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名为“酷玩实验室”（下简称“酷玩”）的自媒体在微信和微博发布两篇抹黑我和“女权之声”的文章，用夸张语气把我们铺陈进一个所谓“组织跨国卖淫”事件，再信手粘贴些捕风捉影的素材，控诉我和“女权之声”是境外势力、邪教，意在分裂国家。 其文风如初中生对全班告状同桌在升旗仪式偷吃花生米一样，青筋暴起，吼尽世上所有感叹号。尽管文章幼稚，但影响恶劣，我和女权伙伴写很多文章回击也无法消除。“女权之声”不是法律实体，无法成为诉讼主体，所以我本人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酷玩（主体是“北京趣智阿尔法科技有限公司”）。经过漫长拉扯，2020年下旬，广州越秀区法院一审判我败诉。我上诉，二审依然败诉。 实不相瞒，案件从开始就注定会输，因为酷玩的抹黑代表了国家堵塞女权发声的新思路。 我将用三个问题论述这个判断：酷玩和其同盟采用什么话术和操作，达成什么目的？这次抹黑在什么背景下实施？最后，为什么时隔两年，我们还要复盘这件事？ 对手用什么话术和操作抹黑我和“女权之声”？ 文章“爆料”说，一叫“玛丽女王”的人自称女权主义者，介绍中国女生给外国男人当女朋友，收取外国男人报酬，酷玩编排了一个“把中国女生送给外国男人嫖的跨国组织卖淫产业”，并提出了男人看了都兴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女人看不起中国男人，而喜欢外国男人呢？” 它自问自答道：因为很多女权组织背后有西方势力影子，如“女权之声”就收了福特基金会钱；我郑楚然是女权之声的，这群人平时就喜欢攻击政府，有境外势力撑腰，试图分裂国家，支持各种港独台独藏独……最后警告，如放任这些活动，中国就会被西方控制，女人都会被外国男人占有。 第一篇文章阅读量十万加，第二篇尽管只发微博，也有六万多阅读量。大量反女权账号在评论区狂欢，扮演正义之士，平时让人笑话的荒唐话，此时都成了“真相”；他们还把抹黑文扩散、转发到各大平台。 当时，一个反女权微博预言道：法院不会让她们打赢官司的。 所谓“组织跨国卖淫”为什么让他们高潮迭起？性的八卦和丑闻本就市场巨大，易被传播。卖淫、特别是中国女人卖淫给外国男人，更可轻易刺痛男性民族主义者。年轻、具性资源的女性集体，被看作是男性财产，一旦被外国男人“使用”，就像男人家祖宗十八代牌位被泼经血后自然掉落一样耻辱。 酷玩的“卖淫说”，尽管逻辑不通、羞辱女性，但在男性民族主义者看来，仿佛殖民者性侵自己的潜在老婆。他们平常已不停抱怨，中国女人觉得中国男人没钱、没肌肉、配不上自己，不肯下嫁，如今“洋鬼子”占有“我们的女人”就更不可接受。 文章开头将“跨国卖淫”列为女权主义者罪状是成功的安排，我或“女权之声”和这件事有无关系根本不重要，高帽子树起来，批斗就容易了。 接下来，酷玩痛陈我和“女权之声”接受境外资助，支持港独、藏独，分裂国家更是张口就来、特别方便的话术。文中有非常多事实错误，如我不是“女权之声”成员（如果是，我该多么幸运啊），我获的奖项不是“全球百大思想家”，而是“BBC巾帼百名”（编辑是不是太爱国所以看不懂英文啊），而福特基金会其实在中国长年资助各985大学研究项目，酷玩员工“蛋蛋姐”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受资助。 但这些不重要，这些和分裂国家没关系也不重要，他们不用认真构陷，因为已用港独、藏独、台独、境外势力设立了思想禁区。这个禁区只有长期活在国内的人才感受到：加州有人不满特朗普当选要独立、英国脱欧全国翻来覆去掐架，都是公共讨论，但只被我们主流媒体定义成“外国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中”；而对我们来说，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不可质疑的大是大非。 1997年我8岁，问老师香港人看起来过得很好，为什么要回归？老师紧张地说，这样的话你对我说说就好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这样说，你会惹麻烦的。知道吗孩子？ 大部分人并非政治麻木，相反都有畸形的敏锐，意识到有的话可能惹大麻烦。我们一直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术统治大脑，这种话术把西方国家定义为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以此加强国民凝聚力。有的词本来就用来精神污染：“西方”接着“列强”，“国民党”接着“反动派”，“美国”接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我们不会思考西方到底指北美、东欧、澳洲，还是佛教西方极乐；国民党不同派系领导和中国又有什么瓜葛；美国是不是每个人、每只虫都希望在中国插上星条旗；那些基金会NGO到底在做什么……不能想，不得知，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顺从走入隔音房，放弃理解世界和政治。 被驱赶到思想禁区边缘，挣扎是危险又无能为力的。一旦和上述元素扯上关系，我们就成了国家公敌，每个人都可以吐口水、痛骂卖国贼。这种话术用来对付不听话的人，实在方便。 但这些话术还不足以打击女权运动，它必须有人配合。所以我们必须分析酷玩发文前后发生的事。 发文前一周，2018年三八妇女节，“女权之声”微博、微信被封。“女权之声”在中国当代女权运动中，不只单纯传播观点，更是行动组织平台。自2012始我亲历的街头行动，到“米兔”后的民间声援，少不了“女权之声”的协助推动。封号让运动大本营消失了。当时读者做各种努力，如发文章、图片、表情包声援，但很多内容根本发不出去，有时以为自己把截图发在群、朋友圈，但其实只有自己看得见。如今，相信很多微信微博用户对此都已非常熟悉。 随后抹黑文就出现了。国家给了文章优秀的配合，设置了完全不对等的话语权，我们只能看自己和伙伴们被抹黑，无法开口反驳。 酷玩则一直拿着红色通行证，骂美国、骂资本、骂媒体，参与各种红色活动，以新时代爱国青年的身份站在被国家褒扬的位置。放在大清朝，应该可以封个镇殿侯。 还有其他自媒体转发扩大影响，包括“insight视界”，甚至一个广州寿司店旗下营销号“广州日日睇”随意转发，都获得高阅读量。这些平台和一些反女权的个人吹响号角，激活了反女权运动。 一系列事件造成了肉眼可见的女权噤声。2018年3月到4月“微信指数”显示，女权之声被封后，“女权”一词曝光量锐增，符合封号后社群自发声援的状态。但酷玩发布文章后，“女权”曝光量瞬间锐减，之后一直低迷，敢提“女权”的人大幅减少。到这里可以看出，酷玩和其支持者抹黑我和女权之声的真正目的，是打击女权运动。权力封禁我们的平台，禁止我们反驳，再招揽男性民族主义者，直接宣布“女权之声”和郑楚然等女权主义者是不受国家欢迎的。 我们像古代犯人受墨刑一样，脸上刻上刺青，全国都知道我们是国家罪人。本来慢慢敢提“女权”的平台一下向我们关了门，谁敢逆着国家的风？这次抹黑成功了，完全达到了打击女权运动的目的。 这次对女权运动的打击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实施的？ 2018年是中国米兔运动的开端。当时其他社会运动几乎是萎靡的，各领域工作者在频遭打压之下，多转向社区工作，或一些难以破圈到达普通网络用户的抗争。但女权运动一直逆势保持大规模行动力，米兔运动更异军突起，女权主义者在运动里收获了些深受重视的成果。 那时女权主义者基本盘比2015“女权五姐妹案”时扩大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认同几乎是大部分年轻女网友的标配。她们在妇女权利问题上敢说敢骂，在组织下还可能发展成较大规模、有问责力的行动。如2017年超过100人在全国发起反公交性骚扰举牌行动，如罗茜茜开启中国米兔浪潮后，至少94所高校、过万校友和在校生参与了问责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联署。 但任何数量庞大、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都会成为国家维稳隐患被整治。一直以来，作为行动者的我们谨慎不搞“政治反对”，游走在不把问题说破、但又问责国家机器的空隙中。我们不会大唱红歌，但也不希望成为彻底的反对者。女权运动必须是公开运动，无法通过“地下组织”活动，所以我们希望保留灰色地带，保留活力倡导妇女权利。可惜国家要清理维稳障碍，就要把女权运动划到红线外，铲除灰色地带，消灭其活动可能，宣布女权运动和政府的对立。 早在2015年，国家已尝试用“女权五姐妹案”打击女权运动但失败（2015年妇女节前夕，我和另外四位行动者打算做反性骚扰倡议，却被跨省带到北京刑拘，引起全球声援，官方最终放弃对我们五人的刑事处理）。当时，国家应对手段还在铁拳阶段，直接用刑事中断行动者工作，但舆论上没有主动抹黑，只用删帖阻止声援扩大。事实证明，仅堵塞发声行不通，打击女权运动需更成熟聪明，一边铁拳阻止，一边抹黑配合，才能滴水不漏。所以它纵容甚至培植酷玩这样能荒唐、凶狠抹黑异议者的自媒体，作为打手。 另外，中国的反女权力量从来未减弱。一些宣传主力几乎每天都在发反女权内容，知乎的假装客观中立，微博的直接破口大骂。公交反性骚扰行动时，我们很多人就一边被网络暴力、一边被社区逼迁。当时微博还有人公开我的地址，以此恐吓。这些人怎样得到我的地址的？ “看不见的手”有意识培植、纵容了网络黑社会，几年来通过各种社会事件，锻炼了反女权的组织能力。他们圈划讨论禁区，一旦触及则群起攻之，不断扩大精神污染区域：“穆斯林议题”一被抛出，他们马上编排“女权之声”支持穆斯林残害女性的叙事；马蓉王宝强离婚案，他们矛头直指不肯跟风辱骂马蓉的女权主义者，斥为坏女人；《环球时报》更在2017年发文，指吕频之流都是境外势力“伪女权”，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女权。这类文章是一声狗哨，每个反女权者听到都心神领会张口狂吠。一次次锻炼让他们越来越懂得怎样抹黑对手，说什么最有效，每次出击要多少人、用多少小号。所以当酷玩发出文章，他们闻声就来打击我和“女权之声”，乃至整个女权社群。 为什么今天还要复盘这个事件？ 我整理资料写文时，每一个毛孔都是拒绝的，重看酷玩的文章对我来说是又一次折磨，看他们嚣张的用词，我真想报工伤。复盘让人不悦，但我依然有些启发要分享，也许是让我们在艰难中成长的养料。 第一是，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对“拿起法律武器”祛魅了。这之前我也明白司法不公并非新鲜事，但事件发生时，我和很多伙伴还是有“起诉才是给所有人一个交代”的想法，好像不走法律途径就是理亏。受害者常被这种论调绑架，没法专心打舆论战。但上法庭结果又怎样呢？ 我的律师在起诉前说，从证据看是我们稳赢的。开庭时我还有感情地宣读当庭写的个人陈述。我的律师，一个身经百战的男性，都听哭了。 但他大跌眼镜的是，开庭后法院拖了整一年，判我们败诉。理由是，尽管写了我名字、放了我头像，酷玩没有直接骂我郑楚然卖淫和分裂国家，只说了“女权之声”呀；他们骂你邪教时，把你头像挡住了，所以骂的也不是你。把判决书和文章放一起看，感觉简直是在屎中找一颗豆子，来证明这堆屎是食物。 律师感叹，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要判你输，只是用了一年试图找个没那么惹公众反感的方式来判输而已啊。 结合最近败诉的米兔案，我感受到，无论舆论、法律，国家都不会让女权主义者赢。小成功对我们这种希望以鸡蛋击石头、让社会变得更平等温柔的人来说，是鼓励。而我们不能得到鼓励。 从此我明白了，“法律是解决问题的必然手段”是一种迷信，犹如拜神上香。从递交材料开始，案主就会被结构暴力对待，法庭不公是浓缩版的社会不公——来回折腾那么长时间，输了案子还没法挽回尊严，对手狂欢，我们炸号，一点好处都捞不着。我并非说女权主义者不应采用法律手段，而是往后会考虑如何让法律手段成为行动一部分，而非必然路径。 第二个启发是，有人在承受运动的代价，这种代价隐蔽但深刻，不可被遗忘。酷玩文章深夜发布，我睡前读到，次日清晨就上呼吸道感染，物理上真正地不能发声。每次诉讼关键时刻我都有强烈身体反应，加上其他国家暴力造成的个人困境，如我丈夫危志立因帮助劳工维权被囚禁，让我精神一直处于悲愤低沉中。应对酷玩的抹黑非常耗心力，我本可以把心力放在其他工作或休养上。 尽管作为当事人已被现实虐待到哭不出，尽管直到今天抹黑还存在，尽管“女权”二字被封锁的后果可见，但我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明白这次抹黑对行动主义女权是多严重的打击。也有人以为爱惜羽毛就能避免国家把自己推到红线外。可是啊，哪有唇寒齿不亡的道理，除非我们不做坚硬的牙齿罢。 我也看见，还有女权朋友会转发酷玩、insight视界等公号的文章。真应了互联网没有记忆的说法。但被这些打手抹黑的后果，由我和女权之声实打实承担了，到现在还在承担。 所以，我提出动议，现在开始，看到我文字的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这件事，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公众号，记住这些打手的名字。遗忘是一种选择，是主动选择继续伤害受害者。也希望大家看见别人转发时，去提醒对方看见这段对女权运动的迫害史。 最后一个启发，最让我感到力量的，是在这场必然败诉的官司里，尽管我已弱势如砧板上的肉，仍感受到社群一直和我站在一起。声援我们的群里，大家没日没夜讨论方案、创作反击文章，女权伙伴特意去北京酷玩办公室递信，要为“女权之声”和我讨个说法。其他社群来支持，如也曾叱咤的八青年，如流水线旁的女工友。我没有放弃为女权运动正名而努力，社群也尽力给我滋养，这对行动者来说意义非凡，是我在打击中的救命食粮。 而且，我又一次感受到“女权不死”： 上文提及，微信指数显示抹黑文章发出后，“女权”曝光量锐减，但是“性骚扰”一词短暂锐减后，迅速恢复并保持高曝光。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抹黑和打击是无法阻止人们加入女权运动和“米兔”的。2021年的女权主义者和2018相比，又是新一轮风景，每年我们都惊叹“女权社群前所未有地大”，针对性别不公的愤怒力量也刺眼得让人闭眼都无法躲避。 女权不死，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