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上海垃圾分类一周年，所有行政区都在评测达到“优秀”。然而，垃圾桶无处安放的棚户区，失落在评测视域之外，成为前分类时代的活化石。新政落地，也搅动了垃圾“江湖”的利益纷争。而活化石里行之有年的回收体系，则自顾自地秩序井然。 清晨5点，夜幕正褪，路灯还亮着。 在上海杨浦东南角的定海桥，一队穿蓝色工装的环卫工人在窄巷里穿行。他们骑着车，车上别着竹制扫帚，工装上的荧光横条被街灯一照，划破了晨昏。车队在岔口不断分流，越骑越小，聚拢在车队间的谈笑，四散入巷弄，被扫帚划过地面的刷刷声盖过。 6点，城市渐渐醒转。内江路菜市场里，火热的买卖催生着一桶桶的垃圾，两位垃圾分拣员在熙攘的人流里穿梭，把垃圾按干湿分好，送往一墙之隔的垃圾站。 7点伊始，马路对面的高档小区“东外滩1号”，上班族们在步出小区大门前，顺手把垃圾分门别类扔进了定点摆放的垃圾桶。9点，小区分拣员把垃圾桶撤走，同样送到了菜场边的那个垃圾站。 10点过后，早市止息热闹散去，垃圾流水线也渐缓。垃圾清运车驶来，载走垃圾站内的垃圾。站内工人把垃圾桶冲洗干净、码放整齐，静待傍晚时分又一波垃圾高峰。 前分类时代的“活化石” 这一派秩序井然，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封闭的空间和专职的人手。这对现代都市里惯见的钢筋水泥盒子而言，轻易可得。但在定海桥的棚户区，行不通。 定海桥确有其桥。清末民初，负责疏浚黄浦江水道的“浚浦局”，把一块浅滩填筑为人工岛“复兴岛”，并架桥接上陆地的定海路，命名为“定海路桥”。久而久之，定海路所贯穿的区域也被唤作“定海桥”，属于“定海路街道”。 在老上海人眼里，定海桥属于“下只角”。以苏州河为界，昔日租界云集的岸南被视作文明、高雅、摩登的“上只角”（现黄埔、静安、卢湾），而岸北“下只角”则是前述一切的反面。这里临水靠港、工厂林立，工人们住的不是石库门里弄，而是棚户“滚地龙”。 定海桥的犄角窄巷都对外来者宽容。上世纪30年代起，大量从长期水患的苏北地区逃难移工就来此定居，及至今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来上海寻工，也常在这里落脚。 虽然，定海桥所在的“东外滩”，如今已建起了许多对得起“城市文明形象”的商场和动辄10万一平米的商品房，仍有大量棚户区在“市容整治”中存活了下来，挤着独居老人和外来打工者。棚户房子大多没有独立卫浴，公厕设在路边，边上常常伴着垃圾房。 没有边界的棚户区，没法做垃圾分类。定海居委会的党委书记张信来告诉歪脑，“马路上所有的垃圾桶都属于环卫，居民扔的时候是否分类，我们管不到，也没有办法管”。定海居委的辖区位于定海路西侧，有密集的棚户聚落。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伴随着“史上最严”标准，上海市民步入垃圾分类时代。今年7月2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居住区分类达标率从《条例》施行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大多数居民已养成自觉分类习惯。 不过，棚户区并没有被算进“达标率”的分母——这里的居民都把垃圾丢到路边垃圾房。张信来称，每次测评只会检查封闭小区内的垃圾桶，另一居委的知情人向歪脑透露，“区里做第三方测评时，并不会把棚户区的垃圾桶计入”。 即便如此，也有居委努力过。定海路的东侧，棚户一样林立，管辖这一区域的定海港路居委会，就曾尝试把现成的“路边垃圾房”作为“垃圾分类点”，起初颇有成效，但被一场风灾打回原形。 2019年8月初，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一度导致地铁停运。“台风持续好几天，垃圾车不来，垃圾房就爆仓了”，定海港路居委干事黄新回忆到。但居民继续扔，一包包叠上去，风吹雨打，垃圾散了满地，污水横流，恶臭熏天。住在垃圾房旁的居民最先向居委投诉，黄新带着同事集体出动，穿雨鞋、戴口罩，屏住呼吸把垃圾打包，再敦促环卫来清走。 一塌糊涂的现场，让“养成自觉分类习惯”成为泡影，垃圾分类又变回了“无所谓”的事情。长久以往，定海港路上新建的分类垃圾房索性锁上不用，居民都把垃圾一股脑地往几个露天垃圾桶扔。 定海桥的棚户区，成了前垃圾分类时代的“活化石”。 负责“路边垃圾房”的，是环卫工人。除了清道夫，有专责垃圾房内与门前地面清洁的工人，还有开着清运车负责收走垃圾的工人，他们告诉歪脑，对路边垃圾房里未经分类的垃圾，他们照单全收，“我们不会再做分拣，直接运往宝山的码头，也没人会因为纯净率不达标而拒收”。在环卫工心中，实现垃圾分类“很简单，把棚户区拆光就行。” 不过，官方亦有尝试减轻路边垃圾房的负荷。7月起，定海桥的沿街商铺接到一张街道下发的通知——《杨浦区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上门分类收集》，要求商铺把垃圾分类，由环卫工上门清走。“有人上门收，我们就不去垃圾房扔了”，一间商铺的老板告诉歪脑，“（收费）看店铺大小。我一个月50元，疫情不算，6-12月付6个月送1个月。政府收钱，你能不付？” “新时尚”垃圾分类运动 在有围墙、有物业的商品房小区，推行垃圾分类就有了物质基础。棚户区隔街对望的“东外滩1号”，早在2015年就开始试点垃圾分类。 “我们爱西居委，也早在2018年10月26日，就收到了街道通知，要提早实践垃圾分类了。”爱西居委杨开洋对该日子记忆犹新，因为从那以后，所有事情都和垃圾分类扯上关系。 居民们躲得过宣传，却躲不过志愿者的凝视。 比起管辖棚户区的居委同僚，杨开洋觉得自己是“幸运儿”，因为他管理的是两个封闭小区——建设新苑和安居花苑，紧邻地铁口，前者楼盘单价在7-8万。 试点小区得有试点的样子，杨开洋决定比别的小区提前一个月“撤桶”，即撤掉原先在每栋楼前都放置的垃圾桶，集中放置在小区大门口。此举引发居民不满，大量投诉涌入居委。杨开洋退让了，垃圾桶又被摆回，直到7月1日——《条例》生效，违者法办。 推行垃圾分类，少不了志愿者及其花样百出的宣传。小区里组成了“垃垃队”负责错时巡视，“西西合唱团”（沪语中“圾”读音同“西”）则排演垃圾分类情景剧。热心当志愿者的多是退休阿姨、爷叔，每月可以为此领取1800元的补贴。 回家督促父母的孩子们，也是惯常的主力军。从“推广普通话”、“七不规范”、“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政府-学校-学生-家庭”总是政策宣传和落地的高效途径。 居民们躲得过宣传，却躲不过志愿者的凝视，他们守在垃圾桶边，紧紧盯着每一袋即将被扔入桶中的垃圾，检查分类是否正确。倘若做得好，可以上“光荣榜”、获得“绿色积分”来换取日用品。做得差，就要列名“促进榜”，屡教不改，按《条例》甚至可以罚款。 这些活动排满了杨开洋的日程，“像个陀螺一样天天转”的他，还要不时应对上级的巡查。虽然法律规定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从经费到人事都依赖政府，俨然是街道的下级机构。 街道派来的两位督查，分别叫甘烈芳和张又石，因名字里有“甘”有“石”，各居委的干事们私下叫他们“干垃圾”和“湿垃圾”。过去一年，这对“干湿垃圾”组合反复巡查辖区内各居委。 在一次突击检查后，杨开洋发现自己放着两刀台账的夹子空了，同事恭喜他，“你要出名了，他们（街道督查）拿去给你做模板。”从文革的大寨，到改革开放的小岗村，树典型、立模范，向来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推行运动的必备模式。 这两刀台账，分别对应两个小区，每个小区8本，封皮分别写着8类需要记录的垃圾分类工作。粉色的硬面文件厚达数厘米，写满杨开洋的每日日常。 被带走的台账在定海路街道的19个居委做了示范。同时，在街道的评比中，杨开洋所在的爱西居委又成为2019年度“新时尚之星”垃圾分类优秀居委会——2018年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杨开洋“出名”了，他的辖区其它居委的干部对他怨声载道，“你怎么做得这么复杂？”杨开洋面临的巡查也降低到一月一次，但其它居委则没有这运气。“他们上班就是来查你的，追杀你到死”，十七棉工房第二居委的辖区几乎天天遇到巡查，该居委的干事郑成告诉歪脑，“卫生条线的干部不得以只能上楼回避，连居委书记都觉得头痛”。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垃圾分类摁下暂停键。1月20日，街道要求全部点位撤岗。4月1日，检查恢复，定海路街道甚至特别召开社区大联动联席会议，“尽快恢复垃圾分类工作正常化…迎接市第三方机构4月中旬的检查。” 最终，在“上半年度全市各区及各街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中，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简称“分减联办”）宣布：全市所有区，都达到“优秀”标准。 但上海只是“新时尚”垃圾分类运动的第一站。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江湖 然而，当这场由顶层领导人亲自定名“新时尚”的垃圾分类运动，正面撞上保存着前分类时代风貌的“活化石”，恶战一触即发。 201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疫情还未来，正是垃圾分类严查的风口，“上面那股风一刮，就是等着杀鸡儆猴”，郑成告诉歪脑，他所在的十七棉第二居委，下辖的地块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以东，恰好在林立的棚户与现代商场夹击中，密布着样貌各异的数个小区。 在每周四，居委劳动日的例行项目是捡垃圾，郑成负责冲到草丛里“面对各种乌七八糟的惊喜”。但真正的挑战，不是捡，而是倒。当郑成和几名志愿者押着一车垃圾，进发到凉州路上的垃圾箱房，恰好也在的环卫工立马阻止他们倾倒。 郑成不服：“为什么居民可以扔，志愿者捡了居民丢的垃圾却不能一起扔？” 环卫工答：“你们不能有组织地倒！” 两派人马因此在垃圾房的边上僵持了快两个小时。郑成把这种对峙叫做居委和环卫之间的“垃圾battle”。 对这些“老江湖”而言，小区内的有价废品都是自己的“私产”，在垃圾分类前，小区的保洁员与拾荒者，是他们最需要防范的掠食者。 解决方法唯有请上级介入。居委这方先请示自家书记，书记打电话给街道，街道再和环卫部门协商，而后，垃圾房另一侧的环卫工们接到了部门上级允许对方倒垃圾的指示，才悻悻放行。“两个小的吵起来了，打电话让大的解决，就这么回事”，郑成总结道。 曾在台风天承蒙环卫照顾的黄新，则强调“江湖救急”。他认为居委和环卫更需互相理解。在街道建立的垃圾分类工作微信群中，居委和环卫时时沟通着棚户区路边垃圾房的清运。在合作协调下，垃圾房的清运总是及时不至于爆仓，环卫工人保持着箱房的干净，居委和居民也主动维持整洁、清扫地面。 但当垃圾分类运动动到了一些“老江湖”的蛋糕，另一场恶斗就箭在弦上。 通常，商品房小区都配有垃圾分拣工，他们负责把整个小区的垃圾聚拢到小区内的垃圾站，确保分类的纯净率，再交给清运车拉走。不过，他们通常不是物业的雇员，靠山吃山，居民垃圾里所有可变卖的废品，都是他们的“薪水”。 对这些“老江湖”而言，小区内的有价废品都是自己的“私产”，在垃圾分类前，小区的保洁员与拾荒者，是他们最需要防范的掠食者。 然而，新的门派入侵了。 伴随着垃圾分类运动，上海也持续推进“两网融合”，即城市环卫系统和再生资源系统这两个网络融合于一，把可回收资源从垃圾中分出来，降低需要堆填或焚烧的“真垃圾”数量。 和分类一样，回收也向着垃圾生产端前移。作为政府公益项目的“爱回收”智能回收机开始入驻小区，扔进去废品，吐出来钱，这台机器亮黄的机身吸引着居民的注意，但却成了分拣员的眼中钉。 在杨开洋所辖的建设新苑，一场垃圾所有权保卫战，就此打响。收入大幅下滑的分拣员，把火头对准了总将居民引往“爱回收”回收机的志愿者，“我们捞不到，你又死命宣传，啥意思？”小区里爆发过争吵多次，甚至闹到了12345市民热线。 杨开洋劝说志愿者们变通，“一人分一杯羹，你就分开宣传，一边宣传机器，一边宣传分拣员不就搞定了吗？”他又转头以银弹安抚分拣员，发放1500元的补贴，虽无法完全补足收入的缩水，但缓解了分拣员的抗议。 面对回收机投放累积的矛盾，“爱回收”的负责人甚至大胆设想：废品可以“二次利用”，先投进机器，再拿出来给分拣员。这个构想的基础在于，“爱回收”的收益依赖政府补贴，于是，居民拿钱，分拣员拿废品，企业拿补贴还不必处理垃圾，一举三得。 杨开洋质疑，“等于说一样的垃圾三边赚钱，国家亏钱”，对方则回以，“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但杨开洋和物业都希望负责人能拿出红头文件“看了再说”，对方却“没声音了”，最终不了了之。 事实上，任何一件有人回收的有价废品，都不会轻易地成为垃圾。有没有回收机都好，分拣员也不会放过小区围墙内任何一个塑料瓶。而在小区围墙外，也有一个行之经年的回收世界。 用垃圾换口粮的各路人马聚集于此，回收户、拾荒者、环卫工人、分拣员等“垃圾分类专家”深入定海桥每条巷弄的深处，每个时刻都有各式垃圾正从犄角旮旯里被淘出。这些垃圾汇集到回收站，被重新分类、压缩、打包，送上卡车，送外更远的远方。 这是一个垃圾江湖。在不同的门派、掌门、地盘与宝藏之间，时时发生着动态的协商。在这一派野生而开放的秩序中，就藏着变废为宝的秘密。 （张信来、黄新、杨开洋、郑成，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