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频对女权之声办公室最后的记忆停在临行前跟王曼的对话。这是一间只有三十平米的客厅，坐落在北京柳芳站新天第大厦。当时的王曼打算重回女权行动派，参与妇女节的女权志愿活动，吕频听后很高兴，鼓励她这样做。几天后，吕频和几位朋友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落地第二天，五名女权行动者在中国被捕，王曼就在其中。这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女权五姐妹案。 37天后，五姐妹被释放，吕频却暂留美国，这一留，便是六年，直至今日。 这些年，吕频常被问起，为什么想留美。吕频说这不是个“决定”，因为没别的选择。女权之声是中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女权自媒体。吕频作为其创始人和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导师，早就预感自己会是为此案“负责”的人。随后一系列信号——问讯边缘人物，闯进在北京的家，都逐渐印证了这个猜测。 五姐妹获释后，吕频收到郑楚然的语音信息, “你千万不要回来”。 流亡在美国，为维系合法身份，吕频这些年周转于访问学者、学生签证。49岁的她现读博士一年级，独居纽约州，生活窘迫。 她失望地认为五姐妹案会使中国女权运动就此消亡，而三年后女权之声被封又给吕频致命打击。她早已察觉到中国女权运动海外土壤的存在，但失去一切后，她犹豫了，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精力、勇气，像创立女权之声一样，在美国再创事业。 要让外界知道中国青年运动遭遇了什么——这成了最终坚定她的理由。这股逆抗力支撑吕频投身演讲、筹备女权工作坊和培育海外社群。 五姐妹被释放后，案件渐淡出公众视野。但行动派的麻烦未就此终止，她们就职的公益机构相继倒闭，个人遭警察连番骚扰、遭父母施压。不久，她们中的一些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出走海外。 回头看，吕频的滞留成了青年女权行动派出走的前奏，随后她们被迫或主动离开中国，但并未就此沉寂。奔走呼吁、传递经验，她们借风而行，拉开中国女权在海外运动的帷幕。 示范动作 李婷婷2017年去英国读硕前，立下三个目标。回头看，两个实现了：在英建立中国女权社团、发表更多演讲保持世界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关注。但她也因这些花了太多精力，写书的想法并未成型。 她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李麦子。作为女权五姐妹之一，她恢复自由后，常获邀去世界各地演讲。来英国读硕第二周，她搭火车到伦敦，召集半年前在英演讲认识的十几个伙伴，多是中国留学生，对他们说：“我宣布今天VaChina（Vagina China） 就成立了，你们都是cofounders。” 各地中国女权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选用演话剧在当地打开中国女权海外的大门。社团第一年，VaChina 只做一件事——把话剧《阴道之道》带到英国。剧本由北京BCome志愿小组改编自美国话剧《阴道独白》，原作者伊芙·恩斯勒也曾为五姐妹发声。当年，不少女权行动派参与了话剧改编和演出。相比枯燥的讲座，通过艺术表现做女权公众教育能吸引更多人，“因为没有人喜欢说教”，李麦子说。 一年后，肖美丽也来到英国，协助排演话剧。此时的她，已恢复往日活力与乐观。 此前，被广州警察数次骚扰、强制搬家后，为调整心态，她拿旅游签飞到加拿大，偶然的机会报了语言班。课上老师性别歧视的言论让她决心向校方投诉。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这让她重拾了作为社会中个体的基本安全感——“受到不公，依旧可诉诸正当法律途径”。 社团成立头两年，李麦子、张累累、肖美丽相继到来，“大咖光环”使VaChina名震一时。作为第一年总统筹，李麦子颇有领导力，但内部意见不合时，态度时而强硬。 “女权行动派的主张不是那么容易被人理解的，只有一年时间，我们目标就是演话剧，分歧肯定会一直在那里。”大学起，李麦子就联合西安不同高校组织性教育培训，还参与“带血的新娘”、“占领男厕”等女权标志性行动。多年经验让她能熟练建立一个组织，也让她对一些观点“固执己见”。社团建立之初，大家对定位在“中国留学生”还是“女留学生”有分歧，麦子坚持强调女性话语权，“这件事就得这样搞。”回忆时，她语气仍十分坚定。 比起其他中国留学生，亲历政府对女权运动打压的女权行动派更清楚言论安全和自由的来之不易，也让她们承担着更强的使命感。 “我就是很珍惜自己在国外的这一点时间，能够影响一个是一个。” 一年后，李麦子毕业回京，因经济压力和政治环境，这两年渐淡出行动圈。 2018兴起的米兔运动，令以为女权运动就此消沉的行动者始料未及。缓过神后，她们急切拥抱这场运动，但她们已不再是领袖，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梁小门敏锐发现，网上泛女权社群声势浩大，但线下运动空间却越发紧缩。 一场运动不能只停留在言语，得有行动。 彼时，Jingyao诉刘强东性侵案正被热议。此案刑事诉讼在美被撤销，Jingyao对刘强东、京东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9月在明尼苏达州首次开庭。 当时梁小门已来纽约三年。女权五姐妹事件后，她就职的组织被迫倒闭，警察、家人多方压力中，她决定赴美读法学院。通过组织话剧、妇女大游行、米兔纽约展，梁小门很快在北美建立中国女权主义社群。得知此案庭审，梁小门立刻决定飞到现场支持，她说，作为中国女权主义者，她有义务一定要去现场。 同去的有从华盛顿去的“翠子”（网名），和两位闻讯赶来的当地支持者。四个女生在法院门口举支持Jingyao横幅。横幅用一元美金的桌布制作，提前一晚画好内容，“它并不难，也没那么可怕”。她们拍现场照片上微博，事件关注度暴涨。 梁小门突然意识到，互联网永远不能取代在场行动的冲击力。 “既然大家在国内想要这么做但做不了，那我在国外就一定要做这个示范。”梁小门想让对街头运动天然恐惧的中国留学生知道，这没有那么大风险。 多个战场，全球跑 2021年2月的一个周六，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中国女权运动组织者用Zoom做“华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线上讨论。 “我们想要跨种族，建立一个反对社群歧视的同盟，而不是加深有色群体之间的隔阂。”25岁的梅奇琦是主持人，去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高中赴美读女校，后在大学课堂、社团的经历，帮她建立了女权和性别主义视角。参加纽约米兔展和吕频的女权工作坊后，她很快跟在美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建立联系。 梅奇琦把梁小门当做女权运动组织上的“大姐姐”。二人去年1月因Jingyao案相识，那是第二次庭审，现场支持者从4个增到20多个。梁小门组织各地网民拍照声援，在杭州的梅奇琦希望找到更多人拍合照，借机线下交流。梁小门主动联系梅奇琦，告诉她，虽然这个议题危险系数低，但作为组织者要考虑参与者安全，准备“plan B”。 这场去中心化的运动中，角色界限渐渐模糊。虽然多数新兴海外女权组织者并未意识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但因组织者要承担更高风险，她们之间也更容易惺惺相惜。 梅奇琦是其中的一个。中西方成长背景使她形成跨国族、多重、流动的身份认同，她喜欢分享两边经验。弦子案开庭，她第一反应是“英文媒体中一定要有人知道这件事”，自告奋勇将现场照片配上中英文，发到Instagram和Facebook。 透过参与各种议题，她发现人的共性远大于不同。 “我想要传播一个想法，华人也是可以支持黑人权利运动的，而且支持黑人运动跟华人权益息息相关。”梁小门是“华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行动的发起人、纽约组织者。她住在东岸华人聚集地法拉盛，去年全美支持黑人权利大游行爆发，她一次外出，看人们举着“black Lives Matter”等牌子声势浩大 ，而一旁几个华人小声嘀咕，好奇这群人在抗议什么。梁小门想到微信上充斥着讲黑人“暴徒”打砸抢烧的文章, 却从未解释黑人遭受的压迫、歧视，于是她萌发想法：游说华人店家贴支持黑人运动的海报，“希望在游说的过程中，能传递种族平等的概念。” 梁小门在一个北美女权微信群中提出想法，不少人响应。大家用两三天时间设计海报，写传单，周末开始第一波游说。梅奇琦也在群中，但她犹豫：去中国城游说商家？她第一反应是华裔年轻一代肯定比中国留学生合适。 “但你知道吗？行动派真的是一个很上头的东西。”一年后回忆这件事，梅奇琦眼中还带着兴奋,“你会要想要通过行动，去做，然后去感知。” 带着犹豫，梅奇琦加入了，在其住处曼哈顿开始上门游说。前几轮游说总结成心得，海报电子版也被共享。她发现，比起二代移民，留学生谙熟中国文化，与一代移民更能深入沟通。“如果不是我们，那又是谁呢？”她在朋友圈发出感慨。 活动也在波士顿和温哥华举行。她们为这次运动创立Instagram账号“Chinese for Black Lives”，简介用中英文标明，“我们是一群支持黑人权利运动的华人女权主义者。” 中国女权海外运动中，在地社群尤为重要，不少人是因渴望社群归属感才加入其中。但七七是个例外，她没有国内女权运动经历，也无海外社群支撑，自视是“圈外人”，却对中国女权运动有种难能可贵的使命感。自中国米兔运动开始，她在温哥华“孤军奋战”，开启并坚持助力中国米兔运动在微博上的传播。 在加拿大留学第一年，七七患上抑郁症，体重从80斤增至160斤。周围人对她态度的转变让七七思考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审判和规训。她决定，与国内几个朋友创立社群“Catchup 性别平等姐妹”，倡导性别平权。 2018年1月，罗茜茜举报陈小武事件刚在网上发酵。那时#MeToo运动在国外如火如荼，而国内关注者寥寥无几，话题被微博放在“欧美娱乐圈”。 七七想把#MeToo 引进中国，兴奋地跟国内同伴分享，谁知她们都不看好，认为中国社会没这个空间。带着“不服气”，七七当晚开始研究微博。从借鉴热门话题的运营，到起意、创立口号、标签，设计海报，发前五个帖，七七一晚没合眼，花30多个小时创立后来广为人知的标签“MeToo在中国”。 此后的一周，她全心管理话题。受害人分享经历，她就第一时间转发、截图，生怕下一秒就被删除。 因为时差，她日夜颠倒，几乎没过完整觉。不到十天，“米兔在中国”话题登上微博公益榜前十。七七所在的几个微信女权群开始讨论这个流行的微博话题，她才说了句，“哦，是我在管理那个话题，有什么内容可以发给我。”此后，“七七”的名字渐被熟知。在这场依托网络的运动中，大家心照不宣用网名称呼彼此。 七七常感到疲惫，国外有无数战场，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还要关心国内女权，每个都是分离状态。“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你当然是看到各种不公平，都想站出来打一场。就变成很多个战场，全球跑。” 满场跑的感觉，梅奇琦倒乐在其中。她关注美国种族歧视，也关注中国女权运动。她发现自己对抗的是压迫本身，也通过一次次参与社会运动，寻找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孤独的战士 和满场打擂的人比，吕频显得孤僻与“无知”。她只关注中国女权运动。对美国的社运，她似乎不了解也不好奇。她说，美国社会运动已有太多人参与，相反中国社会运动是脆弱、贫困的，更需关注。 吕频几乎每天跟国内青年行动派聊天。肖美丽开玩笑问吕频，怎么随时说话她都在，好像从不睡觉。吕频说，因为自己很关心国内情况，手机响就忍不住醒来回复。 “身在美国，花很多时间来关心中国的事情，这对在美国的生存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其实，忙碌于不同战场的人，也各有各的孤独和困境。 “中国留学生其实是很孤立无援的。”VaChina组织者之一阿雷雷对屏幕苦笑。英国社会运动多由英国白人发起，华人政治力量一直薄弱，能动员的资源很有限。李麦子离开后，VaChina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共学小组、读书会等。去年特朗普“中国病毒”论一出，引发全球华人抗议。VaChina不少成员揭竿而起，一改温和面貌，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集合，首次发起反歧视华裔游行。她们提前联系其他少数族裔社群，没想到，到场社群带着自己的海报，其实是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 吕频认为，留学生群体是不被、或未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群体，在社会中极边缘，如今她们想利用中国人的身份参与在地社运，用另类方式融入当地，但“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从来不想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这我可以肯定。” 海外女权战场在哪？为谁而战？这是海外女权行动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但为什么我回来呢？是因为在国外太间接了。”李麦子说。肖美丽辗转加拿大、英国，最终也回到中国。她说，在网上虽也能奔赴前线，但对她来说不够。“我怕我迟早会疏离我关心的这片土地。” 留在海外的女权行动者，承受着与土地分离而产生的焦虑。梁小门说，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停留在离开中国的那年。她十分恐惧与中国脱节。这几年，她不断提醒自己跟上国内女权伙伴步伐，时刻关注国内动向，“如果不快一点就要落后了。” 离开中国后，梁小门坦言生活轻松许多。有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不用承担政治风险压力。没有加班，有更多时间投身中国女权。但正因为此，她有种“并不在场做应该做的事的内疚”。 几乎每个认识五姐妹的海外女权主义者，都体验过这种类似于“幸存者内疚”的复杂情感。Nancy Tang在李麦子被捕前认识了她，大家吃火锅聊天、参加工作坊，那个夏天，Nancy Tang在美国学到的女权思想变得完整立体。一年后在美国得知她们被捕，开朗的她陷入“人生中的黑暗时刻”。她至今常思考，她们为什么被抓？明明在做正确的事，却遭受系统性的国家暴力。Nancy Tang当时参与大量文本工作，还在当地女权网站发表她们的故事，但这种“隔岸观火”的羞愧感，苦苦缠绕她几个月。 “不在场”是海外中国女权运动最大的困境。每个国内女权灾难性事件，都无不加剧她们的无力感和羞愧。她们须格外努力，才不觉得自己因声援中国女权而在国际上得来的声誉，是在收割运动中个体承受的痛苦。 “每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中国女权运动需要我，在美国不需要我。” 这些年，中国警察直接、间接地向吕频传递信号。她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地回国，只是那个日子现在还没来。 难以理解的理想主义 “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我放到了Chat Box聊天区。”两个小时的讨论快结束时，梁小门像往常一样留下微信，希望志同道合的人找到自己。2012年到现在，组织活动时她一直遵循这套简单逻辑──“我是谁，想做什么事情，请大家来加我”。 她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但也正因为此，这两年才后知后觉，这把自己也放到了易被攻击的位置。梁小门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危机：泛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但找到有共识的人却越来越难。 去年，北美女权群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导致社群至今一蹶不振。梁小门和吕频卷入这场有关群内成员性骚扰指控的纠纷，遭受大量网络暴力：“梁小门猝死是对中国女权运动最大的贡献”，恶毒言论扑面而来，她的隐私信息也被曝光。她觉得自己被去人性化了：“好像我只要是一个女权主义，一个用实名发声的女权主义者，我就不配得到这样的隐私。” 梁小门对这个社群的信任完全被打破了。这种信任和友谊，她曾在青年女权行动派群体中找到过，离开中国时这成了她最舍不得的，也是她想在北美女权群重获的。可惜比起朝夕相处的并肩作战，建立在互联网中的亲密一触就破。 “女权主义，各有各的用法。”吕频从阶层角度解剖这个问题。留学生阶层的年轻人，生活中几乎拥有一切，他们可以很自我，有人用女权主义追求公平正义，可对这些人而言“女权主义是利己的”。 即使对运动有诸多不满，但中国女权运动先行者仍努力保持在运动中。即使她们知道，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名字已被逐渐遗忘，没人会把她们的街头运动与几年后的政策变化关联起来。 小门每天会都想，“我怎样可以为中国女权运动贡献更多?”这种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责任感，其实是她应对失落的重要手段。“不是女权运动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女权运动。” 歪脑问了每个受访者同一个问题，谁对她的女权思想影响最大？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吕频。在她们的评价中，吕频散发着女巫般的气息，但其实是个特别善良，没有年龄感的人。 吕频也自信承认她是这场运动的战略家。但她认为，置身何处并不重要。多年经验告诉她，这场中国女权运动没有资源，没有人能从其中谋利。这种没有利益仍然坚持的固执，是因为它满足了吕频自己的理想主义——改变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从仕途光明的《中国妇女报》辞职，吕频说她厌倦那种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就像这场女权运动一样，吕频也不知它未来会是什么。唯一能肯定的，是它成功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在今天，公共空间逐渐关闭，人们声音逐渐同质化，女权主义还能发出这样不满的声音，并且越来越大，这就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