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学者马向阳在中国《经济观察报》发表《穿越“历史的垃圾时间”》一文，引起网民热议，“历史垃圾时间”关键字、相关讨论不断增生。 所谓“垃圾时间”（garbage time）来自篮球比赛，指球场上胜负大局已定，剩下的时间不会有决定性影响，只是两边要按规定耗到完场，这一段百无聊赖的时光就是“垃圾时间”。在历史或人文社会中的“垃圾时间”，大概就是漫长的衰世，但人们又未见到“朝代”激烈顶革的样子。 马向阳引述了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Mises）的话去解释历史中的垃圾时间具体是什么： “一方面，社会的运作发展已经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又根本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必然走向失败。” 这篇文章当下发出来，引起的讨论也是有其社会脉搏的意义。“我们进入了垃圾时间吗”的悬念，在中国经济不复狂飙突进的当下早就人心烂熟，不是新闻，反而更大问题是我们要怎样适应突然的气候剧变——一个生存的问题。 中国的青年“毕业等于失业”、青年被迫过早谋求“躺平养老”的时代气氛，连香港都可以感受到。这两年疫情远去，旅游重新开放。香港商户本来以为可以靠“内地豪客”救活市面经济，但找来找去才发现记忆中的“内地豪客”没有来，来的游客花钱也节俭得多，甚至很多是想一心“穷游”。 商家都大喊救命，社会感到不安但又做不到什么。在美元汇率问题之下，港人选择北上消费又是一个打击。香港市面经济，至今还未找到新救星。 历史告诉你：人类大半场赛事都在沉睡 什么样的时代属于“历史的垃圾时间”？马向阳引述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01 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在千年的维度下，原来人类大部份时间都活得很糟糕。从耶稣出生至 1700 年间，“全球人口和经济的年增率均低于 0.1%，其中人口成长率为0.06 %”。 1700 年之后，全球经济和人口才突然因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引发社会显著变化，而快速进入“井喷期”。于是在这之前，人类近 2000 年的发展，大部份时间可能都是“垃圾时间”，人类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变得自信、获得基本温饱、有相对平等、有尊严、婴儿夭折率降低、成人不会过于早死……都是颇近代的事。 麦迪森把世界经济史分为三阶段：西元元年到西元 1000 年是“停滞期”，西元 1000 年到 1820 年是“缓慢期”，西元 1820 年至近代是“井喷期”。以此框架来看，“停滞期”和“缓慢期”加起来将近 1800 年，这段时间人类为了活下来，在黑暗中抱团生存和壮大，创造了奇异的文化、制度和迷信。 例如耶稣信仰在罗马帝国慢慢流行，除了因为信徒冒死犯法传法的努力，也因为世纪初期，罗马帝国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到致命瘟疫的打击。在传教者的口中，耶稣有时是以医者、治疗者的形象出现，最重要是他“克服了死亡”，切合了疫情中罗马人的精神需要。 在西方的传统史观中，一切历史故事从耶稣说起，世界由上帝创造，但最后会被终结。人类被逐出神话中的伊甸园之后，世界都是不断腐朽当中，充满痛苦和不完美。 在某种极传统的信徒眼中，直至上帝回来之前，世界一直都处于“垃圾时间”。所以他们倾向不太关心世俗社会，认为这一切都转瞬一闪，“这世界非我家”，更重要是储蓄永恒的属灵生命。 明朝的困局：皇帝也不敌“结构” 马向阳原文自然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垃圾时间”。他举出了明朝。在他看来朱元璋开启的 276 年明王朝，就是一段众多学者公认的“垃圾时间”： “……明太祖热衷权力私有化，其顶层设计是废相专权，对待底层民众则用种种严苛之法，将社会活力扼杀殆尽……” 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时是受到非议的，因为里面的传统中国一反我们的刻板印象，来得非常压抑、无奈和僵硬。书中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宰辅、武将、文官、学者，在看似太平无事时，其实全都陷入不同的结构性困局。 他们都是内心有着宏图，例如神宗初期是厉精图治，但他作为皇帝竟然无法对抗文官集团，反而要跟着他们的规则来。文官又是杀不光。最后皇帝发脾气，唯有用罢工来报复臣子。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老死、出缺，皇帝也不任命替补官员。 万历皇帝在大事上还是有管控的，但在其他“小事”上就彻底躺平。书中的皇帝贵为九五至尊至高点，但还是受困于“历史的垃圾时间”，他做了皇帝，但还是有很多想做的事不能做，反而经常沦为“活的礼仪”。他一个年轻人上任不久，就要开始监修自己的皇陵，准备作为“祖宗”垂范后代。 明朝的制度问题从开国者朱元璋说起。他出身贫寒而且思想传统。因此他与平民出身的刘邦一样，成功后诛杀大批功臣。明朝更夺去宰相的权力，各部门大部份都倾向“直属中央”，又设“厂卫制度”特殊控制达官贵人，甚至是随意在众人面前仗打臣子，以羞辱士人的方式来提高君威。 他的制度设计，让人理解皇帝更相信“自己”，其次是“宗亲”，将全国很多资源和权力分封给朱姓子孙。黄仁宇在书中评论，朱元璋有一种倾向：他总是想将全国不同事情都复古到“四书五经”里面的理想简单世界。这些开创时的祖训，一直支撑着明政府，也成为后来继任人越来越大的问题。这顶层设计令大家不能应付之后日渐复杂的局面。就如何应付经济好转之后的土地兼并一事，就烦死了之后的政府。 这个制度越发倚重皇帝本人的运筹帷幄。后人读明史，觉得明朝皇帝很多都是桀敖不驯暴君，甚至怀疑他们情绪或脑子有问题。另一方面，制度却决定了所有事情都需要皇帝处理，以保证中央集权社会不要动乱，于是这个制度等于强迫统治者成为天才和机器，一个非人的决议制度。 所以不只神宗，多年来皇帝反抗、旷工、躺平的实在不少。不上早朝只是基本套餐。宣宗沉迷斗蟋蟀，世宗后期荒政“下线”多年，武宗以修建奢华别宫“豹房”以及当中的淫乐称着…… 明朝“昏君奇葩辈出”仍享国 270 多年，跟吊诡的制度设计相当有关：皇帝不顾一切中央集权之后得到的无上力量，确是十分好用，此制度下统治者的弱点和问题也被百倍放大，他没有人可以相信和依赖，是制度设计下的孤家寡人。 但只要跟随“祖法”，铁达尼巨船还是不会一下子沉没，因为制度和传统远比人重要，儒家好古的思想又在里面发生作用。极端起来，“个体”在其中会感到一种大时代的无能。“自己做什么，多做少做，都不会影响结局。”正是身处“垃圾时间”之感。神宗也为此“结构”所困，他感受到的悲哀可能更深。 到了最后的崇祯，人们讨厌他但同时会同情他，因为我们认知到，帝国交到他手上时已经千疮百孔，“明朝臣民”因为经历二百多年的“关闭统治”，已失去开创性主动性，帝国有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其实没有伸出援手。另一方面，又会看到少数想力挽狂澜的人被阻扰、被冤杀、被冷落，他们的努力最后没能改变明清鼎革的“赛果”。 个人努力于衰世中自处，或催生伟大思想 传统中国人检索历史，主流是看朝代之间的“治乱兴衰”，所以虽然没有“垃圾时间”一词，但很多古老学说都是在“衰世”中产生，可说是为了如何应对“垃圾时间”而创立。 例如孔子，他说做梦也梦到周公，是怀念周公、西周时的封建礼教世界。在这个学派眼中，世界是由更美好的状态衰退而今形成。德才兼备圣王统治的“三代”是人类最好的治世，之后的世界不断变差下降。到孔子在世的时候，周天子已权威旁落，诸侯用实力藐视礼教，谈不好就打，是春秋战国的规则。 孔子作为没落的小贵族之后（祖先封于宋国，今河南、安徽一带），多数认知到自己活在“垃圾时间”——一个贵族地位不再稳定，但“结构”又犹存的衰世局面。道家觉得圣王并非至善，只是歌功颂德所创造的神话。自从人们包括圣王们开始变得巧智，学会利用“道德”名义去驱策他人，学会去恃强凌弱，世界就偏离了自然的“道”，一直在变坏中。 孔门主张仁政、正名、尊周，但当时这套对霸主并不受用，信众不算是主流。对孔子，去做学问和传教，大概就是他“回应”“垃圾时间”的方式。他死前没见到梦想的西周能破镜重圆，但孔门思想因而发展，后来（经过变型）成为了汉字文化圈的一大支柱。 如果没有东周的“混乱”时期，没有这段不见天日的绝望岁月，自然不会产生当时的九流十家种种伟大新想法。 那种活力在“大一统”之后几乎消失。所以在思想家和文化人眼中，春秋战国时期反而是一派光辉灿烂，反而在有了官学、察举孝廉、科举等等制度后，读书人慢慢失去了野性和创意，眼界被限缩，在思想和文明发展上那才是进入“垃圾时间”。 20 世纪革命家谭嗣同曾经激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他们怀抱民主民族思想的反清志士来说，之前的中国文明只是看来灿烂，但对个人个体而言，之前何尝不是一段长达二千多年的帝制“垃圾时间”。 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曾说过：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著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 这好像也是在描述中国人于漫长“垃圾时间”里如何活着的心境。中国漫长的道家传统，都是在人们被贬官、不受重用的时候才变得好读。马向阳原文最后也是去到中国人如何在衰世中自我调适。在道家学说中，有大量用来应付漫长黑暗的人生智慧。 香港年轻人从小就认知到什么是垃圾时间 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后出生长成的新一代，其实也会告诉你：他们一向觉得自己活在香港历史的“垃圾时间”。因为慢慢越来越多人觉得，“港英”光辉岁月不再，时代红利被吃光。香港独特地位日渐失色，优势减退之下，他们只能从上了年纪的人口中听闻那时的盛况。 他们指控老人们早已把权利和机会拿光，阶级飞速固化，阶级上流的成功故事看来越来越少。直至连强调奋发向上的“狮子山精神”，都开始被有识之士耻笑。 在香港，这大范围的抑郁比起在中国内地更早出现，只是一直被主流社会所压抑。香港股评人曹仁超在逝世前的一个访问曾坦承，既定的成功规则已经被用完，现在重覆过去的路是绝对不可能复制成功。 “游戏规则是上一代甚至上几代人订定的，若年轻人觉得规则对自己不公平，受委屈的话，就应该找破绽突破那些规则，寻找自己的出路。现实就是如此，新一代人要超越上一代人才有出头天。若要超越上一代，就不可以行旧路。” 当“回归一代”还在读书上学时，就要被动面对香港从实际上、思想上慢慢要改朝换代。毕业后进入社会，人生刚刚“进场”就接连看到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病毒袭港、2003 年 50 万港人上街、08 年金融海啸、大量的中港冲突、民主化议程全社会永远没有共识…… 前景极不明朗的感觉，一直笼罩着他们童年乃至成年，但他们还是在这个不太珍惜人的城市里跌跌撞撞成长起来。 不要温驯地进入良夜 工业革命之前，过去 1800 年的垃圾时间当中，人类还是累积了让当代人得以飞跃的文明资本。“垃圾时间”可能并不最可怕，因为详细去看，人类大部份时间都在“垃圾时间”里面渡过。 在它里面人要做什么事去适应它，怎样为不断的再起去装备自己，才是衰世中人们的重点关心。 数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已经有在世界各地留下壁画。绘画对象包括各种自然、日月、动物，甚至类似宗教仪式的事情。 在今人看来，当年智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差，文化不高、生命脆弱，可说完全身处荒洪远古的“垃圾时间”，但是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又说明人的远祖在更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都没有放弃生活和奋斗，在余暇之时还有余力绘画，做艺术创作。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