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因为和青海蜂农结婚、藏区创业而得到许多宣传的前记者马金瑜在网上公布她婚姻中的家庭暴力真相，产生了太多针对她的质疑：她为什么多年间在公众面前隐瞒和粉饰，维持她的爱情神话和鼓励年轻人为爱情冒险？她是否曾经伪造前夫的藏族身份而炒作自己？她这一次是否又想借公众关注而解脱为创业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呢？甚至，家庭暴力本身可能并不存在，如果相信她曾经生活过的青海地方政府所做的“调查结论”。以及，即使她说的是真的，那也是她自己的错误铸造了一切，从她因“爱情”盲目而不顾巨大的阶级和文化差异而匆忙“下嫁”，到没有更早离开婚姻反而先后生下三个孩子。 质疑和指责好像无穷，而且来自全方位：贴爱国标签带节奏的网络意见领袖，庸见和注意力都过剩的吃瓜群众，把反女权当成事业的男权自干五，以及一些经常处于愤怒和警惕状态的女权主义者。然而，这样的超大型负面舆论，只是被一次家庭暴力自诉激发，这本身就是令人震惊的。而当负面舆论的规模大到这样的程度，并卷入各种立场的人——甚至包括政府，当事人的自辩注定是无力的，既不能说服反对者，还会制造出新的攻击点。不过，马金瑜幸运地有那个南方系的媒体精英圈子，利用他们各人自带的资源公开或私下地支持她，所以我预测她个人一定能度过困厄。 马金瑜事件于我，一个围观者，是一种间接的创伤性体验。我无法接受大众对暴力受害者如此公然残酷，前提是这么多年在家庭暴力这个领域中工作的经验让我能判断她的受暴经历当然是真的。一些想替马金瑜辩护的作者，不断重申，她确实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但她确实是一个受害者，可是这样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应，好像重点还是在“不完美”，而“不完美”就是有错，就是要被责备。 2019年4月，一些朋友在微博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话题，回应大众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唤起成千上万的女性发帖讲述那些早已被咽到肚子里的黑暗故事，其中很多都这样开头：“这是我第一次讲出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看这个话题下的几万个帖子，虽然从来没有能看完。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去做那些第一次发声的女性的读者，也无限感激她们所做的这样一种意识提升的教育——她们相连地展现了女性日常生存中的残酷，暴力并非偶然或者特异，而是无所不在，从无法摆脱的原生家庭到无意登上的一辆公共汽车，一次面试，一次相亲……它是无数女性过往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并且也框定了她们对未来的想象，这种想象中不可能没有羞耻和恐惧。在一个暴力被允许无所不在的环境里，讨论受害者如何不完美本身就是暴力性的，不是吗？ 然而我发现这关于“不完美受害者”的女权共识的适用仍然是很不彻底的。2019年12月，当年控告亿万富翁李阳家庭暴力的当事人，美国人Kim Lee陷入一场风波，因为她在微博表示原谅李阳和将永远爱他。尽管Kim同时表示没有人能强求受害者原谅，以及原谅并不意味着容忍家暴和家暴者可以逃脱法律和社会后果，以及就她自己来说“我再也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行为，我也不会再接受暴力行为的任何借口”，她在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所发表的这番言论却让许多许多女权者失望和愤怒。她们认为Kim的转变是对当年的声援者的背叛，是在制造对反家暴事业和其他受害者有害的传播效应。一个在这时候攻击过Kim的人，后来声称自己是基于“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尽管她的这种“零容忍”是通过加入对暴力幸存者的网暴来实行的。 我感到大众对Kim的苛责甚至绑架，且不说误读。Kim其实是一个个体主义者，如她后来所回应的，尽管她可以为伤害了大家的情感而抱歉，但她不会只因被期待就扮演被期待的角色。而那被期待的，不就是一个完美受害者吗？从Kim到马金瑜，其实还有其他一些女性的网络遭遇，让我感到，当下对暴力受害者来说，不管是自己选择站出来，还是无意因种种原因而被大众看见，都意味着置身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很容易被无限审视，过度归咎，并且影响越大，风险越大。而对她们的无尽的指责当中，女权者和反女权者都可能有所贡献，当然角度不同，然而有时候却因后者对前者观点的利用而显得像是一场无人负责的附和，尤其是就当事人所承受的压力而言。 我当然认为这是女权者首先应该反思的现象。以女性维权为使命的社群，有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做到保护求助和发声的女性，甚至有的时候，还调动起对这些人的强大攻击。然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坚持认为，应该首先指认一个被女权运动激发起来的反女权氛围，怎么围困、威胁和迫害着只是刚刚起步的女权社群，然后才是这个社会的毒如何渗透了女权社群，在这个社群里制造出以对受害者的不宽容为表现之一的狭隘和敌意。我并非指那些将矛头指向受害者的人，只因为有女权的身份就可以免责，我只是更看重于警醒，我们的运动从来不能隔离于这个强行毒害的社会结构，而只能作为这个结构的一部分而与之搏斗。 我要讨论反女权作为一种运动的有组织兴起。其起因是女权运动持续增长，令男权社会的两种早期应对策略——忽视和强行扼杀，无法再将之消声。个人的厌女者一直都存在，然而他们的队伍正因与女性的冲突激化而越来越壮大。在这个群体的低端是大量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年轻男性——这并非指他们都属于社会底层或者没有性别特权，而是指他们除了天赋的阶级和性别红利之外尚未拥有等级社会中心的更多资本。在私人领域他们的性欲因女性在恋爱和婚姻中的要价和协商而恼恨挫败，在公共领域他们因女性在教育和就业领域中的上升而倍感竞争压力，并必然归咎于女权主义，并将他们因尚未或不能进入权力核心而多余的精力投入到反女权的语言暴力战。而在群体的顶端，则是那些依附体制而获得“成功”，德不配位却相信女性理应被他们剥削消费的权力把持者，他们是办公室和酒局上的性骚扰黑手，家中的虐待狂，公共舆论中随时大放厥词的名人大亨。至于扮演枢纽角色的，则是大量以操作舆论为业，在政治审查和流量利益之间擅长火中取栗，虽然劣迹斑斑，却越黑越红、越红越黑的网络大号。而这些人有一个奇哉妙哉的共同之处，就是信奉铁拳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是这些人的真相，他们对暴力强权的渴慕与投靠极权统治是浑然一体的，而后者极大地赋权了他们对女权主义的仇恨。事实上，从论证为国家利益要强迫女性生育，到利用“境外敌对势力”的抹黑话术来打击女权，这些人无数次地演绎过他们所主张的男权如何是极权的忠奴。这当然不是他们的一相情愿，因为国家的设定就是要将女性作为顺从的奉献牺牲者纳入到“和谐社会”之中，而将女权主义作为异己的不安定因素从合法序列中排除出去。共青团中央，中国社交媒体上的顶流钦差大臣，在其账号说：“（和中国女权主义不同的）真正的女权主义往往是这样——我能行，我要做，我去做，我担责，我争取权益，我实现自己。”“绵阳网警执法巡查”，一个公安系统放在社交媒体上的前哨狼狗，则这样说：“（女权主义）带动节奏，制造事端，动荡社会秩序，干扰政令实施，为他们背后势力的整体战略提供支持”。这两则言论比各种讲话报告更直露地反映出官方舆论对女性规训和打击的两手。 说这是有组织的反女权运动当然不是指他们有特定的机构，统一指挥，或者明确的分工岗位。然而，他们有对女权主义的共识性的敌意，有一套共享的诋毁性的话语，以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勾连。名人大亨的功能是看似漫不经心地散布歧视性的言论但不太参与网络互动，低端参与者的功能是集体实行暴力性语言轰炸，而扮演关键节点的网络操作者，则负责挖掘炮制释放黑料，制造污名性话题，在每一次反女权行动中设置议程和指挥方向。真正的密切协作在中间那一层，有些人和被指控性侵犯的恋童癖鲍毓明称兄道弟集体作战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各个层级之间的相互贯穿，主要是靠狗哨式的信息传递和动员，例如“女拳”这种抹黑式标签就是已经用滥了的狗哨，凡用“女拳”二字者，必在同一阵线应当援手。 在这里不想例举这些人如何一次次破坏女权倡议，霸凌一个又一个当事人或者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的女权者。更想说的是他们有能力营造一个反女权的暴力狂欢场，供同人抱团以最恶毒和卑劣的方式虚拟噬食对女权主义的仇恨，释放人性之恶，以及反女权的恶意全景监视，让女权者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被窥探，被搜证，随时可能被骚扰、威胁、示众。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在基本面上是因为人多势众——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可动员的潜在厌女者总是比女权者多；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言论公共性的制度性沦丧。新闻专业主义和公共知识分子自2013年以来的漫长失败；愈发严密和广泛的网络审查；以及在这种审查下反而畸形发展起来并被平台支持的流量文化——在不逾和谐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制造纠纷争议是一种获得眼球利益的营销；以及如上所述官方言论的公然反女权站队；直到寻衅滋事罪之类为社会批判者所画的红线，都决定了从事实依据到观点交锋层面，反女权者几乎不用担心被制衡。 战争可能首先是女权者发起的，这并不需要否认。女权主义者早就，曾经，始终都在通过一次次的有针对性的集体攻击来逼迫那些有影响的厌女者，并因此演练和提升了她们的运动。这种在线行动的目标完全不是为了教育和改变对方，而是对抗和压制，所以策略也完全不是说理。不说理的原因是说理无效，而一旦进入对抗和压制的路径，关键只是在于密集人海战术所产生的能量效应，而且在这一路径上也不用在乎言语周全节制。比如围棋手柯洁退网事件就例证了女权者在这一路径上的成功，大快人心。柯洁所屈服的肯定不是女权主义的思想，而是女权者的声势。然而柯洁还是，第一脸皮太薄，第二毕竟还在意网络之外的身份形象，所以一退了之。对脸皮厚，唯恐不红不惮黑红，体制内资源深厚或者反之纯野生在网络上的厌女者，女权者的人海战术就不容易奏效，并且被一步步在口水战的升级中对暴力语言脱敏和习得。 2014年我曾赞美过“直男癌”这个词的发明，说它是让女权主义者在女性遭受了那么多暴力语言之后终于拥有了口头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天回头看，这个词根本不是什么终极必杀技，而只是在两个阵营之间相互对峙的初级阶段。今天厌女者和女权者向对方投掷的暴力语言早已不在那个级别。当然，我绝不认为应该对双方给予同等的道德评价，考虑到男权社会和平台审查对暴力语言的性别双重标准——就后一点，女权者已经对知乎等网络平台为例做了有力的证据收集；以及考虑到女权者的语言暴力化寄托了她们对社会变革的失望，被迫害的极度愤慨，作为一种应激式的反抗。不过，女权者也加入语言暴力化不可避免地导向性别战争的升级乃至进入那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性别对立。 以青年为主题的新一代女权运动能够兴起，是因为这些人做出决定，不再忍耐。她们带着诉诸人生的急迫加入女权主义，却没有资源，没有能力和耐心，更重要的是也基本已经没有可能去寻求社会改良。在这个极权重压的时代，女权是不合时宜的觉醒。女性仅有的武器曾经只有身体，这也是在2012-2015年引领青年女权的女权行动派所实践的：搞街头抗议，剃光头，发裸照。而如今，线下的身体出轨不被允许，线上的身体出轨要被删除，女权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恐惧，甚至更甚，当她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不被国家所欢迎。只有言语，在与审查和算法的周旋之中，还可以上传和流传，甚至还能制造风潮。身体是冻结的，行动是没有能力去想象和追寻的，言语却在与厌女者的战争中越发地激进化并且被许多人当成了仅有和最有力的手段。说这是错误没什么意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状况。何况，在这个暴力语言和丛林法则、强权崇拜一样已然被官方正当化的社会里，怎么能要求女权社群独善其身？ 2020年底因为杨笠的一番言论而产生的“性别对立”大辩论，可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和杨本人是否女权主义者无关，这首先说明了女权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都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了！也说明了它已经踏入极化。看身份标签做判断和立场，只用成见做群体性裁定，不再试图沟通，也不接受中间地带，今天的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极化，中国这场将女权对男权之争变成了女性对男性之争的性别对立只是一隅。双方相互质问着：“到底是谁先制造的性别对立？”前文说战争是女权者先发起的，但作为对几千年的单方面压迫的回应，这种战争当然不是错。在将一切问题归因于男权者之后，我想说的是，性别对立意味着僵局，而僵局只对要求变革一方不利。而且，当女权主义丰富的批判性思辨，如果真的萎缩成一套无限重复、自我强化的攻击性话术，遗憾远不在于审美和思想的贫瘠，而在于伦理性的沦落：在防御和进攻的轮换中，女权主义永远可以无限地用男权的罪错解释和比较自己，然而这就是让男权定义了底线和模式，最终是让女权成为男权的镜像。 我试图由此才开始解释，为什么一些女权者不可避免地将攻击转向了她们的同类。今天这个社群，就如何对待那些长期或者短期的不完美受害者——不及时离婚的，不愿报警的；甚至未曾选择非传统生活方式女性，结婚了生育了给自己的孩子冠了父姓的——已经创立了污名标签和纠缠不休的争议。有些人声称自己攻击的不是女人，而是这些人对男权的拥护和顺从。这种自辩的不诚实只能说明了一点：她们也不能面对自己在攻击同类这一事实，并且意识到这和女权主义是冲突的。上文说到暴力语言对女权者来说是晚近习得的，而一旦习得就很难把持住使用的边界，对内说理，对外打斗，能做到这样的转换不太容易，而且人也不想——多不畅快吖。在对男权者或者男人的战争中，女权者的人海战术并没有什么长期优势，然而如果是针对女人的战争，那些已经被男权摧残过的不完美的女人的战争，那还是可以有胜利感的。即使是PAPI酱那样的名人，她也是落了单的，也没有一整个男权集团护卫。——在这里就看出来，把PAPI酱说得很强大，能删热搜封号是必要的，让集体对她发难更正当。但为什么要转向与同性作战？ 当意识到这个男权社会是如此难以撼动而绝望，思维未免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如果所有的女人都和男权切割，男权不就完蛋了？受暴的马上报警、马上离婚，其他人不结婚、不生育，都和重男轻女的父母断绝关系，那就不会再有持续的暴力和剥削，不是吗？然而父权制不是一粒可以拒服的药丸，而是一个将所有人都吸进去的结构，暴力并非健康肌体上的赘瘤，而是内在于这个结构并弥漫于女性和男性生活的常态。因此用责备受害者作为反男权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前途，而只是一种问责的转嫁——如男权者所一直都在做的那样。 与同性作战，只反映了一些女权者的绝望和浮躁，这其实还是比较善良的一种评价。更严厉的评价是，认同女权主义并不能让人就此涤除她们的缺点，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如果女权主义能被用作一种可活用的话术，如单面的镜子，只用来批评别人和自我正当化。其实，父权制下女人往往有病而且也可能带毒，只是女权主义一般比较讳言这些，为了避免授厌女者以柄；或者过于天真地以为女权主义只聚集真善美的灵魂。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大的女权社群里其实是什么人都有，有投机渔利也不在乎表演爱国的，有溺于特权还COSPLAY社会正义的，有从对他人的操控中寻求存在感的，也有人格残缺寻求发泄的……女权主义的思想没有问题，但它的功能并不包括担保所有自称的女权主义者的人品，有这种期待而失望者，其实也是感伤而软弱了。 在这残酷而纠结的斗争形势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曾经，我以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只要人民足够了解，一定就会支持，今天，我意识到极权政府动员改造民意的力量极大，而我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曾经，我会信任所有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直到我不能再信任她们为止，而现在这已然行不通。比较具体的是，我希望就马金瑜事件再次解说不要责备受害者，但深感讨论是如此困难。我又总是担心性别对立中有官方直接下场，那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不过，这些令人痛苦之事，还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仍有许多人在坚持寻求正义，即使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被迫隐姓埋名，我认为在运动中真正的硬核还是这些行动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