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罗伯特（Churchill Roberts）最近被他所任职的高校要求春季全面恢复面对面授课的200封投诉搞得焦头烂额。面对居高不下的新冠肺炎感染率，作为教师工会申诉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代表反对这一决议的教职员工与学校谈判。但除此之外，有四封投诉特别引起了罗伯特的关注。这些投诉人有极为相似的背景：“华人”、“终身制教授”、 “校外活动”、 “中国”——全部是华人教授投诉学校突然叫停自己多年与中国的合作。 这样的例子不只发生在美国一所高校。2018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参议院听证会中发出警告:“中国正在利用教授、科研人员和学生等（非传统方式）来窃取情报…”此后，联邦调查局动员国立研究院、高校等对其科研人员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国家卫生院（NIH）和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等几所美国最高水平学府中华裔科学家涉嫌盗窃知识产权的案件曝光后，美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管理层终于紧张起来，开始对跟中国合作的科研人员进行调查。 “但学校大多的调查是无根据的,”罗伯特愤愤地说。这四封投诉中，最令他感到不平的是张魏的案子。张魏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交通尾气排放对于全球大气污染的影响。中国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污染源之一，是张魏研究数据的重要来源。近十年来，每年夏天他都会带学生去中国做短期交流访问，之后留在当地收集大气污染的数据。按规定他每年都会向学校上报自己与中国的合作，但他没想到从2019年起自己的校外活动表格突然不予批准，学校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看起来，只有中国教授被单独挑出来。”罗伯特在与学校争论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美国当局对于中国知识产权行窃看似“过激”的反应并非空穴来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十多年来工业飞速的发展有赖于大规模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其一贯的发展方针是“引进、学习、融合”。这种“弯道超车”的中国科技转移模式不仅缺乏自主创新力，还有时以非法的方式进行。 早在奥巴马执政初期，中国黑客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行为就被频繁爆出。奥巴马反复与中国磋商，终于在2015年与中方签订反黑客协议，承诺双方不能为获取商业利益而故意实施黑客攻击。 但美国知识产权被盗并未因此停止,不少美国公司指责中国企业非法盗取美国芯片等高端技术，中国政府强制在华投资的外企与本地企业分享敏感技术。2017年，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的一项报告显示,美国每年因中国盗取知识产权损失最多达到6000亿美金。 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重击，着重审查中国对美投资，特别是对电信、计算机等敏感技术。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从2016年的465亿美元锐减至54亿美元。 自美中签订网络安全协议以来，中国直接的网络黑客行为有所减少，但美国认为野心勃勃的中国并未放弃科技行窃，只是换成“非传统的方式”秘密进行，中国一系列海外人才招聘计划就被列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设立之初：解决中国“人才流失”的治心良药 从去年5月起，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员文爱弥（Emily Weinstein）开始做一样特殊的研究。她把“分散在各处”的中国人才引进计划整合在一个网站上，翻译成英文。“要快，晚了（它们）就会从互联网上消失。” 千人计划就是文爱弥口中被消失的中国人才引进计划之一。在雷发表演讲后的几个月，美国司法部开启了一项针对中国窃取商业秘密、从事经济间谍行为的调查——“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其中特别强调对实验室研究人员、高校等“非传统情报采集者”的调查。很快所有关于“千人计划”的词条在中文网站上被删除。 千人计划于2008年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提出。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下定决心要缩小中国与世界的科研差距，从90年代起逐渐放宽公派和自费留学的限制。虽然中国一直都致力于吸引更多海归，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分析，1998年出国的学生选择回国的不足4成，“人才流失”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块心病。 千人计划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剂良药，它是首个由中共直接提出、耗资巨大、国家级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目的在于吸引海外的创业家和高水平研究人员回国，帮助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科学。申请者需要先拿到中国研究机构或高校的职位才有资格申请，进而得到丰厚的研究津贴。其参与者大部分来自美国，2011年的研究数据显示，68.7%的千人学者有在美国工作的经历。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是最早一批关注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学者。对中国“海归”30年的追踪调查让他对人才引进计划有一套独特完整的观察。崔认为，在2005年前后，中国的科技景象还是一片荒芜，有大量的科技空白。因而，不需要达到世界顶端，研究人员只要能够带回二流科技就足够通过申请。也正因为此，中国人才引进计划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关注。 崔大伟在研究中强调，千人计划设立初衷并不是为了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千人学者中也不乏有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回国发展的科学家。千人学者之一，现任北京脑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饶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为其正言，经历人才流失多年后，中国现有能力招募科学家发展为全人类受益的基础科研，将该项目指控为盗窃知识产权的产物是个大谎言。 “千人计划”精英化，招致美国侧目 李源潮起初希望海外人才能够回到中国全职任教，但事与愿违。崔大伟的研究数据表明只有25%的学者愿意回国全职工作，其余都保留在国外的任职， 在国内做短期“兼职教授”的崔认为，正是“兼职教授”这一选项成了美中知识产权争端的主要矛头。他们成为了中国从美国转移科技的主要通道。 中组部2011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国内科研环境令千人学者担忧，40.1%表明国内做科研“人际关系太复杂”。 “国内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就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在美国从事多年生物医学研究的周雷起初也有回国任教的打算，并于2009年去中国多个高校考察，“金钱是一方面，但想想在国内做‘千人’是什么感觉，是可以呼风唤雨的。” 国内高校的“腐败之风”让周雷感到失望，而他更为困惑的是“兼职教授”时间上的承诺。申请上要求每年至少两个月留在中国。而在美国，周雷所在的医学院要求教职全年12个月在职。扣除每年30天的假期，他也凑不出两个月来。 “怎么想都没办法justify，但同时你看到身边很多人又在做这个事情，不少人觉得管他呢，法不责众。” 这些借“法不责众”壮胆的华人教授开始美中两头跑，拿两份工资。在佛罗里达大学工作了20年周雷观察，以前“拿两份工资”的现象很严重，只是学校过去“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严查。 这种默许，歪脑记者采访发现，是美国高校所采取的的普遍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学术界长久以来有鼓励国际间自由合作的传统，而且教授身兼数职在高校中也并不少见。然而学校这种态度在2018年前后有了很大的转变。周雷透露，他身边认识的参与千人计划的华人教授大都被学校约谈。歪脑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看紧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大部分高校还出台政策细化出口管控条规，严格审查教职工披露的国际合作。 “现在美国会说，上帝呀，这是我们最顶端的科技，要是被带回中国，我们就有麻烦了，”崔大伟形象地说明。随着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科技空洞被填补，海外人才市场准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崔大伟的研究表明近几年来对海外人才带回的技术从“第二流”直升至“世界顶端”的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重点发展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些全部都指向全球最前端科技。美国这才意识到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威胁性与中国的野心，一改对中国科技转移的态度，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其被上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程度。 “中国特色”科技转移升级，“出口”人才陷入美国法律灰色地带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中心首席分析师威廉·汉姆斯（Willam Hannas）在其合著的新书《中国对外国科技的追求：超越间谍行为》（China's Quest for Foreign Technology：Beyond Espionage）中指出，中国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提高本国创新力的方式从1949年就开始出现，其思想内核可追溯至“中体西用”。这种“大规模、有计划的、独特的科技转移模式”并不是秘密，频繁出现在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与新闻媒体中。 而美国对于这种“中国特色”的科技转移也早有警惕。早在1999年美国众议院公布的《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就针对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间谍行为详细调查，其中特别提到，中国正通过其他“非传统方式”如中国学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来非法获取美国军事技术。这份报告在当时美国反响不佳，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评估报告称，其所表达的语言“带有煽动性，有些指控似乎得不到很好的支持”。报告中对于“泄露”美国原子弹机密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间谍罪的指控，最终也撤诉。 但在文爱弥看来，这份报告其实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特色”科技转移模式的升级。此前，中国更多通过直接进口某项产品获取技术 ，但随着美国加强对敏感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中国开始另辟蹊径，在人才引进上花大力气，他们想知道“技术背后的知识”，想了解“如何研制科技”，毕竟“出口限制没办法限制人才（的出口）”。 事实上，科技转移建立初衷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常见的有建立合资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等，而以经济、工业间谍活动等方式来窃取知识产权则为非法。任何介于两者之中的被汉姆斯称为 “法外地带”（extralegal）。他在书中将中国的一系列人才引进计划划分为科技转移的灰色地带。 近年来，随着千人计划名声大噪，不少非华人学者也加入其中。最有名的是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 他曾被认为是诺贝尔得主的热门人选，现被指控就千人计划向联邦调查局作出不实陈述。文爱弥推测，中国正是利用这些奖金丰厚的人才引进计划来引诱美国专家为中国公司或高校工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同时避免出口限制的惩罚，毕竟出口限制难以约束人才、思想的流动。“我们对于美国在学术领域信息的自由交换和流动向来感到自豪，但是看到中国等其他国家在利用我们的开放性而获利，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FBI在其公开文件中也声明，“参加中国海外人才招聘计划是合法的，没有违背任何法律，但是参与的个人必须明白分享信息在美国法律下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 被错抓的“间谍” 和 “沾两边油水”的教授 崔大伟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才引进计划最大的担忧莫过于这些被分享的信息会被中国军方掌握，因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去年1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一次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军民融合”理念会强制中国公司和研究个人分享科技成果给中国军方。 这种尚处于灰色地带的科技转移是否会被归为“经济间谍”的非法行为还很难确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从2009年起，因为“经济间谍罪”被错抓的亚裔学者案例不在少数，也因此引起了华裔社群对政府 “种族定性”的指责与抗议。 1996年，美国通过了《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首次规定“窃取商业机密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财”为刑事犯罪。一份2017年发表的“起诉中国间谍”的分析报告显示，从2009年以来，根据《经济间谍法》被起诉的华裔人数所占的比例是1996年到2008年期间总和的三倍，同时有22%被指控有间谍罪的亚裔最终都没有被定罪。 但近几年来，美国似乎在纠正这一鲁莽行为，对参与千人计划的在美研究人员的指控更加谨慎 。代表24名被调查的中国和美籍华裔科学家的律师彼得·蔡登博格(Peter Zeidenberg)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大多数案件里，检察官把对他们指控的重点转移到没有披露接受中国资助的问题上。 崔大伟对参与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兼职教授有个形象的比喻，“我喜欢叫它沾两边油水（double dipping）”。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关心的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职业间谍，而国立研究机构在意的是研究人员是否用同样的项目申请两边的资金。 针对学术界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但从目前公开的指控中，以“经济间谍罪”被直接指控的不多,大多是以欺诈罪、走私罪或逃税罪被指控。违规的科学家把在美国联邦政府赞助下的研究用于在中国申请专利和研究资金，建立“影子实验室”；同时还包括向美国隐藏在中国的巨额收入等。 但看起来，拜登新政府有意弥补升级版的中国科技转移模式所带来的尴尬局面。2020年美国民主党政策纲领中在关于知识产权问题写道，“美国将联合盟友打击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破坏国际规则的企图。”崔大伟认为美国应首先尽快从法律层面上区分盗窃知识产权和“沾两边油水的行为”。过去几年以“经济间谍罪”被错抓的华人学者案件已经让不少华人知识分子生活在恐惧之中。“目的不是要让华人学者的顾虑升级或吓走中国学生，而是继续保持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即使是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过程中。” 未来：杜绝种族歧视，严防“中国盗窃”，但强大美国自身才是王道 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中国一系列人才招聘计划只是“中国威胁”的冰山一角，但美国被视为“最脆弱” 的一块。2018年11月正值“中国行动计划”开启两周年，在其年度报告中提到，因为学术界长期开放性与自由交流的传统使其最容易受到中国的剥削与利用。中国利用招聘计划鼓励申请者转让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专长，用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而作为交换，这些人才获得丰厚的薪资待遇，拥有盛誉的头衔和订制级的实验室。 特朗普执政期间，将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列上升至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地步。美国司法部将中国经济间谍与与商业秘密盗窃的相关案件作为其第一要务。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在调查大约1000件有关中国科技行窃的案件，几乎每10个小时就会提出一件与中国相关的反间谍案件。 而美国政府使用“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威胁”等命名的词语所引起的种族歧视问题也在美国政学界多有讨论。“贴上‘中国行动计划’这个名字，除了点燃种族主义的火焰外，我觉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文爱弥建议，新任政府应当向前任一样继续重视像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的重大议题，但应该抛弃“中国行动计划”的框架，把精力放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 她还特别提到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新增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职位，美国新政府应当多采用这样实质性的防御措施。但文爱弥认为，这些都属于防御性动作。她认为美国民主党在去年9月起草的《美国领导法案》（American LEADS Acts），通过在未来十年投入3500亿美金，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才是美国新政府发展应该着眼的方向。 “我们想怎么批评中国都可以，但如果我们不注重自身建设，不解决自身的问题，那终有一天我们会被超越。”文爱弥说。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产权大战中，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无辜”的华人学者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轨迹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美国学术界是否还能延续长久以来自由开放的传统，也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做基础研究的发表文章都是公开的，面向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是影响全球的，但现在连收集污染数据都不允许，要关起门来做事，”张魏在屏幕前叹了口气说，“真是失去我们做教授的初衷。” （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张魏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