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与麦子相识是2017年的春天。那时的我是纽约某所文理学院大四学生，正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焦头烂额。论文的题目是《The Many Faces of Us: An Oral History of Modern Feminism in China》，旨在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 3月，麦子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透过朋友搭线，我近似仰望地接触了她，她是著名的女权运动家，是BBC评选的全球100名巾帼女性，而我才刚闯入女权社群，对于女权也一知半解。但麦子热情地同意了我的采访请求，她正好要来我的学校参加活动，我们约好在纽约近郊见面。 当日采访的场景，记忆已经悄悄模糊，我只记得天气微凉，似乎有零星小雨，但麦子却像夏日烈阳一样，赶走了我所有的紧张。麦子有真诚的表达欲，却没有表演欲，她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痕迹累累，却为自己的过往骄傲。 采访完我送麦子去车站，我们并肩走在纽约春日的微雨之中，枝叶在冒芽，我们也充满希望。那天我在微博写下，“当一个女孩走向解放，一个男孩也离自由更近了一步。” 然而不过一年 ，女权之声被永久封禁；女权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遭遇销号禁声；女权社群内部出现明显分歧；而我们成了“拳师”，人人喊打。但也是这几年，中国米兔运动蓬勃发展；女权叙事走入大众视野；不同背景的姐妹兄弟加入女权运动；我们努力争夺话语权，相约骄傲打拳。 这是复杂的四年，这是纠结的四年，这是迷茫的四年。比如此刻，我受歪脑之邀与你们一起回忆四年前的纽约春雨，而肖美丽、侯虹斌和王乐平等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却被一夜销号。这就是女权主义在中文语境的现实 ，有人在不断发声，却也有人不断被噤声。在携手到达自由之前，请一起听听麦子为自由而战的故事吧。 “我没有犯罪，女权无罪。” 李麦子，1989 年生，来自北京的女权主义行动者。作为中文语境最响亮的女权声音之一，她曾面临拘捕和审讯，却持续为女性权益和性少数群体发声。2016 年《外交政策》杂志评选她为全球百大思想家、BBC也提名她为全球100名巾帼女性。 1. 1989年，我出生在北京郊外的延庆山区，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我的奶奶生了四个儿子，而我的其它三个舅舅也都生了儿子，于是我成了家里唯一的女娃。奶奶特别喜欢我，到哪都把我带上，上街抱着我，下地抱着我，她说她和我有缘，因为我们俩是家族里唯一两个左撇子。但那么疼爱我的奶奶，却在我三岁那年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闭塞的山区里，肺结核就是绝症。我的奶奶是中国文化里最典型的传统女子，她为家族奉献了一辈子，被我那个窝里横的爷爷欺负了一辈子，最后却如此匆匆走了。我只记得奶奶对我的疼爱，却一点儿也不记得奶奶长什么样子。 奶奶去世后，我随父母搬去顺义，我们的村子里不通公交车，妈妈只能骑自行车去纺织厂上班，好不容易适应了顺义的生活，七岁那年我却因为户口问题只能回延庆上学。因为我的身份，我的顺义口音，我在延庆成了一个“外地人”，小朋友都不愿意和我玩。我们的学校特别小，一个老师就教所有年级的所有科目，教育质量也可想而知得差。我从小对成绩没什么概念，考了八十分就喜滋滋地回家向父母邀功，但我父亲却十分担心我。 当年他差三分没有考上大学，于是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盼着我成龙成凤，为他在家乡扬眉吐气。于是他努力为我解决户口问题，让我可以早日回顺义读书。但等我终于回了顺义读书，我在顺义又变成了一个“外地人”，他们笑我土，笑我是乡巴佬，于是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变换着地方做着我的“外地人”。 回了顺义，我的学校也不好，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学校没有生源办不下去了，我又只能被迫转学。但很多我的小女朋友可没有我这么幸运，学校办不下去，父母也不愿意劳心劳力为女孩找学校，她们也就不认真读书了，早早上职校，早早入社会，早早嫁人，早早生娃，而我因为父亲争一口气的执拗，孤独地踏上了求学的道路。初中匆匆过去，高中我去了北京顺义第十中学，因为初中时的物理老师太差劲了，我便学了文科。 2. 高中的时候我也没好好读书，就趁着年轻和女孩子们谈恋爱了。我本名叫李婷婷，爸爸给我取了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小淑女，可我没顺他的心，从小就和男孩子一样，大家都说我是假小子。在我的村子里，大家都说我像个男孩一样，而我总觉得这是种表扬，在小村里，做男人总比做女孩强。于是从小学起，我就一直是tomboy打扮，只在二年级前扎过辫子、穿过裙子。当时我就很莫名其妙地对一些女生有了感觉，看到她们就一下子心花怒放，放学用自行车送她们回家。上了初中，我发现自己是拉拉，身边也有朋友是拉拉，她告诉我，拉拉是一种病，她希望我别得一样的病。我一边不想生病，一边又喜欢上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可直到我们上了一所高中，我才和她表白，而她也同意了。 那时候我们除了读书，就是读书，消息特别闭塞，我们俩是在一起了，但我们也特别纠结——完了，我们俩都有病，咋办呢？我还喜欢着她，她却害怕被别人发现她“有病”，于是她和我提了分手。我很伤心，便找另外一个好朋友倾诉，她厌恶地看着我，对我说，“你知道你叫什么吗？你是拉拉！拉拉！” 我受不了这样的指责，便割腕自杀了，没有死成，却落得了满屋子都是血腥味。我最好的俩个朋友，一个恐同，一个和我分手，我绝望了。 我不想当李婷婷了，做李婷婷一点也不好玩，那时偶尔读了一篇关于稻穗的文章，我渴望和稻穗一样又自由又接地气，于是我便给自己改名叫李麦子。我本来就不喜欢婷婷这个名字，我也从来都不想做淑女，我想换个名字，重新开始。我开始努力读书，准备高考，但在高考的时候却被迫滑档，只能去外地读书。2008年夏天，我拖着行李箱，带着李麦子的名字，逃离了北京，在西安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 3. 我上了一所我不想上的学校，学习了一个我不想学习的专业，公众管理，课特别少，我每天也没啥事可以干。而那时，我一个朋友意外怀孕了，她做了流产，我另外一个好朋友认为这件事很羞耻，我告诉她，这又咋了，不就是堕胎吗？一个女人难道没有权力决定她的身体吗？因为这件事，我开始接触性教育和NGO这个概念，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便开始用同伴教育的方式，在大学展开性教育。 那时候学校是一个偏理工科的大学，学风相对严谨保守，但是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以“打游击”的方式开始了我的志愿者生涯。后来，我在大学成立了性教育团队，并且挂靠在学校的心理协会名下，我历尽千辛万苦搞定了曾在妇联任职的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她答应做我们的辅导老师。 2010 年，我厌倦于每天教大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也厌倦于教异性恋如何使用安全套，我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做 LGBTQ 运动。因此，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和另外三个人在一家麦当劳里，成立了“西安 Relax同学社”。那时候，我很年轻，在我看来，只要我敢于尝试，便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接触了网络，开始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我希望可以做一点实事，在同志议题上凸显女权视角，于是在同学社的创建过程中，我希望女权理念是贯穿在我们的工作中的，我也希望女同性恋的身份在运动中被高亮。那时候开始接触 NGO，我参加了很多 NGO 组织的年轻人培力计划，我参加了很多项目，有些项目是一年为周期的，那时候我认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都很有理想，希望大学时能多做一些公益事业。 2011年，在一次培训上，我接触了行为艺术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是因为北京的益仁平中心，他们的培训看上去很简朴，但是内容却让我耳目一新。在那之前的几年，不管是性教育还是女同性恋公众倡导，在我看来都是些公众教育的内容。而他们则是用本土的民间的力量，去敲动政策的改变，并且他们成功地在乙肝议题上取得了突破。 2009年《就业促进法》出台，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消除了制度性障碍。因此，我便对这种运动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2012年，我们开始做第一个行为艺术“受伤的新娘”，那时候，我和韦婷婷（另外一名女权五姐妹）以及肖美丽三个人扮演新娘，在 2 月 14 日情人节这一天上演了行为艺术，并且我们在前门大街以 March 的形式行进了 20 分钟。活动结束后，警察来清场，并且说我们是一群不正经的女人，我真是哭笑不得。但是，活动结束后，我很开心，在街头喊着“打不是亲，骂不是爱，远离暴力好好爱”，“爱不是暴力的借口”等口号，这些口号让人非常舒压，有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非常不喜欢集会游行示威，所以我们那时候内心也怀有小小的恐惧。但是，事实上，保安只是让我们快点儿走，并没有明令禁止我们搞活动。有些时候，界限在哪，真的很难说。第二天，很多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报导了我们的行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女大学生，所以很吸引媒体的眼球，活动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 受到第一次行动的鼓舞，我开始筹备第二次活动：占领男厕所。最开始涌现这个行动的想法是在 2010 年，那时候有香港的朋友提出了占领男厕所和无性别厕所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颖，值得我们尝试。同年的 2 月 19 日，我去广州动员了一批女大学生，和我一起加入了占领男厕所的行动中。不可否认，占领男厕所是我们所有行动里最成功的，因为行动后，各地的厕所政策开始松动，北京，南京，西安和广州都不同程度地出台政策，要扩建女厕。最重要的是，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与住房建设部出台了《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明确规定，厕所比例应为 2:3（男比女），以及人流密集场所要按照性别比增加厕位。 4. 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时，事情却在2015年急转直下。那时候我们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开展一个反对公交性骚扰的街拍活动，而且活动从 2014 年年底就开始招募志愿者，全程在微信讨论，而我们的微信被监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在活动即将举办的前一天，多位志愿者被约谈，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四位女权姐妹遭到警方刑事传唤 24 小时后，被关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国际劳动妇女节，我却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在监狱中度过。 我们五个人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 37 天，并且为了防止我们互相打气、通气，我们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 37 天我被审讯了将近 50 次，而警察似乎也只放了两天假，抱怨接了个专案很辛苦。一开始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的理由是我们涉嫌寻衅滋事，30 天后，看守所预审处向检察院提交资料的时候，我们的罪名被改成了“聚众扰乱公众秩序罪”。著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就是被定性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而被判刑四年，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海淀公安想如法炮制我们的案件。 我这个人心比较大，从我一脚迈进看守所大门开始，我就知道自己要至少在这呆一个月，于是我没有特别多的恐慌，却有一丝丝的激动。在我预审的时候，警察和我介绍，我要去的海淀区看守所一共关押了3000人左右，据说是亚洲最大的看守所，他们告诉我的时候还带着骄傲，我只觉得特别可笑。37天里，我的女同性恋身份，不断被看守所的人攻击。他们说，我一个姑娘家家，和一个男的同住，真不要脸。他们说，我和我女朋友不正常，一男一女做爱才是正常的，你们俩个女人就是恶心。 而我在看守所里，也看尽了人生百态，我在看守所里认识了许多姐妹，而她们的经历更让我坚定了要继续做女权主义运动的决心。和我关系最好的小姑娘，今年刚刚满20岁，她跟我说她是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的，可是毕业后在软件公司里，她的专业技能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计算机行业里，作为女性她只能做一些行政工作，端茶倒水，她觉得在那样的岗位自己的能力天然地被忽视了，不管你多么勤奋好学，无论你基础有多好，你都只是一个女的。于是她辞职了，在前男友的介绍下，开始倒卖信用卡从中获利。她告诉我，那是她很快乐的时光，如果不被抓，她还是会一直做下去，如果她出去，她还是会重操旧业。我陷入了困境，我无法劝她改邪归正，因为一方面我知道她做错了，一方面我又清楚这个社会本就没有给她这样的女性提供多少资源和机会，她的专业技能不能得到重用，她要怎么自力更生，她又怎么能和男性享受同等的权利呢？ 还有一次提审，一个10岁的小男孩，带着手铐进了大厅，警察在旁边说，这个小孩，是强奸进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无法相信我的眼睛。若是这么小的小孩都没有人教育他不要强奸8岁小女孩，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能责怪小女孩没有安全意识呢？这个小男孩这么年轻就被带上了手铐，他的人生又要增加多少苦难？ 甚至在看守所里，都有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有一次我提审回来，恰逢男号放风，回去后，我发现女号却没有放风。后来我发现，周末男号可以放风，女号却不可以。除此之外，据说监狱系统，节假日会为男犯人安排夫妻房，而女犯人不能享受此待遇。难道女性就不需要温存？难道女性就不要性？我认为这是对女性权利赤裸裸的剥夺。 看守所里的一切，更让我重新坚定了女权无罪的决心。我无法忍受在看守所失去自由，（这种）枯燥、浪费光阴的生活，但我知道，我没有犯罪，我需要忍耐、坚持和勇敢。我想写日记，但我不想被人发现我的弱点，于是我开始用英文写日记。但其实在看守所内，写日记的权利是被剥夺的，因为不允许用笔和纸，这本身是在押人员应有的权利，我们却被剥夺了记录的权利。幸好，我的管教民警是一个很好的人，她偷偷塞给了我纸和笔，也多次为我的生活提供便利。 而因为这样的小小的希望，我撑了下来。令人高兴的是，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对我们五个人进行批准逮捕。终于，37 天后，我们被释放了，我收拾了看守所里所有的衣服和被褥，除了一些食物和洗发水留给了号里需要的好室友，剩下的都被我用两个袋子装出来了。当女警员看着我肩上扛着被褥，手里提着脸盆等洗漱用品的时候，她惊呆了：“我从警十多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但是，那时候我的内心只有骄傲，我骄傲自己能带着我在里面的全部家当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看守所有很多门，我出来的时候凌晨十二点，第一道门开了，负责我的两位武警刷了自己的卡，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李婷婷。” 武警：“犯的什么罪？！” “我没有犯罪！”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5. 出狱的那天，父亲来接我了。看守所的门一被打开，迎面就是我爸的一个熊抱，那一刻我心里百感交集，因为我和我父亲的感情并没有那么亲密。我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小见证了父亲对母亲的暴力。那时候我还小，他经常因为一点不愉快，在我面前打我妈，我就跳起来，用苍蝇拍打我爸。我的母亲很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她永远依附于我的父亲。而因为这样种种的隔阂，我很少和父亲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情感。 我抱着我爸对他说，“东西我都要留着！” “行了。”意思是他表示领会了我的意思。男人嘛，总是要表现得一切都在自己控制中。 回到家之后，朋友们跟我细数了过去的一切事情，让我尽快地融入社会。在我被捕之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你在中国做 NGO 工作者，那么就代表着你要冒着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风险，被抓起来。我和我母亲说，我以后可能还是会被抓起来，她知道我的性格和我的执拗，就没有竭力劝我，她希望我改行，做更稳定的工作，但她知道，我是一个运动者，我不会放弃。 出来了，运动更要继续。对我来说，并没有所谓冒险做女权运动，我并不是谁的英雄，反而我认为女权运动中出现权威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我只是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应该做的事，女权不仅仅是政治正确，它还关乎你的生活方式，它为你的生活设立了边界，而你就要用智慧和头脑去生活下去。 是的，拘禁的经历我形容为：“女权主义让你受苦了”，而我也坦然接受了这样的不公正的关押。对于我来说，做一个体制的受害者，不断的诉苦反而让人觉得没有力量，而我则希望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不忽视它，不轻视它，在女权运动这条路上一路走下去。我是女权主义者，也是一名女同性恋，这是我不可分割的双重属性。在看守所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儿，在狱中，我的女性身份和同性恋身份被一直污名化，我更开始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女权主义的事业和同性恋平权的事业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中国对于同一个英文单词 Feminism 有两种不同的翻译，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而我认为，在中国脉络下女性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表达，而且听上去没有那么激进。而我认为，我强调的女权主义是必须强调权利和权力的，而且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回避政治，尤其是我们还活在一个专制整体之下。 可是，当下的中国能谈女权的空间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正如中国的其他权利空间一样，人权律师被打压、民运人士被判刑、以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完败，都表示中国正在经受紧缩公民社会的现实。从前的行动被禁止，到最有影响力的女权另类媒体“女权之声”和其他个人女权帐号被禁封几十天，都体现了中国对女权主义的舆论审查，并不会因为街头行动的停止也停步。而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寻找我们能够掷地有声的空间，就成了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6. 现在我的大半时间，都是在国外介绍中国女权，在国外接触的人权事业，又帮助我反思和继续做我的女权主义运动。而我也打算继续攻读一个法律硕士学位，成为一名人权律师。2017年，我去了英国做讲座，来了美国搞行为艺术，我站在Trump Tower面前，骄傲地举着反对性别歧视的牌子。在我眼中，对于女性的歧视是一个国际性行为。在中国，有人骂我“女权婊”，而在美国，川普也总用“nasty woman”来攻击希拉里。一个强大的女性，在哪里，都会备受争议。 但我不怕，李麦子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很多人劝我留在国外，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国外会安稳很多，但我心里清楚，一个运动者不能离开她的土壤，我要改变的是这里，不是别的地方，去别的国家我永远无法接地气。即使政府没事就会来堵我，即使我走在我的小村里，我的村民也会在背后以莫名其妙的语气评论我，但我知道我无法离开，我也不会离开。 我不是谁的英雄，我只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无罪。我知道可能未来不会越来越好，但我们要努力生存下去，给予女权主义空间生存，我们才能继续成长。或许直到我哪天真的累了，我会停下来，或许在五十岁的时候，我会去做动物保护。动物权利在中国真的太糟糕了，我又是一个猫奴，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