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一早，艺术家葛宇路从河北燕郊的居所出发，骑行30公里来到北京798艺术区，这里又恢复了疫情前的热闹。当天，是今年度的“画廊周北京”开幕，其中有他的同名个展，《葛宇路》。
在展厅的天花板上吊垂着八块屏幕，循环播放葛宇路此前作品的视频。展览构思的核心在于，这些屏幕都靠一块铅酸蓄电池供电，而蓄电池的电力则来自葛宇路蹬踩单车，“相当于把展厅插头插在我自己的身上”。
屏幕亮起，划破黑暗，光线刚好足以令观众可以看到展厅中央的蓄电池。虽然屏幕在没有观众时会自动熄灭，但“肉身发电”的电力仍拙荆见肘。为此，葛宇路几乎无时无刻都在踩车——来回路上踩，回到家继续蹬，展览进行时，他也在后台一边蹬车，一边接受采访。他既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但也担心观众太多令自己体力不支，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套路“了自己。
葛宇路想用这个名为《备用电池》的行为艺术作品，探讨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他告诉记者，“画廊和社会的供给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有人把供电切断之后，事情会变得不同。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作品唯一的材料就是我的身体，我像一个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地在这个蹬车，就是要告诉大家艺术家也是一个生产者，我就是人肉电池，我和IT程序员没有本质不同。”
但是身处其中，他少了一个重要的自觉：他不仅仅是艺术家，他某程度上也是一名“网红”。在这个时代，流量意味着很多，它会带来更多关注，也会带来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态系统。
他所有的作品都像是和生活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种行为有时候会被看做是离经叛道，但也会被人批评为不够勇敢和直接，没有危险性，更像是恶作剧。
这一代人的现实是一种日常的状态。
谁是葛宇路？
它是高德地图上曾经可以搜寻到的一条路，他也是生于1990年的一位艺术家——正是后者为前者命名。
2013年，从湖北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葛宇路来到北京，边工作边准备中央美术学院的考研。他在一条无名道路上竖起了写有“葛宇路”的路牌，路名随着附近居民、快递小哥的使用传开，并渐渐成为市政系统使用、导航软件收录的“正式”路名。
最后，政府官方命名了这条路，“葛宇路”路牌也被拆走，但这三个字仍不断闯入公众视线。此后，葛宇路的作品不断被媒体报道，年纪轻轻的他也首次获得了开个展的机会，那便是此次的《葛宇路》。
展厅漆黑一片，但人头攒动，大家依靠葛宇路的人肉发电来观看那几个发着荧荧微光的屏幕。每个视频长不过30秒，时不时会断电，发出“滴滴滴”的报警声。有人嘀咕着“这有啥看的”，有人则选择在每一件作品面前停留，若有所思。
乍看之下，葛宇路的新展览全是老作品的回顾：他如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北京的一条路（《葛宇路》2016）；如何和监控录像对视，直至监控后面的人出来干预（《对视》2016）；又是如何在广州的夏天让自己不出一滴汗（《cool》2018），或者怎么利用北京的风吹了一封情书给自己的女友（《吹往北京的风》2019）……
他所有的作品都像是和生活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种行为有时候会被看做是离经叛道，但也会被人批评为不够勇敢和直接，没有危险性，更像是恶作剧。这个路数的作品，十几年前遍地都是，当时说这叫“点子艺术”，贬义的。画廊来了之后，这种“点子艺术”不好卖，就没人做了，现在又重新被网友追捧。
惨淡现实的另外一面却是，画廊依然要卖画，艺术圈追捧的则是海归和学术，这种捣乱的“点子”看上去热闹，其实边缘。因此，很多人觉得葛宇路充分认识了这个时代和它的艺术方式，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幽默和轻巧，这恰恰有利于传播。以最简单和日常的行为，发出自己微弱但持续的抵抗。
众说纷纭中，葛宇路成了“网红”。这其中，也有他的主动，与传统的艺术家不同，葛宇路与媒体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作”。他对城市问题的关心，更容易切中文艺青年的痛点，因此受到这个群体的追捧不足为奇。
葛宇路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晰的理解，“艺术家有多种多样，有的喜欢政治话题，有的关注世界经济话题，有的关注宗教神学，我最关注的还是现实。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又不是特别宏大的， 而是一种日常的状态。”
重视日常经验，与大众建立对话的特点让葛宇路的作品拥有了很好的观众缘，在他这里，当代艺术可以下沉到老少咸宜的境界，他要做的事似乎人人都可以做，却又因为不够体面、足够“无聊”，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对葛宇路来说，别人的日常和自己的创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普通生活也可以拿艺术思维去看待，而自己的艺术就是生活的碎片，因此，可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做艺术。艺术并非一个在展厅才被允许观看的东西，艺术俯拾即是。
本属事故和意外的“停电”成了常态，召唤出人们对所谓“例外”状态的记忆。
漆黑一片的展厅，召唤出人们对“例外”状态的记忆
这个个展凝聚了艺术家对疫情的思考：本该是展览核心的作品成为了某种“意外”，而本属事故和意外的“停电”成了常态，召唤出人们对所谓“例外”状态的记忆。有人解读这种观看、展示和创造之间平滑流动的概念链条被暂时扰乱，“如同免疫系统遭遇病毒，不得不对来自外部的力量作出反应。”
今年过年，葛宇路没回武汉老家，而是选择去了泰国，但以“42”开头的身份证还是给他带来无限麻烦。即使没回过武汉，但他还是遭遇了各种盘问和审查。临近出发的日子，他还担心能不能通过燕郊检查站，甚至已经开始计划买个皮划艇渡河去北京。索性，他最终顺利过关。
随着疫情发展，一边是在武汉的朋友的惊恐：“千万别回来武汉”；一边是艺术家微信群里的狂欢：“做作品的好时候来了”。从泰国回国，落地上海的葛宇路先经历了14天隔离，回北京后再加14天，28天的封闭，让葛宇路对艺术产生了怀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迷在无用感和无力感中，特别的绝望，有阵子甚至觉得我就是搬砖也比做这些事好，或者我干脆降低我的消耗，躺着啥也别做，少吃少喝，不要给社会浪费资源。”
策展人卞卡却分享了一个观点：重点不在于艺术有用与否，而是缺失可以以某一种方式让人联合起来。这些话让葛宇路意识到：大家都在谈艺术无用，这简直成了一句无聊的废话，艺术当然是无用的，我们反过来倒不如借这机会想想艺术是不是还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抵抗手段。最终哪怕一无所用，至少可以保持一种态度，一种拒绝，艺术家至少还在做自由的事情。
疫情期间，福建隔离酒店倒塌事件的幸存者给葛宇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子倒塌后，这名幸存者躺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漆黑中只能摸到一个空调遥控器，他就不断按上面的按键，看着遥控器上小红光一闪一闪，维持着生命的感觉。
在葛宇路看来，跟巨大的灾难相比，这种微弱的能量看起来微不足道，却难能可贵。这构成了一种对阻挡不了的事情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恰恰可以令人活下来。
艺术介入社会，一个伪命题？
既然展览也关于自己对艺术的重新思考，葛宇路在新展览里也试图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艺术家在当下的艺术生产中意味着什么。
“我想用这个行动告诉大家，艺术家也在一种供需关系中，是社会的生产链的一环。我不认同前几年‘艺术介入社会’的提法，事实上，工作室或者画廊不就是社会的一环吗？”
葛宇路原来自信满满，以为这样的设计可以保证一个月展期期间所有的用电。现实却是，即使每天疯狂蹬车5小时，电池容量也只能保证最多1小时的供电。体力达到极限，他更多的时候需要在女朋友的督促下疯狂蹬车。力气不够了就靠运动饮料，裤子磨破了可以垫上卫生巾，葛宇路觉得自己把自己“设计”了。
无论本意如何，事已至此，有人开始将这个行为解读为艺术家被艺术生产系统压榨出最后的剩余价值。对这种解读，葛宇路不置可否。虽然他认为“艺术介入社会”的姿态过于精英，但他也不完全批评资本集中的画廊产业，“画廊养活了那么多人，也没有必要将其批评得一无是处，自己做好自己的作品就行，多元并存是最好的状态”。
长期以来，葛宇路都是一位“业余”艺术家，他的收入和艺术无关。除了在疫情中义卖出了一件作品，他的作品录像只卖出去一个版，钱还没到账。他很感激画廊“北京公社”对自己的支持，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这些作品很难卖出去，“谁要收藏（我的作品），那是很牛逼的一件事”。
毕业之后，有个老板赏识葛宇路，让他做了某app负责人，他于是一边在互联网公司打工，一边给艺考机构讲授当代艺术。葛宇路看起来全然没有艺术家的心理包袱，他把自己嵌到了社会的运转之中。
审查与艺术的双人舞：抵抗的幽微空间
回看葛宇路以“审查”为主题的硕士论文，在研究了艺术实践中审查和艺术的关系后，他得出了一个颇为乐观的结论：任何时代都有做艺术的空间。
“大家总说鸡蛋与高墙，但粉身碎骨的对抗不是唯一的出路，目前的环境下，还是可以找到一种共生的方式，把个体的抵抗藏在这其中。毕竟外观上严密的规则与秩序，在实践层面其实有很多盲区和漏洞。借由艺术绕开这些规训与教条，找回个体的尊严与意义，这是很容易推广给每一个人的经验”。
葛宇路很欣赏美国艺术家哈桑·伊拉希，因为民族问题，他被FBI审查并监控。不同于一般人的愤怒，伊拉希决定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麻烦，干脆主动报备自己的一举一动，建立了一个网站，事无巨细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包括每天如何小便。看上去毫无意义的行为，艺术家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控诉，直到FBI根本奈何不了他。
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机制一定是有漏洞的，一定的妥协换取了话语权，让他得以发掘出一小方幽微的抵抗空间。
在大环境下，葛宇路认为自己只能做一个“可耻的沉默者”，但他同时也认为，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机制一定是有漏洞的，一定的妥协换取了话语权，让他得以发掘出一小方幽微的抵抗空间。
2017年，葛宇路交完毕业论文，前脚刚踏出校园，后脚就受到了学校处分，葛宇路平静接受了学校给自己的处分，哈桑·伊拉希给了他动力。
葛宇路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做艺术？有没有空间做？还能怎么做？值不值得做？答案当然是，还要继续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