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5日，香港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香港主辦首次“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開幕禮儀式上，作為國安委事務顧問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向香港中小學教師贈送一批《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書本由身兼國安委主席的特首林鄭月娥代為接收。這被稱為“別具意義的贈書儀式”。在活動宣傳網頁上，開宗明義寫道“在《國安法》的保護下，生活必定更勝從前”，以及“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當天的大新聞卻不是此次開幕。有小學生在國安教育日參觀警察學校，在模擬的港鐵車廂手持仿制機槍與同學嬉戲。其中一張學童用仿制槍指向同學頭部的照片，登上當天香港及海外媒體頭版，因這場面仿佛重演2019年8.31太子站襲擊事件。一時間，人心震蕩，社會再添對香港教育前途的擔憂。 有觀點認為，中央政府對香港教育大刀闊斧的改革，恐怕要以“單向信息輸出”代替“獨立思辨”。香港政府新聞網早前發表文章，表示要多重進路，支援學校開展國安教育。國安教育尚未全面展開，社會已在一連串震撼教育下，體驗國家機器威力。本以自由著稱的城市，將逐步體驗個人與國家的距離可以有多近。 新課程“CSD” 於香港一公立中學任教的子健，一年多來如芒在背。他教的通識科，自反送中運動爆發成為眾矢之的。親中派、建制派甚至中國官媒及喉舌，將社運爆發歸咎於通識科，認為現行教育令香港學生變得激進。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闖入並短暫占領立法會。前特首董建華隨即為通識科判下“死刑”，認為他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完全失敗”，間接導致大批年輕人反對政府。2020《香港國安法》立法後，特區政府加緊改革教育系統。2021年3月教育局宣布：高中的通識科，新學年將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並由中四級（相當於初中四年級）起推行。 這讓子健非常無奈。課程改革倉促，咨詢期僅幾個月。開學在即，他手上只有課程大綱，無具體內容；哀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又怕不小心觸碰無所不在的“政治紅線”。教育局指，正與考評局編訂“課程及評估指引”，又承諾提供教材；今年9月，教師會先教“‘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課題，現有資源豐富，有信心教師能安排處理。但這不能釋疑。根據教協早前調查，前線教師對修訂存在不少質疑，逾八成認為局方咨詢無法反映前線教師意見，亦有逾八成教師表示無充分時間準備落實新課程，八成通識教師反對大幅刪改課程內容及課時。 相比原有的通識科，“公民及社會發展科”課內容、課時都大幅縮水。新課程以“一國兩制”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為核心內容。約150個課時中，學生要學習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包括“總體國家安全觀”、《港區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系。課程亦涵蓋國家的象征（國旗、國徽、國歌）和《基本法》附件三的相關規定，及香港在國家支持下，與內地互補互助的關系。課程更會提供內地學習機會。課程雖仍屬必修必考，但不再設原有通識課的考核方式“校本評核”，即鼓勵思辨的獨立專題探究（IES）；評核等級亦由七級簡化為“達標”與“不達標”。 子健上課本常援用課外資訊，將時事帶入課堂，讓學生們從正反兩方展開討論。這是培訓思辨能力的方式，如今IES被取消，只要求合格，他擔憂學生再不能在課堂學會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他和同事私下把新課程簡稱為“CSD”，是“公社科”（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的縮寫，更是分管羈押疑犯和囚犯的紀律部隊“懲教署”（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的縮寫。“當學校成為思想的監獄，我的學生就是囚犯。” “從未想過critical thinking會是一種罪。”子健大學畢業，拿到通識教育雙學位。修讀該專業，純因教師是份穩定工作，未料學科蒙受巨變。入行近八年，目睹香港從“反國教”運動走到“雨傘革命”，轟轟烈烈“反送中運動”，他認為心態已大不相同：“總想為學生留下些什麽。” 然而如今社會氣氛，恐不是大展拳腳的時刻。“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子健學校響應教育局號召，舉辦升旗儀式。子健被要求上交詳細授課計劃，供校方審閱。他意識到，他和學生一樣，成了“CSD”囚徒。 “紅旗下的蛋” Amy任教於私立教會學校。她曾自認生活平靜，沒什麽變化。“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天，校長只在校園貼幾張海報，就算完成任務。她認為自己教的歷史科不是風暴中心，不會惹麻煩。她私下甚至覺得課程改革是好事。 通識科2009年創立前已飽受爭議。有人認為通識科（Liberal Studies）內容包羅萬象、難以評分；有人預言通識科最後一定“通通唔識”，“學無專長，深度不足”。有家長2005年質疑時任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範椒芬，表示通識教育科只會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如今，“公社科”的學術要求大大降低，學生不需大量做題，減輕不少負擔。 但學校氛圍顯然變了。下學期還未結束，已有近40名學生退學，比往年高約三分之一。教協最新調查發現，約40間資助中小學稱本學年有多於20人退學，主因移民或海外升學，有4間學校更流失逾50名學生。作為教師，Amy承認情況相當罕見；作為四歲孩子的母親，她又不解，分不清這是恒常的學生流失，還是生成中的退學暗湧。 Amy和丈夫盧江對香港目前的教育有截然不同的見解。盧江在內地出生，中學後來港。他對中國現行的“愛國主義教育”一直反對，對香港的教育改革充滿警惕。 “愛國主義教育”發軔於1994年。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改革勢頭，政治改革在民間獲得一定支持，“全盤西化論”甚囂塵上。89年六四事件後，為抵擋西方思潮影響，杜絕學潮甚至“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題宣傳活動，並著力制度化。以往大力宣傳的“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開始被國家民族主義代替。江澤民在六四後一年，為紀念“五四運動”發表演說，指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奠定“愛國主義”的基調。 照94年頒布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愛國主義教育以青少年為重點，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主要內容涵蓋中華民族悠久歷史、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黨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國防安全和國家安全、民族團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等方面。綱要特別提出，要提倡有助於培養對國旗、國歌、國徽崇敬感的必要禮儀。2019年的《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在前者基礎上，增加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論述，將“新時代”、“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覆興”等習近平思想融入綱要中。 江澤民提倡的這場實行超30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政治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發起的“三反”、“五反”甚至“文化大革命”一樣，每場社會運動的背後，國家強制是基礎，主義（例如愛國教育）是表現，政治控制是目的。 為社會運動中改造身份認同，官方需反覆地建立和舉行某種政治儀式。“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這種政治儀式與洗腦教育緊緊結合。洗腦，指透過外部壓力，有意圖或強制性向被操縱者灌輸思想，來符合操縱者意願的一連串手法與過程。 總結多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可包括： 從小開始（越早越好）； 單線灌輸（由上至下、專門編纂、統一敘述的教材）； 建立權威（愛國情操的至高無上、黨的領導地位、“有國先有家”）； 樹立外敵（外部勢力賊心不死，企圖顛覆國家）； 否定質疑（個人對國家的絕對服從，國家對真理的極度壟斷）； 資訊管制（中宣部、廣電局、網絡防火墻）。 這些原則相互作用下，“愛國主義教育”才進一步社會化、制度化。一旦這種洗腦教育以政治儀式方式徹底確立和實施，整個社會仿佛變為密室。 “總結起來就是一句，我們是‘紅旗下的蛋’。”盧江引用搖滾歌手崔健的歌名，形容愛國主義教育的“無孔不入”。社會每個毛細血管都被動員起來。除學校與家庭，新聞出版業、電影文娛、歷史古跡、博物館、文化館都要響應號召。從中央到地方，每個政府、部委、團體都要參與其中。學校更被視為貫徹方針的重要陣線。為創造愛國主義教育的氣氛，課程內容從校內衍生到課外。 盧江從小學開始繪制黑板報，參加愛國征文、歌唱比賽，宣傳愛國英雄事跡，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些教育形式至今保留發展。自1997年7月至2019年9月，中宣部一共公布四批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數目達473個，包括北京天安門、故宮博物館等地。2021年3月，香港沙頭角也有一塊空地皮掛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招牌，未知具體發展。 “愛國主義教育改變的不僅是你的知識，而是態度。”在年少浸淫下，盧江對愛國主義形成條件反射般的行為模式。“老師教導我們，但凡聽到國歌就要行少先隊禮。因此我在整個小學階段，不論在家里還是街上，只要聽到國歌，就會停下手上的一切，對著歌聲的方向端正地敬禮。我身邊的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愛國被視為做人最重要的品質，國家被稱為“祖國母親”。熱愛一個國家，就要對它絕對忠誠，提防敵對勢力對它的破壞和顛覆。 盧江強調：“這是一種奇怪的受害者心態，也是黨國不分的體現。” 和盧江一樣，中國80後、90後及現在00後和10後，被愛國教育灌輸的敘述基本如一。中華民族被描述成統一、優秀、擁有燦爛傳統文化的民族，但一直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正是在中國共產黨、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和國家才能走向獨立、富強，甚至覆興和崛起。民族、國家、黨派的概念模糊了，愛國和擁護黨的領導被等同。這種集體意志（Collective Will）培育帶來思想壟斷和個人身份重塑，極端集體主義下，個人只允許成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機器運行時，也強化著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還差最後兩步 如今中國正掀起一場愛國主義運動高潮。有意見認為，包括胡錦濤在內的前任領導人都對民族主義情緒有一定警惕，擔心煽動民眾會破壞經濟開放和政局穩定，因此往往願意為“西方思想”留出爭議空間，“愛國主義”成為蹺蹺板般的政治工具；從“反日運動”等民間自發愛國行動爆發再被熄滅的運動軌跡中，可窺探官方對“愛國主義”的微妙心理。而與往屆領導人不同，習近平治下的愛國主義教育更高調和普遍。 連身在香港的盧江都感到不同。他朋友圈里，內地表侄的幼兒園在辦“童心向黨，快樂成長”活動，小朋友要身穿八路軍服或其他民族服飾，獻唱《童心向黨》一曲，祝賀建黨一百周年。盧江表姐說，這套八路軍軍裝是淘寶“爆款”，供不應求，廠家幾乎賣到斷貨。事實上，不只幼兒園，中小學、大專院校都要求組織文藝匯演或主題活動，慶祝黨百歲生日。2019年11月發行的《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愛國主義要求“堅持從娃娃抓起，著眼固本培元、凝心鑄魂”。新華網2019年對100所高校、近2000大學生的問卷結果顯示， 94.31%的受訪大學生“熱愛祖國，具有較為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99.28%的受訪大學生表示，他們因國家進步、國際地位提升感到自豪。 青少年對網絡遊戲、動漫、短片的興趣被利用起來，要“讓愛國主義充盈網絡空間”。“中國共青團”等“愛國”賬號進駐年輕人聚集平台，包括微博、Bilibili和抖音。“愛國”賬號周圍往往聚集一群愛國“網軍”。在一些“辱華”議題上，“網軍”在“愛國大V”帶領下展開輿論攻勢，類似“帝吧出征”、“飯圈女孩出征”的事件屢見不鮮。很難說這些都是官方派的“五毛”，的確有為數不少的中國年輕人自願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就有不少年輕“自幹五”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外網，為祖國搖旗吶喊，大罵香港年輕人是“廢青”和“蟑螂”。 2021年，中國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刪掉學校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內容。盧江擔心，中央政府會從香港抗爭中意識到，香港推行意識形態教育，也必須從娃娃抓起。一旦真理以國家之名被壟斷，任何質疑都是不合時宜的，“共和國不需要會思考的‘蛋’”。 盧江的憂慮很快成真。香港教育局改革通識科後，就國家安全教育公布了指引及課程安排。據《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文件，這至少包括15個學習領域/科目（中文、中史、歷史、地理、生活與社會、科學、科技、常識、音樂、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通識教育、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涵蓋《國家安全教育》共8個範疇，從初小、高小，到初中、高中，四個階段均有不同的課程要求和目的。在“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範疇中，由初小程度，學生需知道《香港國安法》所規範的四項犯罪行為的名稱，“認識保護我們的人”，例如警察、解放軍；至高中則需了解如何構成《香港國安法》規範的四項犯罪行為，及了解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幼兒園則被建議透過故事、角色扮演、圖畫、兒歌、舞蹈等，幫學生認識傳統節日、音樂、藝術，感受國家傳統文化，建立中國人身份，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基礎。 此外，香港學生與他們的內地同齡人一樣，要認識國家象征和代表國家的事物，懂唱國歌和遵守升國旗、奏國歌的禮儀，認識國家版圖和地理特征，明白國土安全、資源安全的重要；認識鴉片戰爭、抗日戰爭、國家改革開放、《基本法》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等重要歷史事件，塑造國民身份，表現對國家和民族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發展的關注 。 整套敘述被教育界批評為“洗腦”教育、“國教2.0”。不少教師認為，框架內容艱澀難懂，難以和學生解釋。畢竟按《框架》所說，國家安全涉及13個領域（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及新型領域安全）。但教育局強調“國家安全”事關重大，因此教師講解時不可看待成一般爭議議題處理，應向學生強調“沒有爭辯或妥協的空間”。 如何理解“國家安全”？香港教聯會黃楚標中學在為期一周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周”上做出詮釋。《大公報》報道，多名學生在活動上表示“有國才有家”。國家、家庭和個人的界限沒有明晰，安全的意義也被詮釋為“社會穩定”和“領土完整”。看似包羅萬象卻又語焉不詳的“國家安全”下，是有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教育”；而這一切，為的是從制度和文化上重塑香港下一代、甚至全社會的身份認同，讓它變得符合北京的政治利益。 對比香港“國家安全教育”和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不難發現其內涵和原則的相似。校園的教育是重要的部分，但個體浸淫其中的整個社會氛圍輿論和資訊的導向更至關重要。 從小開始（越早越好，幼兒園也被列入學習框架中）； 單線灌輸（從單科（通識）的改革到全面引入國安教育框架）； 建立權威（國家安全事關重大、“有國先有家”）； 樹立外敵（“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外部勢力顛覆國家）； 否定質疑（國家安全“沒有爭辯或妥協的空間”）； 資訊管制（公共討論失去討論政治議題的空間）； 從程度比較，“從小開始”、“單線灌輸”、“建立權威”和“樹立外敵”前四點，已借由《香港國安法》實施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基本實現。唯獨“否定質疑”和“資訊管制”，還無法全面操控，完全入侵人際關系，控制個人、家庭和民間社會。在可預期的將來，港人習以為常的資訊自由、引以為傲的公民社會、賴以生存的國際都市地位，又可維系多久？ 還有未來嗎？ 《框架》公布不久，子健上交的授課計劃被校方打了回來。在肅殺政治氣氛下，學校先行“自我審查”，要求子健使用官方敘述、用語，不能加入個人意見，及“未經授權”的引述資料。子健驚覺，不但學生失去獨立思考的自由，教師也失去自主教學的自由。 Amy也開始坐立不安。《框架》觸及了歷史科的授課，初中歷史要求學生從歷史角度理解“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事實，透過鴉片戰爭、戰後英國割占香港實施殖民管治的歷史，讓學生明白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重要。初中的中史科更要求學生認識，秦始皇統一天下時，香港已成中國版圖一部分。這讓Amy深感困惑，畢竟秦始皇時期和如今中國版圖相差甚遠。只在幾個月前，Amy還勸說丈夫，她認為教育局頒布文件都是“政策要求”，香港教育制度始終與國內不同，教育局對學校的控制並非無限。 香港學校大致分三類。一是公立學校，提供免費小學、中學教育，學校須教授教育局指引編排的課程；一類是直資、私立學校，收取學費，由辦學團體設立，可自訂課程、收費及入學要求；還有國際學校，生源包括外籍及本地家庭學生，學費相對高昂，但教學形式自由。Amy認為直資和私立學校不像公立和津貼學校受制於教育局，畢竟學費大部分來自家長，校方理應有一定教學自由和行政獨立。目前直資和私立學校約占所有學校的20%。“更別提還有網絡（資訊）自由和家庭的教育！”當時Amy安慰丈夫。 如今Amy也開始改變教書風格。本喜歡在課堂上講笑話的她，現在會避免與同學說笑。學生也變得謹慎，不願在課堂發表個人看法。她被同行告誡，要謹言慎行，特別要小心被同事甚至學生篤灰（舉報）。教育局最新文件指，局方就“有關社會動亂”議題，共接獲269宗教師專業失德投訴，大致完成調查259宗個案，其中160宗成立。至4月底，局方已取消3名教師的資格，向42名教師發譴責信，向43名教師發出書面警告。文件又指，至4月底，3名教師因參與有關違法行為被定罪，其中一名被取消資格，其余兩名已遭學校解雇。另有6名被起訴教師涉嚴重罪行，已遭停止教學職務。 Amy孩子就讀的幼兒園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收到宣傳貼紙。這成了壓倒她神經的最後一根稻草，“孩子連‘愛國’這兩個字都不認識呢。”Amy計劃轉職，看是否可能去國際學校做文職。她和盧江決定將孩子轉去國際學校，用錢為孩子買有限的自由。 子健不敢想象未來，卻又下不了決心辭職。他最近從中國新聞學到“躺平”一詞，甚是喜歡，奉為“消極抵抗”的圭臬。“我可以照本宣科地教書，我也可以忍受學生在我的課上睡覺。”子健覺得自己教總比交給其他人好，“在安全的時候，我會做出恰當的行為。如果連我都放棄自己的崗位，那國家機器才會真正壟斷香港下一代的語言和思維。” 子健在他屏蔽了大部分同事和朋友的Facebook上，於發帖框寫下前港督葛量洪1948年的發言：“There are those, and to my mind they are the most evil, who wish to use schools as a means of propaganda and poison the minds of their young pupils with their particular political dogma or creed of the most undesirable kind.” 沈思片刻後，他把這行字一個個刪去，只剩空白的手機屏幕，深夜發出熒熒白光。 （按受訪者要求，子健、Amy和盧江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