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在职的最后一天，位于伦敦的主编Gordon Fairlough，来到了香港亲自对我传达这份裁员的消息。他说，这项决定是基于组织重组。” 今年7月，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简称记协、HKJA）主席郑嘉如（Selina Cheng）遭雇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解雇，在本地媒体界引起大量讨论，也引发许多对于外媒在中国与香港政府压力下，自我审查的担忧。 事件起因于6月22日，香港记协改选执委会，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当选主席，同席间还有多名包括BBC等外媒记者当选执行委员。 然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7日郑嘉如却遭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同日稍晚，她在记者会表示，公司称“内部组织重组”而解雇她。不过她表示，事实上今年稍早，公司高层已多次“建议”她不要参与选举。 在X上，她写下声明，说明详细的事件缘由： “今天，我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在记者协会新主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布自己被裁员，原因是我接下了担任主席的工作。 大约三周前，资深编辑发现我准备竞选HKJA主席，在英国的主管就指示我不要参选。她也同时也要求我辞去执行委员会职位——这是我从2021年就开始担任的职务——即使华尔街日报在我入职时，就已知悉并同意了我的这个身分。（中略）我拒绝了她的要求，随即立刻被公司告知，这与我的工作‘并不相容’（incompatible）。” 《华尔街日报》并未对这些信息做出直接回覆。在执委会参选前后，也有多名执委候选人或当选人陆续退出，让外媒评论更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 然而，这并不是香港发生的唯一一起类似事件。根据郑嘉如在记者会说法，另外辞职的几名记协执行委员，部分决定也和他们所属媒体的施压有关，“我充分理解他们的理由，他们担忧面临到跟我同样被解雇的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站出来说这件事情，可以让未来记者的群体有比较多贡献，让他们不要害怕。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给其他记者起一个激励的作用。我也希望其他传媒的雇主，可以看到这样做，真的是违反人权，也违反法律的。”郑嘉如说。 香港缩减的新闻空间，与外国媒体的离去 在过去，香港一直是外国媒体在东亚设立媒体总部、或重要据点的首选。然而，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2024年《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期间陆续发生多名新闻工作者遭到检控和逮捕的事件。过去五年来，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乃至东亚地区的外媒部署，也产生诸多变化。 香港记协作为香港的记者工会组织，其前任主席陈朗昇，曾在《美国之音》受访时指“从2021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2022年众新闻结业；至2024年《香港基本法》正式生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陆续关闭或迁移香港办公室员工，可以看见不仅是本地媒体受到政治环境改变逐渐萎缩，外国媒体也考虑撤资离开。”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任23条“应变反驳队队长”后，多次谴责包括《彭博》、《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外国媒体，指其“引述‘错误’评论。”并认为：“如果作为外部势力，有心抹黑的话，不论是否犯法，这个我们慢慢研究。用这些来误导香港市民，恐吓香港市民，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我必须作出反驳。” 2020年以后，许多外国媒体陆续撤离，或缩减香港办公室。而许多西方编辑台对于处理香港议题亦趋于保守。郑嘉如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谈及自己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她指出： “可能因为是（记协）主席的位置，让高层觉得性质和之前是有分别的。这两年多以来，管理层也换了，做事风格可能有不同。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加入的时候还没有Evan那种事件，在那之后，编辑台的态度可能也转向保守。”（编按：《华尔街日报》记者Evan Gershkovich于2023年3月遭俄国逮捕，2024年8月被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这可以免于自我审查” 郑嘉如事件大概是外媒前线记者和总部编辑最剧烈的一次对于“未知底线”的摊牌，也令外国媒体及记者在中港两地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 郑嘉如说，“有一些本地媒体、主流媒体，编辑部高层会有跟政府沟通的渠道。他们可能透过这个，去知道现在的红线有哪些。收到信息，叫下属改、下架文章。所以在本地媒体，很多时候，有些敏感信息已经不会怎么样写，或者即使写，但会用更隐密的方式发布。比如虽然发在网路上，但没有放在纸本头版，或是藏在内页、或是用标题少引起目光的方式，去进行报导。” “比如说，（我的）记者会当天，碰到很大的本地媒体没派人来。后来我发现，记者本来是要来的，但上司说这个题目不用报导。”她说。 她坦言，过去几年尽管政治收紧，但许多新闻工作者对于西方媒体仍抱期待。“大家对外媒，相对还是有很大的期望的。他们通常比较有资源、有时间做深度报导，也有很强的媒体操守要求，是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需要遵从的规定，相对自我审查比较少，这部分确实是真的。” 然而，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香港办公室的气氛也慢慢改变。关于媒体编辑台内部审查的事情在业界时有所闻。 “我不能直接聊直接的做法，但可能每一个媒体，到了本地环境，都不是存在于（真空的）bubble当中，都会受到实际当地的环境影响。也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可能也会相应做出一些编辑决定上的改变。” “不论对于华尔街日报或其他外媒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香港可以100%免于自我审查的。只要你一天有记者驻地，他们的采访自由与限制都会受到影响。”郑嘉如说。 红线当头：外媒編輯台和前线记者不同的考量 相似的状况实际上在中国也持续发生着。 2020年4月，时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中国总局长的竹内诚一郎，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不能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谢れない党”の自縄自缚”）的文章，批评中国疫情政策，遭中国驻日使馆大力攻击。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称该文“罔顾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的半年后，竹内被调回东京总社。 竹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驻地的外派记者，以及海外编辑台对于驻地现场的政治判断，时常出现不同解读。 “身为记者在驻地的氛围，跟编辑台位于总社肯定会有不同。我们是第一线记者，都希望完成工作使命。所以冒着红线做采访的风险，这个都是任务。但是，在东京的总社工作方法却是不一样的。（编辑台的考量是）要是我被抓了，坐牢了，报社是要负责任的，那肯定，东京会比北京的记者做决定更谨慎。” 不少外国媒体公司在处理海外议题时，为查核消息来源，本就多与当地政府维持联系。然而面对像是中国政府、二十三条通过后的港府，政治的红线该画在哪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如何侧面描述议题？对媒体经营者来说，这些决策顾虑，都成了困难考量。 竹内提到，《读卖》在中国境内仍有多名记者，亦有记者负责广州与香港报导。 “现在香港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比以前恶劣很多。如果当地记者加入记协的话，当局可能会采取措施。我个人的意见是，首先保障记者的安全，再保留采访的力量。” 今年稍早，有传闻《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撰写一篇将彭丽媛比为江青的报导，再次引起中国高层不满。他指出： “这几年报导空间也是越来越小，我完全同意。最后在北京的一段时间，我也感受到无奈。以前经常吃饭喝酒的朋友，体制内的、社科院学者、或大学教授，跟他们约吃饭，以前都愿意接受，慢慢地，感觉都不太能约到，采访空间小了、不接受邀请了，听不到当事者的真实声音，怎么写文章。” 这也牵涉到外国编辑台如何保护驻地记者，以及与政府当局斡旋的矛盾点。“在（中港）里面，依然有记者观察情况，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很多撤退的记者都回国了，作为媒体机关，现在要怎么知道在大陆发生什么？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但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人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对采访活动谨慎些。以前的话，很多题目都是可以写的，现在的话，要考虑自己之外，还有采访对象的安全。这也是除了日本外，每个外国媒体，都会面临的问题。” 曾替包括彭博社、《大西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撰稿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何贵森（Chris Horton），目前长驻台湾。2000年到2012年，他在中国念书与工作。13年到15年间，他赴港担任驻地记者，记录了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天安门纪念事件等报导。 “2012年以前，写什么几乎都可以，只要不逾越清楚的红线。像是，在写天安门大屠杀时，我并没有称其为‘屠杀’，而是称为‘1989年6月4日之后的事件’。” 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内部出现了剧烈改变。习近平就任后，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事件，其后中国不仅限制发放外媒采访签证，更陆续出现人权律师、国内外记者、社会运动者的大逮捕或大驱逐。尽管大部分西方媒体中心留守，也有部分媒体工作者开始转移重心，迁往社会运动逐渐升腾的香港。 何贵森回忆：“2013年春天以后，我到香港当记者，那是与在中国写作相比，更自由的时光。当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还十分清新，我采访了许多亲民主派和亲北京派的政治人物。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受访者，现在却也因为支持民主而入狱，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长毛。” 他补充，自己长年身为自由记者，并不清楚、也无法评论媒体编辑台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但他提到彭博社记者范若伊（Haze Fan）的例子，她在2020年于北京遭羁押三年，于去年获释，却在今年8月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其后被公司安排前往伦敦分社工作。 “这几年，北京与香港当局，对记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替这些尝试做好自己工作的记者与编辑们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困难。”他说。 只是，尽管来到台湾，如何报导呈现中港台议题，仍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红线”存在。“不点名具体的媒体或编辑，但自从2015年我搬到台湾后，我被编辑台清楚告知，我不能称台湾为国家。”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岛屿”（self-ruled island）、或是“那个岛屿”（the island）。 “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清楚地是削弱主权的内容。因此我在报导中，尽量称其为‘台湾’。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样需提到，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份领土。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补充事实，即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过台湾控制权。这两个事实，都对于外国读者理解脉络相当重要。”何贵森说。 Thompson Chau 过去曾驻仰光，2年多前来到台北。他先后于《缅甸时报》、《日经亚洲》等媒体任职，目前担任台湾外国记者会（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会长。他观察到，随着香港、北京、乃至亚洲部分地区情势恶化，台湾也成为部分记者撤退的方向。他将其称为“新闻记者难民们的避难所。” “比如我，也是2年半前，从仰光撤退过来的。”他提到，今年5⽉，台湾也取代香港过去的历史性⾓⾊，举办2024年⼈权新闻奖，并由时任总统蔡英⽂担任颁奖人。“这并非巧合”。 不过，矛盾的也是身为新闻记者，在公司替员工的安全考量、或政治判断的决策下，一旦远离了事件现场，无论下一步是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对原驻地的了解，也都将出现难以弥补的采访断层。 进退维谷的外国媒体 由于报导涉及中港政府的政治红线，加上许多媒体公司目前仍在当地有部分派驻人员、特约记者、研究员等，顾及到员工与公司安全，在记者撰稿期间，找到愿意具名接受采访的记者、主管、新闻助理均相对困难。 另一名无法透漏身分的资深记者，有多年派驻中国经验。目前，她正为一家美国媒体工作，并已离开中国，派驻在第三地。她和许多同业一样，离开的原因，跟北京政府拒发记者证有关。 “中国当局公然无视他们自己（经常变化的）外国记者规则，使得我无法续签中国记者证。”在做政治报导的期间，除记者证派发外，她也遭受许多由上而下的干扰与施压： “频繁的网友攻击、官方媒体的骚扰、先前明明知情同意采访的受访者改口说要提告、加上地方当局的干扰──这指的是，至少派一、两辆车跟踪你的采访行程，并让安全或政治宣传部门官员在你出门时拦截，或者通过向消息来源施加压力，强行取消采访。过往采访结束后，受访者接到要求撤回采访的电话，转过来告知我的情况并不少见。”她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公司往往需要谨慎精准的判断，以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她认为：“如果媒体有所谓的‘自我审查’，那肯定是为了保护员工。（与我合作的）编辑们几乎都是真诚地希望记者能得到最好的采访结果，他们也认为，任何报导都不值得冒着让外国与本地雇员出现被捕的风险。” “有些记者即使没有编辑的劝说，自己也会自我审查。因为过往看到太多中国的此类报导，因此他们害怕‘踩线’发言。目前我认为，在‘维护新闻自由’与‘保护记者安全’之间，很难掌握平衡。因为大多数新闻机构都难以在这个把媒体政策设计得充满报复性和限制性的国家提供充分报导。” “理想情况下，一个大型媒体机构应该有至少十多名派驻中国的记者，其中包括国内与海外的雇员。但我们放眼望去，没有任何媒体组织能拥有这些资源。”她说。——这也是为何，她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道琼斯（即《华尔街日报》总公司）解雇这名员工的原因，“毕竟参与记者协会，无法为公司带来直接且即时的利益。” 她强调：“但尽管如此──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和香港这样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的大型媒体公司也应该站出来，肩负起提倡新闻自由的责任，以更努力保护那些较小的媒体和更脆弱的记者，进一步的，像道琼斯这样的大公司，同样也会随之受益。毕竟太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公司依靠独立记者和小媒体来推动新闻自由，自己收获好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 结语 “记者免于恐惧的工作权益，不仅应受法律所保障，而是更应该被我们自己所保护：记者、编辑、媒体公司。”郑嘉如说。 今年9月，香港《立场新闻》案、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持续开庭。面对打压，身处不同位置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仍持续追踪报导。 “我临走的时候，有个同事给我拥抱，但大家都知道事情敏感，在办公室就没有那些送别仪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公司的关系不是太好，但私底下很多同事给我信息，包括海外，新加坡、美国，都有很多支持，我非常感动。”郑嘉如说。 代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位于美国的总工会“印刷商雇员独立协会”（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 IAPE）亦发起联署，要求公司将郑嘉如复职，已累积超过335份签名。根据《香港自由新闻》（HKFP）引述，该工会指出： “《华尔街日报》应该争取新闻自由、并与记者站在一起，就像它在俄罗斯反对所属记者Evan Gershkovich遭不公正监禁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