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于 2020 年生效之后，越来越多曾经参与反修例运动的抗争者，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 “8.31事件”中，被人误传已经遇害的“韩宝生”是其中一人。他的真名是王茂俊。 2019年8月31日，王茂俊在太子站月台被捕，本身只是被控非法集结一条罪名，一个月之后，控罪增至九条，包括非法集结、刑事毁坏等罪名。虽然有九条控罪在身，但王茂俊在那段时期里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直到 2020 年《国安法》生效之前。 2020 年六月，隔了将近一年，警方突然通知他要修改控罪。 “当时改了八条控罪，包括暴动罪、非法集结、刑事毁坏、普通袭击……转了控罪之后，很快意识到不妥，加上当时已经六月，《国安法》将会实施，那时就开始觉得应该要离开，身边很多人也叫我离开。” 于是在七月，他要上庭之前，王茂俊买了来回英国的机票。 “我假设自己有机会出不到境，或者会被拦截，回程机票的日期是上庭之前的日子，让我看起来像是会回来上庭的样子。”结果他顺利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航班。 有别于循 BNO 签证移民到英国的香港人，流亡来到英国的人，大都是透过申请政治庇护以获得难民身份留在当地，但等待审批的时间里，他们无法工作，也无法读书。对于流亡者而言，他们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也从来未曾想像过的状态，在等候期间感觉孤独，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低潮，也难以向人诉说。 王茂俊离开香港的决定来得仓猝，只有几天时间考虑。“整个人生的计划都要重新决定，来到英国之后，一个人也不认识，整个感觉很不真实。” “等待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住” 疫情下的伦敦，宛如一个死城。抵埗不久，王茂俊就开始尝试发电邮联络当地不同的 NGO、见不同的人，“将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然后有 NGO 介绍了一些人给我认识”。来到英国的头一个月，他辗转飘泊过不同的地方，找到地方安定下来后，他便立刻申请庇护，“这一刻已经完成了所有程序，面试也完成了，只是在等待结果，预计今年年底会获批”。 一般而言，英国内政部预计首次面试之后，申请庇护到审批的过程大约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惟实际审核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普遍为一年以上不等。在等待庇护结果的漫长过程里，申请者不能工作，也不能读书，王茂俊坦言：“等待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住。” 流亡之后，在“8.31事件”一周年前夕，王茂俊在社交平台上上载短片，澄清自己正是被网民流传失踪及遇害的“韩宝生”，并且公开身份，然而压力在此时开始接踵而来。 “一方面有很多人期望我站出来说 8.31 打死人的言论，另一方面，我公开身份之后不断被亲中媒体攻击，甚至有蓝营（注︰亲中人士）的人走上我家作出骚扰行为，这些种种都令我感到很大压力。” 情绪最差的时候，王茂俊拒绝与人接触。 “不想见人，整个人都很负面，很不开心，甚至有极端的想法，觉得大家搞政治纯粹是为了名声，也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像没有未来。” 伦敦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表示，流亡到来英国的抗争者，除了有申请政治庇护之外，也有人是经 BNO 签证留在英国。 “如果是申请政治庇护那一些，自去年七月起，每一个我接触过的人都有精神困扰，或是有 PTSD 的症状。” 林怀耀指出，流亡者在来到英国之前，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是最大的困扰。“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很多时候来到，心态仍然是恐惧，不想见人，也不敢见人，但如果没有群体的支援其实会是一个问题。” 林怀耀又指，很多流亡到英国的港人抵英之前对于申请政治庇护的流程未有太多了解。 “因为很多人想的时候都很仓促，未有时间去了解如何申请，加上本身申请庇护的操作很复杂。另一方面，在申请过程的期间，有一段很长的等待时间，他们会感到焦虑，一个困境未完，另一个困境又出现，故很多人出现精神困扰，甚至有自杀倾向或自残行为。” 2021 年六月，网上盛传英国曼彻斯特有抗争者自杀身亡，其生前饱受情绪病的困扰。林怀耀认为，英国公营医疗服务机构国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在精神健康的服务上，对于其他种族的人服务有所不足。 “民间的组织会好一些，英国本地有一些为难民及移民提供协助的机构，有些在英的港人组织也有为受困者提供支援，但长远而言，我认为可以参与进本地协助难民的机构，里面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从中学习。” 也是在抵达英国之后，王茂俊才意识到这样的流亡状态，有可能是一辈子。 “最难捱是很想念香港，很不舍得香港的事物。一想到家人每日都在变老，而自己没有办法陪伴他们，很难做到尽孝的责任，会觉得很心酸。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家人是那么重要。” “我们来到英国不是玩” 27 岁的Aaron 是在《港区国安法》落实之后的七月离开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他曾经两次被警方以非法集结及管有爆炸品的罪名拘捕，随后控罪修改为暴动罪及串谋刑毁。 “当时家人担心我继续留在香港的将来，也觉得继续留在香港的出路便是坐监，运动期间已经开始叫我离开香港。” 抵达伦敦之后，他首先住在了一个英国人的家里，后来开始寻求支援。辗转之间，Aaron 在伦敦住过收留流亡抗争者的“家长屋”、Airbnb、青年旅舍等不同地方，但这个充满了海外移民的国际大城市，却令 Aaron 感到没有容身之地。 “在伦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无处融入，加上有些英国人知道我是寻求庇护者的身份后，对我又好像更低一等。” 来到英国之后，Aaron 立刻向内政部申请庇护，完成申请手续后，经过了两轮面试，目前正处于等待批核的阶段。“手续不算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面试大约是八至九小时，主要是之后等待审批的过程很久，很多手足都要等大约一年才有结果。” 尽管英国政府为港人打开了一扇 BNO 签证的“逃生门”，给予持有 BNO 的港人一个移民到英国的便捷方法，但现届英国政府对于寻求庇护者的态度却屡遭外界批评。英国内政部于今年大幅收紧非法移民的庇护措施，令非法入境移民在英国居留的难度大大提升。 英国内政部于 2021 年 9 月修订评估港人庇护及难民申请指引，当中更新对《港区国安法》的解释及说明，并记录了国安法实施后针对社运人士的部分案件，新公布的指引列明：“当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有可能被根据港区国安法逮捕和起诉，而刑罚是不相称地严厉，那么起诉就有可能构成迫害。” 英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共有 76 名港人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同年第四季更是自 2007 年后首次再出现无父母或看护人陪伴下，自行到英国申请庇护的 18 岁以下人士，也即“无人陪伴的寻求庇护儿童（UASC）”个案；而2021年首两季则有 74 名港人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资料显示，2020 年有 1 人成功申请庇护，另有 2 人则获批人道主义保护；而今年首两季 1 人获批、4 宗申请被拒、14 宗被撤回。 在伦敦的时候，Aaron 住过“家长屋”。不少流亡到英国的抗争者，也曾经被“家长们”接待收留过，惟家长与寻求庇护者之间，始终有一些因不理解而产生的鸿沟。“家长其实不是真正了解寻求庇护者要做些什么，例如没有工作的权利，当中有很多细节，如果不是当事人，未必很清楚了解那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香港一些网上讨论区的言论，也令 Aaron 很介意。 “有些贴文会说，我们这些流亡者来到英国是来享受，但他们对我们并没有真真正正的了解。在香港的人也不太知道我们在这里的状态。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我们来到英国不是玩，而是很认真去建立一个新的公民社会。” “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在伦敦逗留了半年之后，Aaron 离开了这个繁华的城市，到了苏格兰第一大城格拉斯哥，英国收容最多难民的城市。 那里有他认识的流亡抗争者。那名流亡人士，将自己的居所同时用作收留其他抗争者的“家长屋”。 “在苏格兰的那段时间，和其他手足一起居住，一起生活，比较同气连枝，也知道大家想做些什么，可以互相帮忙、各施其职，生活得比较开心。” 既是流亡者、也提供居所收留其他抗争者的 Chris，过往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一直担任义务急救员。 2020 年 6 月，警方于凌晨五时突然上门，以“串谋刑事毁坏”罪名将他拘捕，后来 Chris 得悉同案有其他被捕人士的控罪被修改为暴动，听完律师的意见后，他决定要离开香港。 “也有挣扎过去或留的问题，当时有《国安法》的出现，幸运的话可能只是告多一条暴动罪，如果不幸的话，可能会再有其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想到这个位，就决定真的要离开。” 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夕，Chris 离开了香港。 在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之后，由于遭到海关关员的质疑，他未能顺利入境，使他要即时在机场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 Chris 随时即被带到机场的等候室里，“当时电话被没收，入到去等候室之后一直等待有人来跟我面试、填问卷，整个手续大约历时近 12 小时”。 一般而言，在英国申请庇护可以透过在英国机场口岸或入境之后提出申请，如在机场申请庇护可在向海关递交护照的时候提出，意味在机场的时候，首先会进行第一轮面试。 在英国的支援组织安排下，Chris 来到英国的首站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直居住至今。 “组织替我找到现在的这个居所，我也比较幸运的，这个业主愿意让我继续租住下去。”虽然在申请庇护期间，有需要的申请人可以入住政府提供的庇护住所，但居住问题仍然是困扰很多流亡者的事宜，没有收入或者工作证明，租屋居住变得异常困难。 “我们没有工作权，因此不会有入息证明可以提供，基本上是很难租到地方居住。能够租到现在这个居所，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业主也支持我们的理念。” 40 岁的 Chris 因为流亡，整个人生走向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香港的时候，我会形容我的情况相当不错，衣食无忧，但来到英国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东西都要重新再建立。”家人不愿过来英国，Chris 形容流亡之后，几乎是处于妻离子散的状态。 “我想，如果我是有计划地移民过来，可能情况是不差的，但现在要面对妻离子散的问题，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情况很糟糕。” “尤其在节日的时候，真的会感到很孤独，”Chris 表示，身处苏格兰，没有那么多流亡者选择聚居于此，故此在连结方面，情况不算是太过理想，“惟有用革命意志去撑住自己”。 不少流亡者在流亡海外之后，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创伤后遗症（PTSD），Chris 直言抵达英国之后的首半年，自己也有类似 PTSD 的症状，“对将来会感到很不安、焦虑，也有很大压力，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中共的间谍来捉你，整个人都处于很混乱的状态，这样的情况维持了起码半年”。 情绪受困以外，Chris坦言经济压力也非常巨大。 “最难捱的时刻，是带来的资金快要用完的时候。我带了几万港币过来，当快要把钱用完的时候，我曾经不断联络政府机构去处理有关住宿的事情，希望能够入住庇护住所，但政府因为我有租约在身，认识我并非有需要人士，故此拒绝了我。”最终幸得朋友的帮忙，才暂时解决到燃眉之急。 “有一些朋友慷慨地支援了我一段时间，令我可以交租，并且照顾到其他手足，但压力真的相当大。” “尽量活在当下” 在等待难民资格的过程中，日子显得异常漫长，如何打发时间，是摆在流亡者们面前的问题。 “最主要是因为无法工作，因为无法工作，就要想方法去消磨时间，”Aaron 表示，这段时间，他主要的日常活动是阅读、看电影、煲剧，也与其他流亡者们共同设立了一个 Patreon，分享流亡海外的日常生活、时事评论、煮食 Vlog……等等。 Aaron 现阶段并不敢想像太多有关将来的路向。 “流亡之后会有胡思乱想的时候，有想过很多之后的打算，但一去想，整个人就会混乱，情绪也会变差，所以不太敢去想，专注在现阶段的事，一步一步来。以前我会对将来有很多想像，而且我是那种想做就一定要做到的人，现在要让自己学习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尽量活在当下，准备之后的事情。 ” 他坦言，来到苏格兰之后比在伦敦的时候开心得多。 “比起在英格兰，在苏格兰比较容易融入社会，和这里的人相处聊天也比较开心。”Aaron 忆述，有次他去到一间土耳其人开的餐厅吃汉堡，“当他们得知我们是来自香港的寻求庇护者后，就说有什么需要便开口，后来也有提供一些食物给我们，这让我感受到难民之间的互相帮忙”。 目前 Aaron 得到一个有心人的帮忙，替他在另一个城市纽卡素找到了地方居住。 “暂时在纽卡素自己生活，靠食物银行过日子。”若果日后难民资格获批，他希望能够回到苏格兰，“也要趁这段时间，思考如何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加好，之后可以再做些什么”。 Chris 表示，英国政府鼓励未获得难民资格的寻求庇护者在等待的时间里，从事义工或去免费学习英语，他本人亦有报名去参加英语班。 “我的导师有跟我说过，这是一道将新移民连接到社会的桥梁，如果一直读下去，之后甚至可以就读更多不同的课程。” Chris 现在的居所也是收容其他流亡者的“家长屋”之一，他称这个地方为“宿舍”。在来到英国第二个月后，Chris 已经开始为其他流亡者提供住宿，“是由本身协助我的那个组织牵头的，接过第一个手足之后，就开始继续做这回事，因为很多手足在这边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政府也不能够第一时间提供住宿援助”。 至今他的“宿舍”已经收留过接近十个流亡者。 “我接收回来的个案，通常都是在外面遇到很恶劣的情况……其实寻求庇护者真的很需要一个固定的地址去收取内政部寄来的信件，如果不断飘泊，收不到信的情况下，甚至有机会令他的政治庇护申请遭到拒绝。” Chris 坦言，自己目前的状况也不算是很稳定，目前他正在等候第二轮的面试。对他而言，如今一切只能够处于等待的状态。 “会不会批我的政治庇护呢？我相信会，但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怎样，我的将来是个不确定因素，何去何从也不知道……有时候夜阑人静，总会有一刻是想多了，那时就会崩溃……但之后也是要继续面对现在的生活。” “想去融入这个社会” 王茂俊来到英国之后，则透过非牟利组织认识了英国著名乐队 Mumford and Sons 的前吉他手 Winston Marshall。 疫情封城的日子，每一日都百般聊赖，“要想方法去消磨时间，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也令自己可以挨过这个阶段”，因为认识了 Winston，两人认为要在封城的情况下找些有意义的事来做，于是去了食物银行当义工。 “想法是想去融入这个社会，一来是觉得要争气，当香港人都变成难民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去接受别人的帮忙，而是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王茂俊说。 “在做义工的过程中，遇到在英国不同的难民，也遇到不同的英国人，这个经历很有趣。如果我的生命不能令另一个生命变得更加好，基本上我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2021年初，正值 BNO 签证计划正式落实，王茂俊与 Winston 创立了在英国注册的非牟利组织香港连邻（Hong Kong Link Up），旨在为移英港人配对背景相近的英国人，协助港人融入当地生活，也促进双方的交流。 截至 8 月，组织已收到 3,500 份申请，且成功配对了逾百对英国人与香港人。 这段日子，王茂俊忙碌于香港连邻的工作，令他在等待的日子里，多了一份寄托，也可让自己为港人群体，尽一分力，成为一股助人自助的力量。 “流亡整件事，不是我的人生规划，现在所有事情都不是规划里面所预期的东西，如果庇护申请获批之后，希望能够恢复本来人生想做的事情，也希望继续令大家不要忘记曾经在香港发生过的事，”他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 Aaron 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