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6日，对于大陆的LGBT社群来说，将会是记录在史册的一天。几个小时内，近二十个由高校学生发起的、倡导性别平等和多元的社团微信公众号被封禁，一夜之间，这些运营了多年、曾是高校性少数群体慰藉之地的账号，全都沦为了“未命名公众号”。 据不完全统计，被封的账号包括清华大学purple、北京大学colorsworld、复旦大学知和社、中国人民大学RUC性与性别研究社、西安音乐学院橄榄树等知名高校团体，它们都在同一时间消失。 两日后，外交部发言人在对记者提问此事时，回应道：“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还有问题吗？” 正规机构成为“境外势力” 接到消息时，山山正准备参加一个和社团有关的线上会议，手机忽然收到学妹的截图：“我们炸号了。”看着曾经运营多年的公众号界面忽然显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下面写着“此账号已屏蔽，内容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账号涉嫌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山山顿时感到“懵了”。 24岁的山山是北方某高校LGBT社团的G社的前社长，大一加入了社团，大二担任社长，直至今年毕业，依旧参与着社团的各种事务。G社在2014年成立，想法由学校的几个性少数同学在一个校外出租屋里萌生，机构旨在为校园提供一个性别平等、包容的环境。成立后，每个月都会举行一些性别友好的活动。在炸号前，G社的公众号有100多篇文章，8000余名关注者。 短暂的“懵了”之后，山山感到愤怒。一直以来，G社的策略一直是“尽力的在制度所有的制度框架下去进行活动”，社团是经学校团委正式注册的，每一次活动都向学校申请获批，还拿到了国家计生委员会的用于宣传预防艾滋病和生殖健康方面的资金。 “大家都很愤怒，他说我们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是什么？我们违反了哪一条？我们所有的从程序，从审批到建立，连校规都没有违反过，更别说法律了好吗？”山山说，“我们也没有私自结社，社团的活动全部都是受到学校监管、经过报备的。你莫名其妙炸了我们微信号，到底谁在侵犯权益，谁在违法？” 和山山的愤怒不同，来自上海某高校的Z社的前社长小韩得知这个消息时，更多是“已经不会有生气的感觉了”。Z社虽然也是正式向学校注册的社团，但他已能显能感受到这几年的风气变紧，可做的事越来越受限，炸号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微信封号这个事情，它根本没有给你任何申诉的机会，在后台的事情看不到一个申诉的路子，或者提交意见的渠道。”小韩说，“而且你也知道，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也许如小韩所料，这一切并非突如其来。 几个月前，微博上几名以爱国主义为卖点的知名粉红大v“上帝之鹰”“子午侠士”等开始对国内高校性少数社团进行围剿，指这些组织的背后是“境外势力”。“彩虹旗在校园里飘扬，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国家的灾难，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朋友们啊，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抵制，不然的话，如此下去，中华民族还会有子孙吗？”子午侠士在微博中写道。 在“子午侠士”这篇微博得到上千转发后的第二天，一份落款为江苏省教育厅“安全稳定处”、发给海河大学的未经证实的文件截图在网络上流传。“接教育部维护高校稳定工作情况通报，发现多所高校有女权、同性恋等‘性少数’组织。现对涉及我省区域内高校的性少数组织进行全面核查，逐一摸排掌握相关组织的学校审批及指导管理情况、活动开展情况、在校人员参与情况、自媒体账号运营情况，及时稳妥整顿未经审批的涉校组织和自媒体账号。” 至今，腾讯并未就多个LGBT高校微信公众号号被封锁一事做出回应。 早有征兆：从2017开始紧缩的风气 风气变紧的预兆不止来自网络流传的内容。1978年，美国艺术家吉尔伯特·贝克设计了彩虹旗，从此这面旗子成为了象征LGBT群体性别多元、包容的旗帜。而这几年，这面巴掌大小的旗子，在中国的高校中越来越敏感。 小韩说，在2014、2015年时，每年社团招新、“百团大战”的时候，社团摆摊时还能挂出彩虹旗，到了2018、19年，只要把彩虹旗拿出来，学校老师就会让他们收起来。而到今年3月，社团接到学校通知，今年他们甚至不再能参加百团大战，招募新生入社。 社团活动的空间也逐渐紧缩。“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当时大部分活动都是可以办的，只要是宣传方式上和学校做出一些妥协，基本上都可以把活动办下来。但是2017、18年起，有些活动就难以继续做了。比如《阴道独白》话剧的演出，场地都是经历了一番波折才确定。”除了审核的流程变复杂，有时候校方还会“安排一个同事来观摩活动”，以监视活动的尺度。 类似的事情也在李若所在的E社团发生。E社是由北方某高校的同学于2015年成立的“地下社团”。李若回忆，在2018年的一次517 “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中，他们给同学们发彩虹旗，鼓励他们把彩虹旗插在自行车上，表达对LGBT群体的支持。 “当时学校让保安看到彩虹旗就夺走，如果自行车上有彩虹旗，就压根不让进校门。”李若如今回忆起这件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们像打游击战似的，发了几百面彩虹旗。甚至有一个同学在宿舍常年挂着彩虹旗，之前一直没什么影响，但我们那次把彩虹旗‘带火’了之后，保安直接闯到了那位同学的宿舍，把彩虹旗抢走了。” 那件事以后，E社把社团名字中学校的名称删除，从此开始有意撇清和学校的关系。 环境的日益紧缩是肉眼可见的。“早几年条件还好的时候，我们还会请一些校外嘉宾分享，比如（分享）同志运动史，这两年因为环境恶化，社团活动主要就是一些社群吃饭、观影、聊天。”李若说道。 在愈加紧缩的环境里，也有一些抗争。如今已毕业的山山至今还记得，去年517 “不再恐同日”时，社团做了一件疯狂的事：他们“上街了”。 这次“上街”也发生在校园内：“我们在校园的主干道，社员们披着彩虹旗，去征集全校人员的签名，当时很多高校小组已经被封了一批了……所以这个决定真的很大胆，”山山在上海某咖啡馆里回忆起这件事，眼里放着光，“我们当时以为没什么人会参加，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很关注这方面，但是没想到，当时很多人都过来签名，最后彩虹旗都快写不下了。” 那是美好到令人意外的一天，披着彩虹旗的那段路不仅没有受到校方的阻碍，一些老师看见后还主动过来签名，“后来我们推送发出来的时候，辅导员还转发了，还在评论说很支持我们，希望我们能继续存活下去。” 这个“疯狂”的行动，在山山今天回忆起来，是有一点后怕的。这几年，他也被警察找过喝茶，社交账号也被炸过好几次，“可能是相对激进了一点点”。于是，今年517的活动中，山山和社员们选择了低调一些的方式：把彩虹旗放到桌子上，做了一个校园访谈，询问大家对LGBT的看法，做成视频。 “可是视频还没发出来，号就被炸了。”他说。 “亲”体制或体制外，无一幸免 为了生存，山山和社团成员做出了能想到的所有努力。在今年7月1日建党百年当天，主动转发了官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海报。这让山山觉得讽刺，因为这也是G社炸号前，公众号的最后一条消息。 山山很熟悉这些年来网络上对LGBT和女权组织“境外势力”的污名，所以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地在体制内允许的框架下运营着社团。 “我们的钱可以说是干干净净。都是从正规的官方渠道申请，要说唯一非官方的，那就是社团内成员的一些筹款。” 而这种被认为是“亲体制”的表态，不仅未能帮助他们在“炸号”大潮面前幸免，反而会被一些人嘲讽为“粉红基”。在7月1日发完海报后，社团被一些人笑话说“吃相难看”。一边被一些自由派说“粉红基”，一边被民族主义者说成“境外势力”，山山有种荒谬感，一个问题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所以，我们到底是谁？ 与山山所在社团“亲体制”表现不同，李若所在E社并未在学校注册，一直是在地下活动，也如上文所说，在社团成立早期就撇清了与学校的关系。 “我们从头到尾是一个地下组织，但是（社团）主体都是学校的同学。”李若说。而这个策略让社团在炸号前成功存活过一段时间，学校对E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最在乎的是外人不能知道我们学校有LGBT的社团……后来学校的官方基本没有主动找过我们麻烦。” 但在地下活动更需要小心翼翼。E社平时在学校办活动需要场地，因为没有官方的渠道，都是通过社员的私人联系，以其他社团的名义申请。对于社团招新，也得时刻防范是否会有“间谍”侵入。 “因为警惕学校派舆情观察员混进大群——之前确有听说类似的事情——我们的微信社群还是挺封闭的，（入群）需要填写冗上的报名问卷。如果问卷特别不认真或者有亲体制的倾向，可能会被拒绝。” 而对于小韩所在的Z社来说，和“体制”的关系则一直是微妙的。一方面，社团运营的各方面都需要听从校方的指示，如在今年Z社就接到了校方明确的要求，在7月1日建党周年前不能发布任何敏感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在公众号发文章的时候，小韩和社员们也会尽量不自我审查，不会主动给校方审核。导致的结果是常常文章发表之后，校方会打电话给团员们要求删除。 这样一来一回，小韩甚至开始理解了学校的处境。“团委有时候也想帮我们，但是也不想给学校惹麻烦。” 校园性小众社群的寄托家园未来何在 炸号之后，包括复旦大学知和社、清华大学Purple、华东师范大学圆人舍等高校社团纷纷都通过其他社交网络的渠道发布了声明，并提供了邮箱、微博、qq群等联系方式，试图与外界“重建联系”。但微信公众号作为社团长久以来依赖的主要宣传平台被打碎后，与读者的连结如何重建，今后的出路在哪，大家依旧很迷茫。 “在炸号前，我们能想到的策略、合作方式都已经想到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去进行了，感觉空间已经收缩到不能再收缩。”山山说。 而李若所在的E社则打算“消失一段时间”。 “我们目前还是处于观望状态，这次封号行动的主体是微信？还是上面的网信办？还是更加高层的国家安全部门？”她打算先把这些搞清楚，再考虑重建公众号或其他媒体平台。同时，社团成员也在把被删掉的100多篇文章搬运到网站上，“但目前还是处于低调运行之中，不想要引起太大的注意。” 高校LGBT社团的消失，对校园内性小众社群也可能有尚未揭示的影响。在山山看来，这些社团被炸号，最让他担心的并非是几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而是对个体的影响。高校LGBT社团存在的最重要使命，是服务社团的核心人群：性少数同学。在“失联“的这些日子，万一这些同学需要帮助，该怎么办？ 中国校园内对性小众群体的不友好，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2015年的一篇研究校园内性小众欺凌的论文调查研究发现，40%的LGBT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曾因自己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而在学校被叫难听的绰号；34%的受访者则表示收到言语伤害，以及22%受到过同伴孤立。2016年，广州大学生西西在得知大学公选课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13版）将同性恋归于性心理障碍后，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的该教材“恐同”，但一审二审均告败诉。今年1月，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幼教专业的同性恋小胡在微博曝光，其因在学校的演讲活动中表达了自己对LGBT群体的支持而被学校劝退。 山山生于小城市，在高中时受到了校园霸凌和性侵，也因此曾受抑郁症的困扰。大学加入G社这一举动，对他来说，最大的动力即是不想再看到学弟学妹们因为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受霸凌。 “社团里一起共事的朋友，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经历了一些不友善的环境，才会愿意有动力去做这种事情。” 他说，社团成员都是靠着这一点理想一直坚持着的。目前G社的社长，绩点原本一直是专业第一，但最后由于忙碌于社团活动，挂了一门课，而失去了保研资格。 而对于高中就有性少数自我认同的小韩来说，Z社团的存在甚至是他当初选择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 “（性少数同学）如何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如果能有一个抱团取暖的平台，对他们是会非常重要的。”李若说，“我们社团对还在自我认同和挣扎的LGBT同学是有帮助的，他们还没有找到同伴，我们起码给他们一个平台，形成一个有连结感的团体。” 而这种连结和支持一旦消失，对于高校性少数的生活来说并非小事。山山回忆起，在社团运行的这几年，G社会定期举办防艾宣讲，宣讲期间他惊讶地发现，一些性少数同学，因为耻感或缺乏相关知识，甚至不知道在怀疑染上艾滋病后是可以吃阻断药避免。这些年G社和当地卫健委合作，一旦同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社团可在保护同学隐私的情况下，帮助其获取阻断药。在过去，就有几名同学通过G社的帮助成功脱险。 “我们的账号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如果他们需要帮助的话怎么办？我们该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山山说，“或者如果他们出现心理问题，他们能找谁？对于目前中国高校的情况来说，都是没有应对这些事情的经验的。很多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对LGBT根本就不太了解，反而可能给出误导性的结果。” 而且，对于李若和小韩来说，高校内拥有一个提倡多元、平等的社团，不仅在性别层面有其意义，更是一个校园环境有多“自由”的标尺。 “在学校里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声音，也需要有一些像我们一样的声音，两种声音能共存的话，对学校的学术自由是一个帮助，大家会觉得很多话题可以讨论和交流。也能让更多的学生看到不同人的生活境况，可能对这个世界会有一种更加细致、复杂的理解吧。”小韩说。 官方的表态已经非常清晰，而在民间、生活周围层面，李若表示自己无法判断这几年同学的主流性别观念是更进步了还是更保守了。虽然每年加入社团的同学越来越多，但她也发现网络上如今存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气，“对女权、LGBT污名化，把它们打成境外势力”。随着这些社群的消失，性少数群体的声音和面目无法再清晰呈现，上述的类似声音会不会愈演愈烈，她无法想象。 （本文的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