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9日，成都四十九中学一名高二学生从高处坠亡，一时引来舆论发酵，关注学校问责和学生情绪健康问题。歪脑记者走访了不同大学、高中的心理支援系统内部从业员和求助者，一窥这张网的运作、当中的问题和最终效果。 在上海读大学的全全第一次向学校心理安全网求助，是2019年10月。因人际关系受挫，她在宿舍哭晕，醒来后，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的她，走进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中心（下称“大学心理中心”），值班人员接待了她，请她填写一份表格。 那份预约表格中，除勾选近期心理状态，是否有自伤、自杀倾向，还要填挂科数目、希望得到的支持和帮助，生活的重大变故，及联络方式。全全勾选了绝大多数选项，收回表格后，值班人员立刻打电话给心理老师，说有个学生填得非常多，需马上做心理咨询。 全全感觉咨询师和善亲切，把她做朋友，她向咨询师讲述自己从高中到现在的状态，还有自残的疤及自杀的事，咨询师立即告诉她，这个情况将突破保密原则，要告知家长和辅导员，并推荐校医院精神科的心理医生，希望她就诊是否抑郁。 走出心理咨询室，全全感到轻松，她觉得自己长久以来的状态，终于有了名字和出口。 心理安全网的捕获与漏掉 她也曾成为漏网之鱼，起码三次。 第一次，高二，困惑于人际关系的她察觉到自己明显的情绪状态，当时只一个老师注意到并约她单独聊天，也只是聊学业压力。 第二次，全全考上香港的大学，负笈他乡，但严重情绪困扰影响到生活秩序。她的状态没被人察觉，她也没主动求助，最终按下大学网站申请退学的按钮。 第三次，重返高中复读后考到上海的大学，入学时要求填写新生心理测验量表，她担心给自己带来麻烦，随便写了一下。 在不同校园兜转5年，全全没被校园的心理安全网捕获。这并非个例，校园中，学生从察觉到自己的抑郁状态，到向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寻求帮助，通常会持续漫长的“隐匿期”。 直到19年底这次，全全意识到生活再次失序，甚至可能再退学，她终于求助心理中心。 几天后，依约转诊的全全在校医院精神科见到心理医生，正式确诊为抑郁症。当天下午，她就服下情绪类药物，觉得药效有些奇妙，“和周围的人关系忽然变近，感觉自己快融化了”。 大学心理中心提供的心理咨询是免费的，用学生社保可以一折开药，全全一个月药量只花100多块，不会因病带来沉重经济负担。 向心理中心主动求助只是其中一环，一张系统的心理安全网在校园织就，包括新生筛查、日常宣导、心理公共选修课、心理健康活动月以及每个班级设置的心理委员，确保“全全”们情绪下坠时，能被这张安全网接住。 这是艰巨的使命。全全的心理咨询师曾向她透露，这间有4万在籍学生的学校里，近三百人确诊抑郁症或躁郁症，她相信“还有更多人没有确诊”。 全全所在的建筑学院以学业高压著称。一次全全吃药产生严重躯体反应，母亲替她办补考手续，在教务处她遇见许多因学生抑郁症补考的家长，挤满整个办公室。 高校安全网：照顾还是控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马喜亭，曾在一篇论文中总结：“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预防及干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90年代后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21世纪初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80年代，一些学校开始自发建立心理咨询机构，90年代政府在“德育工作”的范围内提及心理健康教育，及至2011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这意味着，举国高校都要编织这张安全网，并要按统一方式编织。 《建设标准》要求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分为“校、院（系）、学生班级”三级，在学校级别，“应有机构负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这规定了安全网在高校行政体系中应处的位置。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高校主要由学生工作部执行，简称“学工”，由校党委领导，学生日常打交道的辅导员就属于学工。心理安全成了学工的新板块，以复旦大学为例，学工部下设四个办公室，其中有“思想政治教育办公室”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新生入学后，会组成班级，选出班委，辅导员则类似于“班主任”。近年，随着心理安全网铺开，班委内通常有固定的“心理委员”职位，负责分发心理健康手册、督促班上同学接受心理普查，留言特别需要关心的同学，并向上报告。 可以说，高校心理危机预警的末端，理论上由心理委员担当。然而“事实上工作几乎没有”，在上海一高校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的陈晨告诉歪脑记者。大一时，陈晨抱着帮助同学的热情，竞选心理委员成功，此后参加了开给全校心理委员的大讲座，讲授干预、沟通的技巧，参加完一年内的三次培训后，就可拿到心理委员上岗证，但陈晨觉得形式大于意义，“一两百人聚在一起，讲的内容也不算实用，因为在和同学沟通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本用不上。” 担当心理委员的三年里，她觉得自己也不能做什么，“转发一些推送，在学校开启全面普查时催一下人，参与过一次紧急情况下的危机干预工作。” 陈晨发现，同学们有需要时，更可能找身边亲密的人倾诉，不会向心理委员求助。她也不愿意以心理委员身份干涉，一方面担心自己未受专业训练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怕同学的敌意或抵触，“这个身份也比较尴尬，如果我去跟辅导员说，有点像在打小报告”。 系统中，学生的心理体验与行政需求冲突频现，“照顾”和“控制”之间，边界模糊。 以新生心理筛查为例。先后在国内两所211大学的心理中心工作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迟告诉歪脑记者：“如果问题不严重，我们就会提醒辅导员多加注意；如果有必要进行干预，就会帮他对接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咨询师会判断是否需转诊医院，接受进一步诊断和治疗。有突发情况，心理中心也会直接找相应辅导员介入，并联系家长。 王迟说，这几乎是目前高校的常规流程。 但在学生眼里，这套常规是另一种体验。在上海就读的李静，就从朋友口中听说，因为心理筛查结果不好，接到辅导员电话，被要求去心理中心接受咨询，更成为学院“重点关注”的对象。 “重点关注”蔓延到日常生活。李静说：“某某老师让你的室友平时多照看你一点，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就好像你生活中被安插了间谍，被人监视，还有一些会去找你的家长。” 李静一位已毕业学姐，曾因此与学院爆发冲突。当时，她经学校医院诊断，学院找到家长，此举严重影响亲子关系。愤怒的学姐直接冲到院长办公室，把院长骂了一顿。 被心理咨询师温柔以待的全全，在确诊后，辅导员也曾私下提醒她三位室友，不要讲刺激她的话。然而三位室友一起去找宿管，要求换宿舍。而这般宿舍里的冲突，又会顺着行政线路上下通达，成为新一轮预警信号。 从大学到中学，从城市到县乡 被认为需要接住的，不仅是大学生。疫情复课后，中学生自杀一度成为社会焦点。似乎作为回应，去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在上海一公立高中任职专职心理教师的林晗告诉歪脑记者，通过新生筛查会得到一份“阳性名单”，列着筛查量表中发现异常的同学，“只有我们校内的心理老师知道”。名单的作用是帮助心理老师在上心理课时对学生“多观察一些，但不会主动做干预”。 除了自己主动观察和等学生来求助，林晗也会将识别心理危机的知识传授给班主任。中学的心理网分成三级，第三级为班主任，平时留意孩子心理健康，班主任做的记录心理老师能看到；第二级是班主任转介给心理老师；一级则上升到校长，同时联动区级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下称“区心理中心”）。 如林晗判断需要转介，德育主任、班主任、心理老师就会组成团队，一同告知家长，希望家长能带孩子去精卫中心做进一步诊断。 然而，告知家长是最容易出状况的阶段。 上海一公立初中任职专职心理教师的季白记得，有些家长不愿带孩子就诊，或去后也不愿向学校提供就诊记录。这或许因为，精神疾病污名仍广泛存在，家长担心孩子被老师同学另眼相待，也怕给孩子留下不利的档案。 季白有11年在初中做心理老师经验，存有30余份需关注学生的心理档案，见证了上海中学校园内心理工作的变化。10年前，她刚开始工作，学校的心理工作在大家心里是“很边缘的工作”，“都是其他学科老师兼任”，无法凸显专业性。 变化是由上而下的。市教委要求每个学校评选“心理达标校”，各区也成立心理中心指导各校工作。在行政与政策双重“指导”下，对心理老师的培训越来越多，对专职老师的要求越来越大，学校愈发重视心理老师的专业性，季白逐渐觉得，有更多心理专业支持的空间，去做心理咨询与个案介入。 但人力配置落后于政策重视，虽然区级文件建议，以1:500的师生比，配备校内专职心理教师，但大多中学学生人数数倍于500，却只有一位专职心理教师，要靠其他学科老师兼职心理咨询。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也被推进县城和乡镇的中学。四川自贡县城一高中任教专职心理教师的张潮告诉歪脑记者，最近几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才开始建设，市和县里开设未成年人成长心理指导中心，学校被要求配置心理咨询室，条件好一点的聘请专职心理老师，条件差一点如乡镇学校，多由其他老师兼任。 兼任的老师心理专业知识储备并不多。“有些还是校领导命令的，本人不是很愿意。”张潮称，市和县会组织学校、医院的专业人员定期下乡指导、培训、送教，像张潮这样的县城高中专职心理老师，“都属于下去指导的专家了”。 然而，在下乡指导和校内上心理课之外，张潮认为对专业水平要求最高的“咨询”工作，却往往沦为最不受重视的部分。但他相信，心理老师和学生直接而私密的连结“最能对学生起到切身的帮助”。 校园中的自杀，关注与危机 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伦理中，保密是基本原则。但在校园，咨询师评估来访者有较大自杀或伤害他人风险时，不会继续保密，而是通过辅导员告知家人。 全全没让其他人知晓她的抑郁症诊断，生活也一如既往。直到她停药后试图自杀未果，社会关系围绕着“抑郁症”开始重组。 2019年12月一个半夜，全全在苏州河桥栏杆上光脚坐着，想跳河自杀。她背对河面，将手机和鞋都扔进河里。一个陌生人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不走那个人也不走”，这样一直僵持，一起抽烟。陌生人聊起人生，聊起他哥哥之前跳楼，上个月自己失恋。最后全全没有跳，半夜2点多光着脚走回学校，被宿管发现。 这次经历被宿管报告给学院，全全向辅导员坦诚自己是抑郁症。这也被报告给全全家长，每次心理咨询前，心理中心都会同步将预约信息发给父母。 家长、室友、院系等社会关系因告知而卷入，并不必然成为支持系统。在缺乏正确认识与污名盛行的当下，可能反而使事情更复杂。 张潮常遇到家长忽视、否认，尤其身处县城学校，学生家庭普遍贫寒，来往市区医院路远又费钱。“有的高危自杀风险学生，真的是学校方面三番五次做工作甚至严肃批评，才把家长逼得带孩子去医院就诊”。 季白经手过一个失败介入案例。一位初中生的父母以看牙医为由给学生长期请假，没告诉班主任的是，学生其实已就医并长期服用情绪类药物。季白本不知情，觉察到孩子异常，就多次把父亲叫来，结果每次父亲回家都会暴打孩子，孩子精神状态越来越糟，多次在校内表达“不想活”。学校也曾向父母出具告知书和危机评估单，要求家长送医并提交就诊单，然而父母交回的诊断书总显示“正常”。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会把学生推向一个更麻烦的处境。”个案最终无处着手，季白只能尽力确保那位学生在校时“每天都是安全的”。 校内一旦发生自杀事件，往往迅即成为舆论焦点。季白告诉歪脑，“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马上就有很大的连锁反应。” 如果一所中学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区教育系统的德育处会下发文件，区心理中心、教研员或专家，到涉事学校调查学校工作是否到位。衡量指标在于：学校心理的测评有没有做，班主任有没有平时关注到孩子情况，心理健康的公众号文章有没有发给家长让其了解。 区内其他学校也会接到通知，要求和档案内的家长聊孩子最近的状态。而往往，季白称，“这些被关注到的孩子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真正实施自杀的孩子却是没有被关注到的。” 张潮所在的县城高中则会通知保卫科，告知需重点留意这个学生的安全问题，有的学生有高自杀风险，家长一时赶不过来的，保卫科会专门安排增强学生周围的安保级别，“比如让他单独住一楼寝室，保安24小时巡逻，严防学生自杀。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有漏掉的学生。” 大学里，自杀也并不鲜见，常常没有结果，也无从知晓更确切的事。李静印象里，自己入学以来，学校曾有一例医学院研究生的自杀事件，引起微博强烈的舆论反应。然而他也看到学校的打压舆论：“如果有人在朋友圈转发，被辅导员或老师看到，就会让你删掉，甚至可能找你谈话。” 但信息仍然会在学生间传递，并在社交媒体中隐晦发酵。“大家会猜测他的自杀动机，也会要求学校给出交代。”李静说。 2021年5月9日，成都四十九中学一名高二学生坠亡，母亲在微博控诉自己被延迟通知、孩子被径送殡仪馆、监控录像缺失，也有学生表达遭学校威胁不得不噤声。随着事件细节逐步公开、时间流失，舆论怒火渐弱，警方通报强调“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下一步，在全区学校强化心理健康教育”，但反省系统中却没有对自杀事件后续处理流程的反思与改善建议。 经历过噤声，李静在朋友圈屏蔽了整个班群及辅导员。他对教育体系悲观，“在这个制度之下，没办法信任学校”，或许因为学生的生死直接与行政层级挂钩，会影响到学工、老师的晋升或绩效，“你不会被当成一个人去对待，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就是你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出现问题，因为你一出现问题他就会遭殃。” 他认为，学校的行政逻辑也是如此，出现问题或危机，会马上想办法去应对危机，越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也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更无从谈起如何帮助大家。 （全全、王迟、李静、陈晨、林晗、季白、张潮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