个人出现过，没听过他的理念。” Wing是一名母亲，她认为拥有这个身份，让她尤其感慨：“如果没有了这些报导，如同没有了记忆。当下一代问我2019年发生过什么事，我不能再在网上找到（节目）的资料，只能在床下底找一只硬碟出来，然后好似播禁片般。” 她认同，香港的记忆正在消失。所谓消失，不局限于节目在YouTube下架，还有很多高质量的节目不能制作，或是制作后未能播放。例如其1978年开播至今的招牌节目《铿锵集》被港台管理层勒令，“只可做民生故事”，往年一直制作的六四、7.21专题等等均被否决。 或是拍摄后的节目被抽掉，例如五月下旬另一由1986年开播至今的节目《议事论事》播出后被抽起，怀疑与片尾播出六四长跑片段有关，“红线？现在是成了红海……失去了这些节目，是想我们忘掉了这些历史，因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他们是希望把另一种声音纪录入史册。” 六四见证者麦燕庭：保存真相不足够，我们要对抗遗忘 消除声音的手段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是只发生在香港。 六四至今三十二年，“消除记忆”一直是中国官方过去采取的态度。每年六四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警力戒备森严，以防有人作出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中国的网络公司封锁关键字，让人无法搜寻或帖文关于“六四”。 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的研究，他带领的“微博视野”团队，曾经于2012年起每年6月1日至6月4日，找寻那些因审查而遭删除的微博。该团队从10万个微博帐号，收集到约5万4千条遭删的微博，很多内容在网络上的寿命都不超过半个小时。显而易见的是，“六四”是极为敏感的禁忌，记忆不断被消除，不论在舆论、媒体、网络，都刻意被遗忘、掩盖，形成寒蝉效应。 在内地，若然有人坚持悼念，记忆也就变成了一种罪。例如，陈云飞因与其他维权人士一起去为1989年六四镇压中的死难学生扫墓，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 时至今天，香港悼念六四的维园集会以疫情之名被禁，长燃32年的维园烛光如倏然消失，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于六四前夕被捕，“六四”于香港的公共空间也慢慢成为敏感词。虽然与内地不同的是，网络上仍然可以搜寻或发布有关六四的资讯，但是禁绝所带来的无力感，让香港人无法宣之于口。 六四当年曾于北京采访的香港记者麦燕庭尝试从历史的轨迹，梳理政权的遗忘术。她于1989年时任《新报》副采访主任，4月22日到达北京，直至6月5日。她不但是来采访报导，也成了六四历史的见证人。 6月3日晚上，她和记者同行聚在北京饭店望到长安大街的露台，一边冷静地观察情况，一边打电话报料给公司。“最初见到人走来走去。凌晨前后，听到有人在骂解放军，说‘有人受伤、为何不让救护车进去？’然后，见到有人用大板车将伤者，往王府井大街，向医院送去。”麦燕庭于回忆长河中，轻轻捞回一块一块的碎片。凌晨时分，广场广播不断叫学生离开，她目睹装甲车沿着长安大街长驱直进，往天安门广场进去，形势很紧张。直至四时灯一关，一片漆黑定格于脑海之中。 “大陆有很多新闻封锁的问题，官媒不会报导事实的真相。所以我在北京采访时，经常遇到，现场的市民一听到你是香港记者，就会用生命、用身体保护你，希望你将真相传开。”麦燕庭说。 回港后，她是撰写及出版《人民不会忘记》一书的一份子，十周年、二十周年都翻印；每逢周年纪念，若有学校邀请，她和其他经历过的记者都会参与讲座，述说当年所见所闻。 六四过后，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稳定民心的重要策略。相反地，舆论、媒体、教育等方面都绝口不提六四。对提起六四的人，官方诸多打压，从而移除记忆。例如，天安门广场于六四都不准相关人士进入；“天安门母亲”多年坚持追究六四真相，丁子霖夫妇被剥夺教席，组织人士屡次被跟踪监视，限制外出，甚至遭到软禁。 她形容，官方媒体的操作，是留意中宣部的指示，从而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作事先审批的过程，所以基本上不会谈论六四。麦燕庭也观察到，民间主要用隐敝的方式掩盖六四，不但是封闭有关1989年4月至6月的事，而且对于“64”这组数字，也用机器隐敝，即使不是谈历史事件，也会出现一些怪异的空洞，让人摸不着头绪。她举例，你翻开一本1990年代的小说，字里行间总有些位置被隐敝、“打了星星”。“你从上文下理推敲才知，那组是89、那组是64。” 其后，文字人为免书本、文书被抽起，也会自我审查，刻意不提这组数字，由“他禁”慢慢发展至“自禁”。 一些书籍，如披露六四期间中国政府会议文件的《中国六四真相》、《中共太子党》等等，慢慢被禁止于国内通行，成为禁书。要掩盖六四真相，基本上是国家机器全开，配合舆论、民间，从而封锁消息及资讯，以年继的行为，达至消音的效果，就这样一代接一代的大陆人，无法接收六四事件的真相。 麦燕庭记得，对于在香港清洗六四的回忆，回归初期仍然是使用比较怀柔手段，“例如约（传媒）老总饮茶，说得很客气，说一些文章和国情不符合，但没有说定怎样改；或者公开讲，相阻吓，但并没有说罚则”。 去到近年，政权却是转了较为高压及阻吓的模式，如2020年多位前区议员及民主派人士参与维园悼念，事后被控煽惑他人参与、举行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刑4至10个月不等，今年更是禁绝维园烛光集会，公开悼念不获允许，维园无法再烛光如海，麦燕庭说，用此角度看来，记忆的清洗某程度上越来越接近内地。 过去一年，香港的防火墙逐渐卸下，国安处引用《国安法》，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一些网站，如《香港编年史》、或是6月才禁绝的《香港约章2021》，虽然与六四无直接关系，矛头并不是六四事件，但也能找出一些端伪，记忆将会如何消失，日后如何被掌控及清洗。 她指出，政权消除记忆的手段，她所总结的是这样： 一，先是官方和民间评价不一样。例如，新华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将八九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而党的行动是捍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利益”。与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作比较，麦燕庭留意到，政权使用的板斧、说的论调，有相似的地方：“（反修例事件）说参加者被外国势力入侵、摆布，像六四时说学生是参与一场‘反革命暴乱’，那种官方刻意宣传去扭曲记忆，是很类似的手法。” 二，惩罚会出现。当你牢牢记住六四，就会受到惩罚，“天安门母亲”便是一例，香港对支联会与民主派纪念六四的清洗是另一例。 麦燕庭指出，若要记住一件事，将之转化成集体回忆、成为仪式，是有提醒（reminder）作用。 她认为，这也是对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启示。“官方总会不断自圆其说。但是我们要尽力记低，保存原材料，用什么方式也不要紧，适当时候出一些有系统的纪录。” “我们本来没有想过对抗遗忘的。我们开初想得简单，只是想保存真相。谁知政权不断想忘记、篡改历史，才慢慢成了一场对抗遗忘的抗争。” “本土青年意志”办回顾活动：没有记忆，便没有香港人身份 记忆，虽然被意图漂白、日渐褪色，却还是有人急着抢救。 今年六月是反修例运动的两周年，政府将反对与纪念的声音，遏止于萌芽时，很多人都被迫噤声。“本土青年意志”21岁的召集人罗子维却是异类，在深水埗Parallel Space举办了一场义卖回顾活动，四处找来艺术品，让香港人重温反修例运动所经历的种种事情。 罗子维观察到，不只重要日子的记忆正在消失，而是政权意图将2019年整年删除抹去。他形容，政权正在竭力篡改记忆 。所以他们不但以时序展出记忆，也努力展示被篡改的记忆，例如时序中有因为721查册被判有罪的蔡玉玲；例如国家安全日的内容如何从教育入手改变记忆，警惕人们记忆变化的处境；“传承记忆是很难的事，”他摸一摸后脑，如是说。 “不过，幸好的是，记忆除了是facts之外，也是一连串的情感。”他们特地在活动中，设了一个“声音导航”的装置，提供一条soundtrack，将主播报新闻、7月1日梁继平进入立法会的演讲词、7月21日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蓝于元朗站採访的直播声带等等，让人们现场收听。罗子维说，他们期望用声音，勾起大家对记忆本能的情感。 罗子维在大学读政治，喜欢comparative politics，他怕记忆渐渐模糊，令一代人失去了香港人身份的共同体意识，“老土点说，真的是生于斯，长于斯，命运选择了我做香港人，我才这么着紧记忆和共同体”。 如今举办如此活动，或要承受国安法下的法律风险。但罗子维一直记得，抗争者梁凌杰于2019年6月15日在金钟太古广场天台一跃而下轻生后，他忍着泪水，去了跑步，在家附近沿着河道跑了十多公里，汗流全身，恍如将一切悲伤都化作汗珠，蒸发出来。他回家后，洗过澡，便立即挥笔写了一份文宣，翌日到街上派发。 那份文宣，罗子维今次把它放到展览中的以物易物活动。这个活动是，鼓励参观者带一件与运动相关的物品，便能换走另一陌生人的物品，也包括物主的一封信，述说物品的故事。罗子维说，记忆若失去情感、触感，便是没有意义的琐碎片段。“而记忆之所以重要，之所以需要被抢救，是它曾经定义我们的身份，给民主运动中动员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