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牛英俊退休已有些年头，现在的“正职”是四个微信“交友聊天群”的管理员，重要职责是活跃群气氛。妙诀之一就是微信红包。看到群里没人说话了，牛英俊喜欢发个总价1元、2元人民币的红包，包20个到群里，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抢光了。钱虽小，但作用不可小觑，在一片“谢谢”声中，新的话题酝酿，交友群又开始热闹起来。 牛英俊口中“传情、传爱、传友谊”的红包互动，事实上也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外化表现。选择谁发红包，发多大的红包，在什么群中互动，为什么发红包，这其中的门门道道无不展现着现代中国人的互动模式。 “红包哲学”根植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发红包”的动作复制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抢红包”的热闹好比逢年过节亲朋凑在一起的喜庆，在微信红包的一来二去中，还了人情，活跃了气氛，省了过节串门的车马劳顿，金额的上限规定还避免了“面子过度消费”的窘迫。 但微信红包并不甘心只做传统红包的衍生品。它还充分利用微信这“强弱关系”交织的场域，极大拓展了传统红包的使用边界与文化寓意，将原本局限于小范围、亲密关系间的节日祝福拓展至全社会、陌生人中日常生活的惯习。网络上流行的各类段子──“一言不合就发红包”、“所有用红包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言语”等等，都切实表明微信红包以成功嵌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 但这股红包流的背后，很难不让人想到学者刘擎在谈到微信时提出的“反讽的二重性”。在“短频快”的互联网世界中，极大的繁荣易导致另一种贫乏，在便捷中又将滑向另一种困顿。漫天盖地的红包，如果不倒逼我们去反思，“为什么是红包？”、“为什么发红包？”、“为什么抢红包”等根本性的问题，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推向另一种深渊。 关系过度利益化？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人际互动中并不深入的“弱关系”对于个人的社会资本积累更有利。这与此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依靠亲密的“强关系”制胜的观点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但近年来，现代社会的巨变使得格兰诺维特的理论逐渐被主流学术界认可。而在个人社会资本积累中，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重视并运用“弱关系”的策略。 2017年一项针对微信红包的学术研究表明，相比联系紧密的“强关系”，微信红包对于朋友、单位间关系影响最为明显。采访对象也更希望用红包来维持朋友与同事关系。而在谈到群红包的秩序与规则时，受访者颇有心得，“发的红包不能比领导大”。更有公司把“发红包”制度化，成为奖惩员工的手段。 在微信群这特殊的“小社会”中，个人的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实生活。 朋友、同事等“弱关系”连接也更有助于个人拓展社会关系、获取多样性信息。在“同事群”中发言谨慎、避免犯错的心理不难让人理解。该论文作者提出，相比话语表达，红包表达的风险更小。只要掌握了基本规则，就不容易犯错。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一言不合就发红包”也有其合理性。 但问题是，从群里非正式的节日祝福到公司中“奖励”“惩罚”的机制，微信红包一步步拓展自己的使用情境，人与人之间非利益化的温情互动是否会因此也趋于金钱化？ 传统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之一是用于节庆日时长辈对晚辈的祝福。现在，这一特定人群、特定场合的产物演变为适用于所有关系，任何场景的社交润滑剂。小到1分，多至200元，微信红包作为社交的途径、手段，甚至是目的，当其成为全社会间互动的惯习，我们该警惕其货币属性是否堵塞了其他非金钱化的互动，在无形中削弱了朋友间的真诚和良性互动，因而导致社交关系普遍趋向于利益化？更可怕的是，当“红包”成为“弱关系”互动的主要途径，“红包社交”是否会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策略？ 这点可以从2016年港大校委会的一场由“微信红包”引发的贿选风波略见一斑。大陆学生朱科被揭发曾在选举期间群发80元人民币的微信红包。媒体报道校方以80元人民币不足引诱选民，裁定“贿赂”投诉不成立。但部分香港学生强烈反对，认为金额无论大小，均为贿选。而在朱科和其支持他的内地生看来，微信红包只是一款电子支付的游戏，“平时就发红包活跃气氛”。 这其实代表了大多微信红包使用者的观点──它只不过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交方式。 但就是这普通的微信红包，正如其载体微信一样，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团空气，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它可能已经取代了文字、图片、表情包成为使用者的主要线上社交方式。有一天是不是也可能取代嘘寒问暖成为我们面对面的主要社交方式呢？ 如果我们已经被驯化的思维中跳脱出来一秒，用“红包”拉选票真的是一种健康的行为吗？只能用红包才能活跃群气氛吗？只能用红包才能表达感谢吗? 用微信红包盘活的微信群，又能多少生命力呢？ 赤裸裸花钱买关注? 倘若朱科的“贿选”行为出于“活跃群气氛”的惯性思维，那么在群里打广告、求帮忙转贴后必发红包的行为，是不是一种变相花钱买关注呢？ 电子虚拟红包不止微信一家。同为腾讯旗下的QQ，其红包的类型比微信更为丰富。一款QQ口令红包，需要回复口令才能领取红包，选项之一为“群主真帅”。设想你的手机被“群主真帅”刷屏的情景，乍看不过是博人一乐的笑料，但在一片笑声过后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花钱买关注图开心吗？ 就连微信官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发红包越来越变成一种赤裸裸金钱的交易”，只是发钱而已，脱离了其“情感化的一面”，“发的红包越大，表明越有心”。 随后版本升级，新功能之一是可以定制红包封皮，用来激发用户的创意，体现红包心意。但有趣的是，这项服务是需要付费的，起初只向企业开放，而且价格不菲。 为摆脱用金钱大小来衡量心意的红包准则，微信提供了昂贵的定制服务，让人们花更多的钱来装饰“脸面”。微信红包，到底还是没能逃脱金钱主义的桎梏。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提出，任何的社会互动都是一场社会化表演，个体在互动中极力粉饰自己，塑造有利于自我的形象。当“花钱买关注”、“求人办事”从讳莫如深变成社会通用的规则，不加掩地来塑造自己，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退化呢? 再回到人际互动本身，让“花钱买关注”从“一厢情愿”变为“你情我愿”关键还在于这一拥而上“抢红包”的人。以“占便宜”的心理领了红包，之后又受“拿钱手短”的良心折磨，索性动动手指，帮忙打广告，无形中助力了“花钱帮忙”的心态成为社会规则。 人性中的贪：微信红包的“游戏功能” 有必要重新审视的还有“抢红包”行为本身。网上流行的段子，“地上1块懒得捡，红包1分抢炸天”形象地描述了现代人对微信红包情有独钟的情形。 为什么微信红包的一分钱就更值钱呢？是因为人们好奇新鲜事物，喜欢“凑热闹”吗？ 微信红包成功的关键在于“抢”这个动作，相比一视同仁的“定额红包”，人们更热衷的是“随机红包”。在该研究也指出，微信红包的游戏功能得到近70%的受访者青睐，成为人们使用微信红包最大的动机。参与者会因为红包的“不确定金额的惊喜感”而沉迷于游戏无法自拔。这种心理好比人们在玩牌、赌博时掺杂着的激动、紧张、期待的复杂心态。 人们期待的是，在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中，自己不仅白白赚得了钱，还比别人更胜一筹，成为“最佳手气”得主。正是因为这样的赌徒心理，才导致各类“微信扫雷群”络绎不绝地出现。 23岁的吴哲豪现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他向歪脑记者回忆，刚来美国的第一年，原本是因为“无聊寂寞”加入了一个“微信扫雷群”中。就像现实生活中的赌场，群里都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开桌每人要向群主交200元人民币的押金，以防突然跑路。群主会迅速攒齐一个3人到10人不等的局。游戏规则很简单，一名玩家发随机红包，金额由玩家共同商定，手气最佳者接着发，周而复始，直到有人决定退出。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枯燥的游戏，让吴哲豪连玩了五个小时，一晚上下来输了7000多元人民币。“我后来满脑子就想着把本钱赢回来，结果越来越糟。” 这样的微信红包赌博正是利用人类本能的贪欲，而这一人性的弱点难以根除，从亚当和夏娃吃下伊甸园中的“禁果”就以注定。而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因不满只抢到一分钱红包就大打出手的趣闻。这提醒我们，几乎没有人会满足于抢到一分钱的红包。在抢红包的瞬间，人们期待的永远是更多的钱，不仅如此，最好还要超过别人，赢得手气最佳。 现代互联网文明：走捷径的偷懒做法 的确，我们无法根治人性的贪婪，但也许有能力对抗的是我们的懒惰。 现代传播理论奠基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指出，大众媒介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感官认知。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正如温水煮青蛙一样，在经年累积中影响个人、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现代社交媒体网络，是以各种符号语言构成的世界。相比传统文字，图片、表情包、短视频等能够快速传递海量讯息。这种新兴的媒介形式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简单、直接、快捷”的思维模式。正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说，“在能够轻易获取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这种图像语言以其精炼却肤浅的图示表达，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 至于微信红包，它帮用户实现了动动手指就能传情达意，发个红包就能买到关注，盯着屏幕就能“不劳而获”的快捷操作，其理念都暗合了现代互联网思维—崇尚“短频快”的现代文明。 但“短频快”的原则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场景。人类的思考力、创造力需要完整的时间，难以在碎片化下进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有呈现完整性、复杂性、抽象性的媒介载体。人际关系也是在不断沟通、交流中才日久见人心的。 为节省时间而放弃文字表达和阅读，选择肤浅的表情包和短视频，或是面对意见不合，为不伤友谊而发的的“红包”，亦或是在表达亲密时，献上千篇一律的“13.34”、“52.0”的红包，本质上都是一种在走捷径的偷懒行为。 几年前，当表情包横扫互联网时，不少学者担忧简单的视觉符号语言会导致出现受众语言能力弱化等社会“低智化”倾向。今天，当微信红包嵌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90后超越80后成为发红包主力军时，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种简单快捷的金钱交易是否会使得走捷径的偷懒行为成为现代文明的通行法则和未来走向呢？ 如果缺乏反思性，一不留神，微信红包所代表的的社交革命，就可能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其著作《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中所预言的那样，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