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香港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夺下了超过八成的议席。然而，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港府通过修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效忠《基本法》，趁势评定部份区议员宣誓无效。 今年 7 月，港府通过传媒放风，指出被DQ（取消资格）的区议员，将被追讨就任起所有薪津，引发大规模辞职潮。根据政府新闻稿，截至9月4日下午六点，第六届区议会本来共有479名议员，其中260名已经自动辞职。截至10月2日，港岛区和九龙区共有17名民主派区议员被指宣誓无效，取消资格。这么多离席的人，将何去何从？ 歪脑访问三位辞职的区议员，有人留在社区开店，有人回去打工用公余时间做区，有人转换跑道开搬屋公司。无论选择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说：“放下了议席，却放不下社区和‘手足’。” 前长洲区议员梁国豪：只要还有一个好人在香港，我也会留下来尽力做 7月10日，前长洲区议员梁国豪向5142位2019年投票给他的选民致歉——他，决定辞职了。 他宣布消息后的第二天，仍未消化情绪，便忙于向街坊派发“福袋”，里面装有洗洁精、沐浴露、口罩等等日用品。他笑言，以前民政处或食环署分物资给民主派区议员，份数总比给建制派的乡事委员会少，“所以我们派物资永远不敢一次派完，唯独这一次，派了足足三小时，派极都有”。街坊很开心，他心里却在苦笑。 要下定决心辞职，梁国豪认为心头上有难以言喻的难：“好像将香港人同屋企人放在天秤上秤，很难取舍哪一样较重要，真的很难。”那时政府靠传媒放风吹得正狠，说会追讨被DQ议员的薪资，导致他们破产，梁国豪自觉身家不多、没顾虑，但是他有个只有一岁半大的女儿：“如果她的爸爸破产后有个record，还要是因为‘政治’破产，很难说不会对她的成长和教育造成影响。” 那星期，他爸爸每天早上起床，先打开报纸提心吊胆地找他的名字，妈妈则昼夜对他苦口婆心，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在这个空间，你要帮的事情都帮得七七八八。”手心手背也是肉，伴随是过百位前同事的离席，他最终还是在鱼与熊掌间做决定——离席，却离不开社区。 他在议员办事处的原址上，开了一家酒铺，取名“九叔”。花了7万多元遣散员工及结束办事处后，他没钱重新装修小店，甚至连招牌也是自行喷漆而成。 2015年，梁国豪第一次在长洲参选区议会，最终落败。那次之后，他到市区打两份工，白天做运动公司的管理工作，晚上做足球裁判，他自嘲只顾赚钱，变了只“港猪”。 这次，他再没有挥挥袖就倏然离开。 选择留在原地开铺，他形容是辞职后的“唔甘心”、“放不下”。 “我自问政治上和民生上都跟得好足，唔想就此放弃辛苦建立的一切。”那段一年半、不长也不短的议员生涯中，他看见很多街坊的凝聚力，疫情期间，他派了十万个口罩，但是他们议办一个口罩都没有买过。 “在无组织支援、无钱的情况下，居然有这么多人捐口罩给我们，我们重新包装、分发。街坊学识到，不是只来取着数（好处），虽然很多人还是为福利而来。但是，你有什么想社区做，我就尽力帮你实现。” 街坊想帮手派米，便捐出一袋袋米来，让他帮忙包装和分发；街坊觉得“福袋”中的物品不合用，便学习和其他人交换，梁国豪想社区中的人感受到，他这个区议员和以往的“蛇斋饼粽”策略截然不同，有些事情是双向，他们学习到关心街坊，关顾他人：“最想香港回到七、八十年代，那种狮子山精神，你打开门，一部电视机很多家人一起看，我希望我可以给街坊一个价值观，是分享和互相帮忙。” 在政治低气压下，很多组织如教协、支联会等等，接而连三地解散，难免让人气馁，梁国豪也差点忘掉当区议员的初衷。反而是街坊微细但重要的转化，重燃他做区的斗志。“我的地区工作反映到这件事，香港有一批人，默默改变了，愿意为不认识的人付出。” 梁国豪辞职，有曾经闹骂他派口罩安排混乱的街坊，过来领取“福袋”后，语重心长叫他保重。议办关闭后，有位每两三星期便过来领取消毒酒精纸的婆婆，摸了进来酒铺。婆婆见到他后，立即眉开眼笑：“听人讲你辞了职，多么担心见不到你，幸好你还在。”梁国豪听罢，下定决心：“我要继续在此，只要卖到东西，养活到自己或一两位同事，便能继续服务街坊，让婆婆放心下来。” 开铺，就是给自己一个借口：人还在。开铺，起码还可留住街坊，还可以有个地方做区，开会、帮忙填表、张罗物资等等。可恨是，理想与理实，总是有段距离。酒铺现时主要卖红白酒，也卖10至12款本地制造的手工啤，还有鸭血和果茶等等杂货。但是，由于他自问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开初一个月也是蚀了五位数，赚的钱恰好只够交租和入货，人工白白付出，前路寸步难行。 生意极差时，他天天怀疑人生，担心酒铺会不会两个月就倒闭。虽则如此，他有时还是分不清楚，自己是在开慈善企业还是做生意。“例如这盒曲奇和蛋卷，标价$110和$90，看起来好贵，街坊更揶揄‘真的支持你才会买’，但其实，我的利润少过$10。”他解释，坚持寄卖，是因为那间公司聘请年轻“手足”，其中一个更是长洲人，他抱着“帮到就帮”心态。 语毕，有位母亲牵着一个刚刚放学的孩子来买东西，他们买了一盒曲奇饼和一支果茶，小孩欢天喜地，妈妈付钱后跟他说：“不用找续了，你刚刚开店特别困难嘛。” 他们转身，推门离去，梁国豪看着他们的背影看得出神。 “有时情绪不太好时，觉得香港有些人不太值得救。但是我自己很想坚持，只要香港还有一个好人，我都会留下来尽力做。更何况，我看到长洲街坊，很多人都醒过来了。” 前西贡区议员陈嘉琳：社区需要一个聚脚点，我要在此“笃眼笃鼻” 7月8日，前西贡区议员陈嘉琳还在埋首区务，关注动物议题的她，要帮忙捉猫去绝育。那星期，因为政府放风的关系，区议员已经爆发辞职潮，她心内感到七上八下，看着同伴盟友一个一个离开，自己也有点意兴阑珊：“其实不做区议员，可不可以照样捉猫？都好似可以喎。”她一边反思着自己区议员的工作，一边在心里敲下决定。四天后，她在Facebook专页上交代辞职决定，写下一句：“这次我败给了恐惧。” 很多人告别时会说“江湖见”。陈嘉琳的江湖，仍在西贡。 两个月后，她将议办转型成一个社区聚脚点，一间西贡人的士多，名为“西多”。甫进门，左边映入眼帘，是让街坊交换二手物的陈列架，右手则摆着各式各样的货品，由新鲜的台湾文旦、元朗名物“其奥”的零食、到环保天然蚊膏，这里都一应俱全。走入室内，后面还摆了榻榻米、抱枕和电视，她笑说，大伙儿上星期才在这里观赏何韵诗的网上音乐会，往后又会举办工作坊，这么一个空间，仿佛是众人的“社区客厅”。 “我没有想过（开店）养到自己，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社区需要一个聚脚点。现在我们无法见到同路人，社会力量像消失了。如果我们曾经很在意这些事，留在社区‘笃眼笃鼻’好重要，你要be seen。”她摊坐在榻榻米，微笑道。 未完的事，还包括很多议题，由希望继续帮助大家建立回收二手物的习惯，到跟进西贡公路扩阔工程、周末塞车情况等等交通议题，她仍然未减关注。问她，失去了区议员身份，做区是不是更难了？ “少了渠道表达关注呢，不过只限表达，”她眨眨眼道。 “以往在区议会，其实只是可以讲下，讲了不等于有关部门会做或改善。现在辞职后，讲都没法讲，条气有点不顺。” 回想起来，辞职前的六月，陈嘉琳都处于这种“条气不顺”的状态。因为摆过六四街站，她收了好几封来自民政署的来信，质问她有没有随意挪用区议会开支做街站。 “如果每出一个post都被审查，都需要解释，真的会带来长期压力，我会宁愿辞职换回自由。”累积的压力，让她对区议员身份毫无留恋，加上盟友都走了，留下来又令很多人担心，最后她还是离席。 “恐惧不是害怕破产或坐牢，而是害怕坚持会令自己和大众愈走愈远，害怕可能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原来只能换到不足够的政治力量，”她说。 陈嘉琳也在外面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帮补生计，用公余时间做“西多”，但特意要求一星期只上班四天，留多点时间看铺、做区务。现时店里运作需要靠不同的义工轮流看铺，“这个形态就试一年吧，看看大家会不会感到疲累吧”。 成为区议员前，她住在马鞍山的公屋，现在已经搬进来西贡的村屋。搬到西贡前，她以为西贡像一般的“睡房城市”，大家只关心交通道路问题。但是，深耕年半后，她才领悟，“若人们不是对这地方有深厚感情，何以这么山旮旯（偏远）都搬进来”。 她最近发现自己对西贡，也有种后知后觉的感情：“我想，多少是有种不舍，才会一辞职就想到要留下来，而不是离开个区。我真的不敢想像，如果真的要拆议办招牌会怎样，我会想尽量延迟这个moment……” 陈嘉琳递信至辞职生效的最后三天，有个街坊前来办事处求助，关于村里一宗繁琐的工程问题，她人不在，议助向街坊解释，“她已经辞职了”。对方坚持等到她回来。她回来后，如平常一样提供协助，对方放下心头大石，坦言有区议员帮忙比较安心。 “在如此的政治气氛下，有区议员这个身份不一定帮到件事。我认为，作为一个区议员并不重要，作为民选区议员，那代表性才是重要。” 前元朗区议员林进：乱世中互相扶持，解手足燃眉之急，已经是小确幸 区议员辞职潮下，前元朗区议员、天水连线成员林进的内心交战过很多很多回。 “辞不辞”、“辞了还做不做”，是他一次又一次诘问自己的问题。林进自知被DQ风险极高，闯关无望，唯有百般不情愿地离席，却又非常舍不得街坊。 他辞职后，于7月底举办了一次居民大会，讨论DQ后何去何从，有义工分享道，自己亲建制的父母，因为林进的地区工作而对民主派改观，“有时地区工作无分立场，你帮过他，他就记在心里了”。林进这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未竟之志、未完心愿放不下。 “我作为素人，得到街坊信任和负托是很不易、很难得。个世界太多无计（没办法），我不想因为要糊口而无计，我还是很想很想很想做下去。”那句“很想”，从林进嘴边溜出很多次。 办事处结束后，林进便开始像“保险佬”的走鬼生涯，定期与街坊在区内茶餐厅约见面跟进个案，“从前一天可以做20到30个case，现在一天可能只做几个”。这么辛苦也要做？ “我们帮助街坊，不是因为我们是区议员，而是因为你有心，做义工啰，没有受薪而已，我不计较。”那，你会做到何时？ “吓，你也不会为做义工设限期吧！” 同一时间，他和其他拍档合作成立了一家搬屋公司，取名“同行搬屋”，由前区议员成为黄店老板，用良心企业的概念，取之社会，也用之社会。 搬屋公司生意让他养活自己，维持上班时间的弹性，可以留在天水围服务街坊；另一方面，他可以聘请手足，当中有人等待上庭，也有释囚，“每个人也有不同的面对的难题，希望一家搬屋公司聚集到志同道合的人，让大家可以互相扶持，是乱世中的小确幸”。 他形容，搬屋公司能够开出的薪酬，起码1000港元一天，比不少饮食业黄店的价钱和弹性更高，能够帮助不少手足解燃眉之急：“有位年轻人10月中判刑，他想入狱前储些钱，我认为搬屋这门行业可以帮到他们。”从前林进作为区议员，可以为入狱者撰写求情信，现在身份没了，笔杆无用，他现在希望换个方式，仍然竭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散落在社区”。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现时公民社会正在瓦解，林进却走来开一家新公司，真的不怕风险吗？他承言当然害怕，“但是，我们是商业机构，同行的精神，在从前狮子山下精神已经有，难道现在也不能说吗？希望继续守住条线，做到就做吧，做不到再想办法”。 有一次，正值炎夏，他们大伙儿帮忙搬屋，搬得大汗淋漓。摆好家俬后，客人即席切了个西瓜，请他们吃，让他们解暑，那是他们吃过最温暖的西瓜，乱世中同行的感觉，让人不再孤单。 “我们不但要留下来，更要走下去，”他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