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小小的安防摄像头，不仅可以随时监控你自己的居所和里头的宠物，也可以窥见美中之间燃起的硝烟。2018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千亿关税；其后三年里，多间中国企业和机构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实体名单，这些企业大多涉及高新科技，当中受到波及的，就包括安防摄像头的生意。 这场贸易战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任期内发生，舆论常常把这场贸易纷争称为“特朗普的贸易战”（Trump’s trade war），因此，特朗普在大选的表现牵动着中国商人的心，“如果还是特朗普当选，我们就必须开始着手在美国生产方案了”，在一家中国安防摄像头公司担任高管职务的车可（化名），告诉歪脑。 那么，在2020年11月3日赢得了第59届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会在就职后结束这场战争吗？ 三年间，销售额锐减九成 车可供职于一间中资背景的科技公司，主打安防摄像头系统及智能家居设备。依托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基地，车可公司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其销售网络遍及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迪拜，但其中美国一地的销售额就占到公司全球销售额的85%，“因此，对公司的销售和发展而言，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及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车可说。 2010年，车可的公司方才创立，就在美国设立了分支机构，2014年，也即在奥巴马任期后期，公司在美业务逐渐走上正轨，2017年在美国的销售额超过了6500万美元。 然而，随着美中贸易战一声炮响，公司业绩的蹿升戛然而止。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称将对中国进口征收关税，6月15日，美国发布对涉及总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清单，9月17日，这张“最终列表”的数字膨胀到了2000亿美元，并附带加征税率10%。车可和同事们在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中渡过了令人沮丧的2018年。 但是坏运气还没到头——特郎普给他的2019元旦礼物是把加征的税率提升至25%。 关税抬高了企业的成本，对于像安防摄像头这类价格敏感的产品影响巨大，车可公司的销售额应声下滑。去年，公司全年的销售额只剩下600万美元——不及2017年的十分之一。 “我们试过物色新产品，或者拓展美国之外的市场，来实现新的增长点，但收效并不理想”，车可称，他们也曾考虑寻找折衷的替代方案来应对政策变化，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由于缺乏上游零部件供应链的支撑，再加上在美国生产会极大地增加人力成本，所以对车可公司来说，特朗普所谓的“美国制造”，只能是一个口号，而无法在普通电子产品产业中实现。 无法实现美国制造，但客观上挤压了中国制造。一位前车可公司的职员向歪脑表示，据他所知，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室和工厂受此影响，都有较大规模的停工和裁员，贸易战何时结束的忧虑笼罩在这家公司里每一个人的头顶。 “其实贸易战就是减少中国公司的利润，增加美国税收。关税所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让身在其中的公司无法获取原本属于他们的利润。”车可总结道。 不过对此，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经济问题与趋势研究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向歪脑记者表示，所谓“贸易战”被夸大了。“如果不考虑疫情期间的情况，特朗普任内美中的双边贸易量，看起来和奥巴马任内差不多。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以技术和金融制裁针对一些中国企业，当然这最终会引起中国的反击。因此对这些企业而言，2021年环境只会更差，但他们只是整体的一小部分。” 有多少迷雾遮蔽在摄像头前 作为一家安防摄像头的生产厂商，车可的公司刚好可能是那些“特定企业”之一。贸易战打响以来，不断有中国企业、个人和机构被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其中，2019年10月，又有20个政府机构和8家科技公司进入该名单，这些企业包括海康威视（Hikvision）、旷视科技（Face++）及大华科技（Dahua Technology）等中国顶级安防监控、人工智能企业，其中海康威视更是全球最大的监控制造商之一。 美国商务部解释称，这28家实体与“中国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视活动”有关，这也令中国产安防摄像头屡被质疑有损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而持续受到美国政府的密切关注。早在2018年，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时，就包含了一项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多家中国公司监控摄像头和设备的规定，涉及的公司就有海康威视和大华。 不仅要和大厂一样面对美国市场对产于中国的摄像头的不信任，相比于两家使用了华为“中国芯”的大厂，车可的公司作为并没有明显技术优势的小厂，还要面对受欢迎的产品可能被同行迅速模仿、抄袭的现实。车可向歪脑记者介绍：“我们产品卖得好，就成为了其他中国公司模仿的对象。其他低端公司不注重品牌管理，也没有相关成本负担，在eBay等拍卖渠道大量倾销，价格战使我们在被迫提价后失去竞争优势，无法维持贸易战前的销售水平。” 不想坐以待毙，车可所在的管理团队制定了“多条腿走路的策略”，他说：“公司不能再只依赖产销安防摄像头，必须利用我们公司在美国多年的销售渠道开发、物流服务管理、技术支持服务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转而给其他中国公司提供服务。” 换句话说，即使车可的公司受到中资大厂波及，又饱受中资小厂抄袭和竞价的困扰，车可公司的生存之道，仍得和中国公司们捆绑在一起。但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在车可眼中，“美中贸易和美中关系已经被特朗普政府破坏了”，无论未来谁担任美国总统，短期都很难恢复。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的四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时，虽然和共和党人比起来，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要没那么负面，但是他们的负面比例也从47%上升到了68%。同时，这些数字都是2005年皮尤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点。 唯一可以令美中贸易的参与者们感到安慰的是，只有33%的民主党人认为对华强硬是比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更重要的，这一比例仅为共和党人的一半。 拜登所代表的是怎样的未来？ 拜登的胜选结果，让公司的高层对未来重新燃起信心，车可和同事普遍认为，“虽然拜登会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策，但会减少摩擦”。 去年12月2日，当选不久的拜登在《纽约时报》的专访中表示，将会延续目前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时不会有改变动作。史剑道预测：“拜登政府会少些喧闹，但很可能会维持和特朗普政府一样的强硬，而且虽然特朗普也只是雷声大，并没有真的很强硬。拜登政府会移除加在美国友邦上的关税，但不会轻易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即便如此，车可仍然认为他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拜登团队会听取业界的反馈，这样他就会了解到美国没有能力生产物美价廉的安防摄像头，给我们的产品带来一些空间。” 那么，产品获得的空间，会是车可的公司未来生存的空间吗？“当然，对中国公司来说，拜登作为总统的未来，更容易生存。”车可斩钉截铁地说。 对于车可来说，拜登的当选象征着一种理性的回归，这显然符合拜登一直以来强调“要多听取专家意见”的形象。不过，作为民选总统，拜登也需要兑现竞选间关于“将美国工人放在第一位，采购美国商品来完成政府订单，并对中国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立场”的承诺。德国商业银行的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这样预测道：要相信拜登会明确若干底线，通过严格的底线框架来管控分歧，但仍然会对华保持高压以及关键时刻的进取和进攻。而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与中方的对美立场存在着很多相似性。 并且，他同时也受制于所谓的“特朗普陷阱”：一方面，改变过去一些可能错误的做法，会被认为对外服软，譬如在美中贸易中对中国示弱，甚至可能被质疑“立场亲中”；而继续维持现有的状况，则可能被认为是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接受。而且，已经在贸易战中得到好处的地区，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前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查德•鲍恩（Chad Bown）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尽管总统可以“合法”取消这些关税，但他可能会面临保留这些关税的政治压力——尤其是来自代表工业州的国会民主党人的压力，他们在总统选举中转而支持了拜登。 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事务对话”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也同意拜登一旦取消关税会有被视为向中国服软的担忧。格林曾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和特朗普政府初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驻北京贸易官员。格林认为，两党在贸易上对待中国的方式会有相似之处，包括都会试图遏制中国那种通过违反国际市场规则来建立中国经济模式的问题。“所谓的（中国）国有企业系统，在许多领域投资并导致市场泛滥。在许多工业部门中，特别是在钢铁，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部门中，（中国）通过降低价格和补贴价格而扭曲了市场，同时又在许多领域保护其国内市场，包括汽车计算，银行业。 因此，我认为拜登团队将尝试解决同样的问题。” 但格林认为二者采取的手段会有所不同。“特朗普团队的补救措施通常来讲是单边主义行为。我认为拜登团队将花费更多时间与贸易伙伴交谈，以找出如何合作，而不是凭着见识或直觉。采取单边动作。”另外，格林认为拜登可能会更加注重美国国内的需求，“拜登政府的第一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谈到要去调查美国中产阶级怎样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中受益，这是其他的白宫国安顾问从未做过的。” 格林说：“特朗普政府放了很多空话和强硬的言论，但到最后，他们并没有推出什么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拜登团队如何在聪明决断的同时，又仍被视为强硬？这并不容易。” 对此，车可深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政客会以美中贸易为理由对拜登政府进行攻击，并且相信特朗普政府留下了“无中生有阴谋论的思维方式”，这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未来几年我觉得期待出现大的改变是不容易的。”车可称。他的公司将继续提升在软件、服务方面的经营比重，不再只依靠生产制造，以避免过于依赖拜登的对华政策。 采访结束后，传来了拜登提名戴琦（Katherine Tai）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消息，这项任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未来的美中贸易政策，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坊间开始盛传她是国民党时期军统头目戴笠的曾孙女，尽管这些消息也很快被主流媒体辟谣。车可看到这些说法后，给歪脑发来信息，“此人会给中国带来许多麻烦”，他说。在了解到戴琦与戴笠的关系是子虚乌有后，他又继续说道：“她同原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关系很好。”不论是关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谣言，还是与饱受中方官媒批评的前驻华大使骆家辉扯上关系，车可对这位新任美国贸易代表和眼前的拜登时代，显然没有太强的信心。 不过，曾与戴琦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事过的格林，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她在与欧盟和日本就世贸组织案件进行特别协调方面有经验。我认为这种与朋友和盟友进行协调的想法，以及进入中国的方式，将预示良好的发展。” 话虽如此，但“仅仅是‘拜登’这个名字并不会恢复中国企业对美国的信心。人们已经看到了，当白宫有一个专注于中断贸易的人时，会发生什么。”格林补充说。美国每四年或八年换届一次，国内分裂的状况更让政策的延续性无法得到保障。“其他国家也会说，嘿，如果美国人可以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格林说。 车可的公司只是受到贸易战和美中关系恶化两面夹击的诸多公司之一，这些公司终究不可能再回到2017年之前的美中蜜月期，而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车可们”，想必会在未来的商业规划上，竭力削弱对产品在美国销售的依赖程度。车可相信，拜登的任期是中国公司更容易生存的四年，但也心知肚明，在未来，只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车可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