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可以说是根正苗红，是学校里的护旗手，你知道什么是护旗手吗？”大肉笑着说，“就是那个一下雨就马上从教室里冲出去把国旗降下来收好的那个人。” 直到 2013年初，《南方周末》元月献词事件轰动一时，大肉特地到广州的报社门口，声援编辑部。从广州回到家乡，护旗手接到公安电话：“你是X吧，终于找到了你了，要是你今天没接这个电话，我们……”。 第一次被请喝茶并不愉快，但想法已经改变，就不再回头。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大肉觉得有必要在大陆一边倒的舆论控制下开个空间，把关心香港、想追寻真相的伙伴聚在一起，靠彼此对资讯做事实核查。午后的咖啡馆里，他和卷卷等人一拍即合，再拉上十几位理念一致的小伙伴，一个微信“反贼群”就此诞生。 “仿佛做回了能喝能笑的活人” 群公告写着：“这个群，首先是为了讯息更好的流通与核实，然后是吹水聊天。人与人的观点绝无可能完全一致，但我们都需要真实而全面的讯息。” 刚建群时，大肉没想好群名，便向最早几位群友征集，朋友阿毛正在愤世嫉俗中，抢先把群名设成“人群散发着恶臭”，没想到群友都觉得不错——“这个名字很有时代精神！” “恶臭群”于是壮大开来。有对政治懵懂求知的学生，有普通上班族，也有从事研究的学者，作为“反贼”们，成员唯一共同点就是不接受主流媒体用国家主义叙事裹挟一切，愿意分享不同来源的资讯，逼近真实、独立思考。 “在现实生活里通常你被两种人包围，第一种是国家主义者，包括现在流行的小粉红，任何话题说来说去就变成总之阿中哥哥就是上帝，永远不会错，就算偶尔错了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总要有人牺牲多一点’；另一种是政治冷感者，他们对政治、时事没兴趣，只觉得那些事情黑暗又危险，为什么要讨论呢？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些事情反正你也改变不了，不是你该操心的，或者是你说话最好小心点，免得哪天被人举报了都不知道。”阿毛早就对现实周遭能否有人理解交流这些话题不抱希望，所以一开始被拉进群“还有些小兴奋，又有些小担忧，好像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很快阿毛发现，像这样需要抱团取暖的“反贼”还不少。通过朋友拉朋友的方式，成员一度近三百人。大群成员太多难免影响讨论质量，好几个城市成立了“恶臭群分舵”，讨论时政、劳工、女权等，也偶尔在现实约“饭醉活动”，彼此更熟络，“仿佛做回了一个能喝能笑的活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会抖动的微信头像。”阿毛说。 “一开始群里气氛算是融洽，可能因为大家彼此不太熟吧，有的问题讨论起来虽然观点对立，但语气都也还算客气，“大肉补充道，“至少在第一次‘炸群’之前是这样。” “炸群“与”炸号” “炸群”——微信群组被强制解散，成员能发送消息但彼此看不到内容——对于许多“反贼”来说习以为常。第二次“炸群”后，大肉学会一招：同时建两个新群，一个备用，主群炸群后，马上启用备用群，不必费力打捞“失踪人口”。 但若个人微信账号被“炸号”，就成了实实在在的麻烦事。 “社交媒体账号决定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个人身份，你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这个时代的存在，就是你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存在。”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广漠说。且不说亲朋好友、同事领导得知你微信号因“散播恶意谣言”封禁后，你会不会形同“社死”（社会性死亡），更糟的是，永久封禁账号意味着微信上积累的一切都被抹去，收藏的文章、照片，亲人、爱人的聊天记录，多年在朋友圈记下的思想感悟、生活点滴……统统烟消云散。“就像你一辈子活到老唯一能给人生留下点记忆的那本老相册却不属于你。微信对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的惩罚，就是把这本相册夺走烧掉。就是那种感觉。”阿毛附和。 （笔者注：微信版本更新后，用户可在被封禁后48小时内临时登录，导出财产和其他资料） 小昂第一次“炸号”经历，就跟“反贼群”有关。2019年初，小昂在微信群看到一张讽刺时政图，随手转到“反贼群”。图片是迪士尼卡通形象维尼熊，上面添加情歌《为你写诗》歌词“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的的改编文字。图片经PS涂抹后隐去大半内容，却没能躲过微信的识图审查。转发后第二天，小昂的微信账号突然自动登出，她重新登录时却被告知：“该微信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永久封禁”。小昂用备用微信号通知大家她被“炸号”，群里却无人应答，疑惑之间，一位群友将她拉进新群，小昂才知道“反贼群”也被连“炸群”了。几天后，小昂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通知她第二天去派出所。 起初小昂不确定民警口中的“你在网上发了些东西”是指什么。炸号后几天，她在微博转过几条敏感新闻，也在朋友发过现场围观强拆违章民宅的感感想，还给朋友转过几则新疆报道。当晚群友们帮她临时补课怎么应付警察：“肯定不会是因为那张图片”，大家都觉得这太荒唐，一位群友信誓旦旦地说：“（图片的内容）警察问得出口吗？” 可第二天看到警察大叔印出那张图那一刻，小昂心中“飘出了一长串省略号”。紧接着，失眠的头痛困倦，勉强咽下早餐带来的胃疼，混着哭笑不得的情绪一起涌上来——却必须强行忍住，维持无知乖巧担惊的表情。另一年轻警察拿起图片，蹙紧眉头努力辨认模糊的歌词，“维尼……写史……维尼禁止，维尼……做不可能的事……维尼……我……任期没有限制……”，喃喃几秒后，突然恍然大悟，“噢这个确实有问题！你不知道维尼就是习大大吗？” 民警告诫她：“网上的东西不要乱发！我们都看得到的！乱发会出事的。”核对身份、做笔录、写保证书、签名、按手印……繁琐的流程走完，离开派出所前，小昂接过警察大叔递来的热水抿了一口，稍缓了胃疼不适。 “同温层”是个幻觉 Tom在某境外媒体的读者交流群担任群主，对报道的讨论让这个“反贼群”渐渐热络。“群里确实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氛围，因为这家媒体的社群运营做得不错，群里读者的声音很有机会能在媒体上呈现，是可以影响大众的。”在香港求学的Tom酷爱思想、历史、政治，也对自己经营着自由思辩的微信群感到幸运，“我第一次体验到在同温层里能有交流特别宝贵，以前在微博上最多就是喷个爽，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我当群主，不拿薪水帮着运营这个社群，可以说是用爱发电。” 群友们不知道的是，来港的前两年，Tom是坚定的“自干五”。“来到香港使我真正成为了‘自干五’”，Tom说，“一方面是刚来的时候正好遇到中港矛盾在校园抬头，比如港大学生会在李克强访问时示威，中学有反国教运动，港生和内地生在校园里也时有摩擦；令一部分也有文化差异的原因，香港宿舍的‘hall文化’让我觉得他们（本地学生）对新来的人并不友好，这种排外的感觉对我一个刚从内地来的‘萌新’是一个很直接的冲击” 。跟许多“背井离乡”(网络用语，“井”取自“井底之蛙”，指出国后仍抱着内地看外界的负面刻板印象)的留学生一样，在香港的所闻所感，让Tom产生了“防卫性民族主义认同”。“对香港的反感让我觉得大陆才是真正比较好的那一边，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在网上，跟讲国外好、讲港台好的‘公知’互喷”。 直到看到香港政府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进退失据的反应，Tom想法开始改变。“一开始以为港府主政者非蠢即坏，后来发现他们是又精又坏。”他阅读大陆官方媒体，认为许多对运动的报道罔顾事实，是利用内地民众无法获得一手资讯的劣势，配合宣传战略的的抹黑造谣。他曾经依靠朴素爱国情感来调和现实与理性的冲突：“大陆官方的宣传部门那些正规军‘五毛’们，要么是水平太差，要么是素餐尸位。真正的爱国，还得看我们这些有情怀的草根爱国者！”但此时Tom自认“自干五”式的爱国情怀彻底幻灭了。 随近年社交媒体的舆论空间收窄，Tom的群出于安全考决定解散。Tom和几个朋友又流转到其他“反贼群”。一开始，Tom在新群很活跃，可他渐渐发现“反贼群”作为同温层正在破裂。“每一次群里激烈‘撕逼’对我的情绪而言都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前一阵子国内女权的话题、劳工权益的话题，左派右派的话题、香港的话题、美国大选的话题一起在群里爆发了，经常是我看到都会忍不住怼几句，然后把个别人拉黑。” Tom最终决定退群，原因却不是争吵。“最后那次我特别生气以至于退群，是跟群里一个特朗普粉丝激烈争吵了以后，大家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对于特朗普粉丝太刻薄了’，甚至接受了‘如果有人说1+1=3，我们也不应该生气，因为生气正好暴露了我们对1+1=2的信念也不是这么牢固’这种说辞。比起粉特朗普，我更受不了这种和稀泥的态度。” Tom认为，他宁愿看到群友坚持愤怒地思辩，也不愿看大家选择装“理性”、实则傲慢地用“呵呵”态度息事宁人。他认为如果取消双方的矛盾张力，连重要的问题也不愤怒，“那么任何严肃的讨论都是毫无必要的，建议本群要么转型为‘高端知识分子学术批评集锦’，要么就干脆解散。” 对Tom来说，“反贼”同温层幻灭了，“反贼”们不过是现实中被小粉红大军挤压到一角，自由派、保守派、LGBT、女权主义者、基督徒……抱着各式各样“非主流”价值观瑟缩到这个小小角落，却又再争夺着稀薄的空气。他认为虚假同温层充斥各种话术和伪装，真正的沟通难以为继。“要么彻底放弃治疗，要么管理员严格执行群规，‘踢人’、‘禁言’不在话下，不然我感觉本群真的?（要完）。”退群后，Tom对群主说。 反贼群的管理，该实践民主，还是无为而治？ 同温层破裂对Tom而言算是个创伤体验。但另一个反贼群成员米米则认为，打破同温层是必要的，即便创伤在所难免。与Tom不同，米米坚定认为群主不运用权力踢人很重要。她认为更重要的是，还在这个国家里思辩的“反贼”，要能“坚持不退场”，绝不轻易说“我不玩了”。 米米在微信建“反贼群”最初只有简单一个想法：分享信息。2020年全球饱受疫情困扰，中文互联网上暴增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身在国外的米米觉得自己可以接触渠道来源不同的优质信息，有义务跟朋友们分享，也让大家有地方抒发被疫情点燃的情绪。群友拉群友，五百人的群很快满了，也很快炸了，一而再的“炸群”又“转世”的循环，已让米米心如止水。 触动米米的反而是有次她不得已自己解散了群。 “我的反贼群因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案引发的美国暴乱而撕裂了”，米米在社交媒体上写到。几百人的大群，言语擦枪走火在所难免，可这次争执延烧三天三夜，上万条消息最后变成人身攻击与谩骂。群主米米当时正被“炸号”，无法管理，干脆解散旧群另起炉灶。 大肉每次从“恶臭群”踢人，都认真记下事因、决议过程，鼓励大家参与裁决，最后留下详细判例说明，供每任轮值群主参考。米米则直言“我认为微信群不适合搞民主”，她对微信群的态度更“无为而治”。米米认为，微信群架构本身导致了交流多是碎片表达，容易发展到言语之争，大家有情绪要宣泄也无可厚非：“想吵几句就吵几句吧，世界不会因为我们这些小人物的看法就有什么改变”。 尽量不踢人，也不做言论审查，每当讨论钻进死胡同，米米也不会介入争执，而倾向在争论告一段落时，用连贯的几百字重新审视问题背景，总结彼此的观点，把讨论空间再次打开。“争论中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东西当然可以，但就是希望我们群久了以后能产生出一种自净机制吧……希望大家在争论之后能扩大自己的舒适区，能对公共讨论有更高的容忍度。”米米说。 为什么离不开微信？“微信就是我们的义肢” 身在国外，受高等教育，炸群时有十几个网友帮忙张罗……米米在反贼群王国的游刃有余，很难被效仿。小昂告诉我，朋友也拉她进过一个小小的“反贼群”，但后来朋友怕带来现实中的麻烦，不敢在里面说话，群就渐渐弃用了。 开放、自由、平等、协作、分享、匿名……在20年前，互联网在20年前被学界寄望，能够成为民主化的实践，赋权普通人，乃至松动各种极权结构。然而在科技巨头们与公权力联手之下，公共讨论空间甚至比互联网尚未普及时更紧缩。国外社交媒体产品不能在中国传播，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微信野蛮生长。2010年下旬腾讯开始筹备微信项目，2013年1月，腾讯宣布微信成为全球下载和使用量最高的通讯APP，使用者突破三亿。再后来，微信的发展一骑绝尘，语音通话、浏览器、朋友圈、小程序……每迈一步都让它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捆绑得更紧密。 同时，中国从2017年10月实施网络实名认证，确保了每个虚拟身份都可以快速指向肉身。中国网络世界的歌舞升平、声色犬马，就建筑在公权力的凝视之下，失去社交媒体账号，只能算是最轻微的惩罚。 2020年二月初，一波封号浪潮让“微信封号超话”一度登上新浪微博超话“社会类话题榜”榜首，虽很快被删除，但超话曾短暂汇聚了许多人的错愕、沮丧、斥责、呼告。网友“順平侯_”自称“学校里的入党积极分子，平时爱党爱国”，仅因把主流媒体新闻和政府发的防疫信息转给家人，就遭封号，使他疫情期间的生活、学习困难雪上加霜。“LyBy999”说自己作为法学教授、中共党员，“从来都是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被封号后“非常焦虑、也非常担心，不停地在检讨和审视自己的行为……但经过检查自己在微信上的言论和内容，并没有发现任何违规内容”，希望“马化腾懂事长出面给一个解释……该公司（腾讯）要切实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上去发展，切实维护广大网民的利益”。微信的大数据关键词审查有高超的封号效率，却可能错杀不少“友军”，从升斗屁民到大学教授，在永远温婉说空话的机器人客服面前，互联网实现了许诺的人人平等。 “微信已经与我们的身体相溶，微信就是我们的义肢。”阿毛觉得自己的比喻并不夸张，“但是对我们这些泛异议人士而言，使用微信，就像患上某种慢性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病发。” 广漠也直言：“腾讯的技术是很精准的，你随时都不安全。一个人的账号消失了，那么这个消息对于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他们会觉得那我就要远离这些话题，不要跟喜欢这些话题的人深交或者声援他们。” 大肉当然也深知危险。几次“炸群”后，他决定把“恶臭群”本地分群迁徙到Telegram。但翻墙是个有门槛的技术活，加上Telegram只提供简单对话、语音功能，也让习惯了微信功能的群友们体验下降。Telegram群冷冷清清，微信群依然热络，大肉对时刻在审查之下感到烦躁，又觉得微信有种地心引力，难以逃脱。 里面的人想出去，但心系国内的米米认定不能离开微信，因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在微信：“在场才有意义。那种（国外社交媒体提供的）自由我不要”。 有人悲观，有人困扰，有人澄明，只有卷卷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说话，搞得偷偷摸摸的，好像我做错了一样。”卷卷语气认真地说，“我在微信上说什么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不怕你，因为我觉得我说得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