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由暗转亮，乐手奏起了香港歌手岑宁儿的 《刹那的乌托邦》，这同时也是香港记者协会（以下简称记协）筹款音乐会“刹那的乌托邦”的主题曲。 不知名的场地、不知名的歌手，还有不知名的表演单位，成就了这场低调的线上音乐会。昔日在电视台工作的Macro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表示，他“受邀请”参与这场音乐会，但“没有人知道乐手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演唱者现在的身份。他们的共通点就是记者、前记者或公关，背着这个头衔参与筹款音乐会，以支持传媒行业。” 事实上，香港的独立音乐圈经过这些年的社会运动，以及疫情数年来的洗礼，正在渐渐起变化——线下演唱会与线上音乐会双轨并行，已成了新趋势。无论是记协的网上筹款音乐会，还是何韵诗的音乐会无奈转至线上，以及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九展、Emax）的Music Zone关闭事件，都让人一窥香港独立音乐人面对的困局——不同面向的政治审查，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表演场地限制。 所幸，还有网络。“后疫情时代”的一些香港独立音乐人，适应甚至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新趋势，线上音乐会甚至成了一些音乐素人们的入行“捷径”。歪脑采访相关的人士，对此一探究竟。 记协筹款：一场“不知名”音乐会 2024年春，香港记协在网上宣布，将在一个展演空间（Live house） 举行名为“刹那的乌托邦”的音乐会以筹集经费，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慈善拍卖、联谊分享会。根据网上宣传，音乐会未有提及具体地点及演出者，只表示是“一群被新闻耽误的音乐人”，而参加者须事先以记协会员编号线上购票。不过，在举行音乐会的前四天，记协突然称，音乐会“基于不可抗力因素取消”，定于4月 26日的音乐会延迟举行，并改为线上形式。 当时，《明报》引述记协消息指，音乐会原本已万事俱备，但后来有人提出“不可抗力因素”，一定要取消音乐会，并指记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Macro透露，音乐会上虽然“大家没名没姓，但由新闻界和公关界六人组成的乐队有名字，就叫 ‘Moment is’，是希望传达活在当下的讯息”。他又引述主唱的话说，作为传媒、公关业界人士，未必可以改变政治生态改变带来的困境，但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态，活在当下。他认为业界这些年面对的困境是“记者、编辑可做的事更少，公关可做的事更多”。这是因为记者、编辑工作的自由度明显比2019年（反送中运动）少得多，自我审查的时间更多了；而公关则要忙于回应外界对公司对于不同事件的立场和取态。“导致这些现象，就是因为大家对政治太敏感了。”他说。 曾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现已转职为香港上市公司公关的Macro表示：“（音乐会）除了言语上的鼓励，见得到乐手花了不少心思在选曲、编排之上。”例如岑宁儿《刹那的乌托邦》的“城内越觉得迷茫／沿路越爱捉迷藏／但求刹那的乌托邦”，以及林宥嘉《坏与更坏》的“无论多么坏好心态／若早知最坏尚能更坏／凡事都很坏仍能愉快／才是崇高境界”，诉说目前“行家的无力感”，但又能勉励业界，“一起围炉（意指沉醉于自己人温暖、安稳、舒适圈里面），为大家带来一点温度和希望。” 这场“不知名”的线上音乐会最后默默地落幕。Macro看着电脑萤幕由光转暗，活动在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欢呼声、没有人叫Encore（安可）之下静静地结束了，令他感到一阵落寞、空虚感，也感到很不真实。他慨叹：“以往参与过的网上演唱会，观众可以重温演唱会，但这场筹款音乐会没有提供节目重温，直播连结也（在音乐会结束后）随之失效”。他笑言“（记协）保密功一流，想不到唱唱歌筹款、围炉也被当权者视为‘不可抗力’，这只会令更多音乐人噤声吧？”。 何韵诗的遭遇：“正常”的演唱会已不可能 因为“不可抗力”而找不到表演场地的不只有记协，还有在多场社会运动发声的香港歌手何韵诗（HOCC）。何韵诗因“612 基金案”被没收护照，无法出境演出，在香港亦难觅表演场地，最终也只能在线上举行一场只限会员观看的音乐会。 “612人道支援基金”是为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包括医疗、心理或精神，法律及其他有关援助。基金一共有五位信托人，包括何韵诗在内。2021年8月，“612基金”被多家官媒批评，指基金未有社团注册，“与外国势力勾连”。2022年5月11日，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逮捕五名信托人。何韵诗被捕后获准保释候查，并被警方国安处要求交出所有旅行证件。 音乐会当天正值何韵诗的47岁生日，她坦言“正常”做一个音乐会是如此困难，“应该说根本不可能，book （预订）不到场，又出不到境到外地做巡演”，并形容是一个“被stripped down（剥夺）的状况”，她也要“重新学习如何当一个歌手的我”。 何韵诗上一次办实体演唱会是 2019 年，在伦敦、纽约的《We are here, We are alive 》；若只计算香港的实体演出，上一次已要数到2018 年科学园大广场的《On the Pulse of》 的户外演唱会。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何韵诗拟在2021年9月于香港艺术中心寿臣剧院举行的《你尚未成为的》演唱会，在开演前夕，收到香港艺术中心的通知，指“或危公安安全”，因此拒租场给她举行演唱会。《你尚未成为的》最终被逼改为线上演唱会。 出道五年、现为中型独立乐队吉他手的阿鱼表示：“这就是对中型乐队或歌手最差劲的情况。”阿鱼所属的独立乐队自2022年起，参与过香港多个独立音乐节，从未因“政治审查”而被拒参与，却因申请公营场地表演被拒，要转向私人场地。 中小型独立乐队的困境：租借场地被拒成了“新常态” 阿鱼透露，他所在的乐队，近年申请过西九龙文化博物馆M+的场地，希望作为表演、音乐分享会的用途。但因为一名成员在社交媒体发表过关于独立书店结业的言论，相关人士表示“有concern（担忧）”，申请最终被拒回。 “某程度，何韵诗有多次被拒的经历，为我们开了路，我们知道了那条路不可行，也警惕我们要慎言。我们亦知道自己未必申请到康文署场地，因为申请政府场地要面对十分严格的审核，但没想到M+的也不行……其实那一名乐队成员，当时只是在线上表达了某某书店结业真的十分可惜、自己要寻觅另一间小店等等，其言论完全没有任何评论、批评，但都被视为踩到红线……我们当然没有怪责他，因为我们也觉得（这个拒绝）不合理。仿佛‘独立音乐’本身的‘独立’，就是一条大大的红线。”阿鱼续称。 香港康文署负责管理多个本港主要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性的演艺设施如香港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香港体育馆及伊利沙伯体育馆；社区演艺设施则包括比较大型的沙田、荃湾及屯门大会堂，葵青、元朗剧院及高山剧场；以及较小型的西湾河、上环、牛池湾及大埔文娱中心及北区大会堂。 阿鱼相信，他的乐队租借公营场地的申请被拒，只是冰山一角的个案，有更多中小型乐队也面对这个困难，情况甚至更严峻。他解释：“康文署场地当中，有不少社区会堂，而他们的租金相对便宜，而且设备比较齐全，（设备）不是最新，但至少是有的，成为不少小型乐队的首选……所以有不少人为免这些繁琐的程序，索性避开康文署场地。”他提到，在Emax（著名的大型商场）结业前，Music Zone也是一个“不错的alterative（替代场地），现在少了这个选择，在觅地方面又多一个烦恼”。 Emax落成至今不足30年，于今年6月30日停止营运。当中的Music Zone自 2012 年启用，已在4 月 1 日关门，结束 12 年历史。Music Zone因场地较小，容纳400至600 人，而且租用成本较低，便成为了新人、独立乐队的“试金石”。有香港音乐专页整理了2013年至2019年Music Zone的演出数据，发现Music Zone每年举行约 70 场以上的音乐会，以非本地演出者为主；到了 2020 年，外地演出单位因疫情无法来港，造就很多本地音乐单位在Music Zone演出。 阿鱼形容，租借场地被拒这个情况是社会运动的“后遗症”、“新常态”──“以往租借一个场地的过程比较透明”，他举例指出，以前对接的工作人员会提出一条大概的时间线，会说明为何需时这么久，例如审批计划和布置、确认器材等；现在却不会，只会大概说明时间线，不会说明、解释不了为何需时更长。他苦笑地说：“乐队‘风险’更高，因为需审查的人数更多。个体音乐人可能好一点……其实也不然，要审的还是要审。” 今年较早前，拥有 32 年历史的香港舞台剧奖，其颁奖礼也遭到“封杀”。主办单位香港戏剧协会在一月时称，接获康文署的口头知会，未能为第 32 届颁奖礼提供或赞助场地。颁奖礼最后在一个私人地方举行，因现场座位有限，未能招待公众人士入场，剧协安排了线上直播。 正当何韵诗形容她的演唱会“不正常”，阿鱼则认为，混合模式演唱会的“新常态”已悄悄发生，而且预计这个趋势将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冲击+移民潮 也促使线上音乐会增加 香港在2020年爆发新冠肺炎，“封城”措施持续了好几年，直至2022年年中才放宽。疫情可谓是直接冲击演艺行业，当时有不少大型演唱会不断改期、延迟，愈来愈多演艺人员失业；同一时间，香港社会因为2019年的社会运动出现移民潮。阿鱼认为，这两个因素，促使线上音乐会增加。 “疫情前，不论香港还是海外，几乎99.9%都是实体音乐会，线上音乐会并不常见。大家认为，音乐会讲求视觉、听觉、现场感的体验，说白了就是感官体验，这并非线上音乐会能带给观众的……但疫情来到、日夜封锁，又禁止大型聚会，（业界）开始退而求其次……”他忆述线上音乐会如何成为一个趋势。“（歌手们）刚刚开始做（线上音乐会）是由直播唱歌开始，大家困在家有什么事做？就是无所事事，无聊就开直播，由聊天到唱歌，一开就是几小时了。后来，（他们）慢慢地增加setting（布置），有了乐手、乐器伴奏，也不再只在房间直播，可能在studio（录音室）、练团的场地表演，慢慢就变成了一个音乐分享会、甚至演唱会……后来（我们）开始收费……不然我们吃什么（如何谋生）？” 那么，对表演者来说，要适应这个转变吗？阿鱼直言，他们是“band仔”，早前较多线下的演出经验，线上直播经验可算是零，“一开始的时候十分不适应镜头，平时做开现场表演，观众就在你眼前，但转为线上直播，第一样要适应的就是镜头。” “没有暖场时间，我们也不擅长说说话、搞气氛。” 为了令队员尽快在线上音乐会“进入状态”， 阿鱼和队员商讨后决定从布置入手，沿用平时练团场地的布置──左边放鼓、主唱和吉他手站在中间，右侧就有贝斯手，“没有backdrop（布景板），墙上铺满了黑色的隔音海棉，灯光没有什么调整到，就是band房内的白灯，整件事很raw（原始），因为这是我们最熟悉、最自在setting，平时就是这样练团……我们也希望观众了解我们（平日如何练团），都算是一个方法。” 他续称，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比移民潮、租场被拒更大。“我会说疫情是第一大推手，跟着才是移民潮和租场被拒。” “其实疫情前已有一些独立歌手，通常比较多fans（粉丝）那些，已经开始live（直播）或录播演唱会予海外粉丝，因为他们的fans多，要照顾买不到现场票，以及不在香港的人，live是一个好方法，反正你做演唱会也会录影，何不开放live给更多观众，低成本、高效益。” 不过，他认为，在疫情前，只有粉丝基数较大的歌手和乐队会这样做，但“疫情期间，每个歌手、每队乐队，都会想想这个方案（网上直播）是否可行，（例如有什麽歌手或乐队曾办网上音乐会？）Mirror、方皓玟、MC、RubberBand、甚至音乐节，都会搞网上直播……因为很老实说，这是增加收入的方法，而且成本非常低。”他解释。 阿鱼又指出，在2022年年中疫情过去时，只有零星粉丝基数较大的歌手和乐队在实体演唱会中，开设线上直播这种混合模式。“他们（网上直播）的target audience（目标客群）是卖不到现场门票的人，可能抢不到票，又可能人不在港；卖点是可以网上重温，就算你因为时差不能实时地参与网上直播，你之后都可以重播，有点像是订阅Patreon、支持他们（歌手）的一个方式。”他补充，这种混合模式很特别，国外很少见。“外国的场地十分大，动辄都容纳到几万人，而且他们更着重现场感，对网上直播不太感兴趣。” 线上直播、线上音乐会不但成为独立音乐人在疫情中的一份额外收入，更成为素人进入这个行业的途径之一。疫情下，社会各方面都陷入停摆，Chilling 于台湾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香港待业，期间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翻唱影片，也不时制作影片与观众“隔空对唱”。 作为创作者和观众的同时，Chilling也喜欢线上音乐分享会的形式。她回顾参与过Facebook一个音乐群组的线上音乐分享会：“七、八个人一起合唱歌曲，但有一些好的器材，全部插上声音，之后在网上直播。” 同样是在线听歌，线上音乐分享会与自行在YouTube播放歌单，有什么分别？Chilling认为，自行播放歌单“比较被动，但是现在有很多一些平台，例如 Facebook、IG，其实有很多是可以互动的（线上音乐分享会），观众可以留言、点歌，甚至是给一些小表情（emoji），小编又会立刻feedback（反馈）回到现场，就会说：有个观众点了什么歌、或者有个观众给了什么comment（留言），可能说主唱唱得很好听……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自己）听歌很被动的时候，你不会有的一些体验。”她强调，线上表演与实际表演没有层次高低之分，“演唱会听到的所有感受，就是五官的刺激，少一点互动，这是线上分享会很少给到你的。”但线上分享会着重的是互动体验，重申“是两种不同的演出风格”。 线上“出道”：一支咪高峰、一把吉他、一台手机 在网络影片中，Chilling打出三下响亮的弹指声后，弹着吉他、指示观众唱出主音部分，而她则负责和音部分。观众能在社交平台使用这段影片，并加上自己唱主音的部分，输出一条新的影片。这个“Sing With Me”（你唱主音我和声）系列不但为Chilling带来更多粉丝和触及率，更吸引到原唱歌手的注意，一同“隔空”参与演唱，开展了她作为“斜杆人（Slasher）”的生涯。 “很多人在网上看到我，都会叫吉他Chilling，一开始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当唱歌是兴趣，之后就有post（发佈）一些cover（翻唱）或者是自己一些小作品……在疫情期间，大家很喜欢唱和音，在那段时间就因为一些和音系列，多些人认识了我，更多了很多（关于）音乐的工作机会。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slasher，七八成的工作与音乐有关的，剩下一些可能是普通的文职，做几份工作的一个状态。”Chilling这样形容自己，与音乐相关工作包括商演驻唱、歌唱教学等等。 网络红利为Chilling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工作机会──为歌手翻唱歌曲作为宣传，“始终他们（唱片公司）可能是需要网上有些 noise（舆论），就会找人去帮忙，去翻唱他们歌手的新歌，或者是一首他们想推出的歌，有点像marketing（市场营销）的工作，为了多点点击或者流量，就会采用这个方法……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之前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工作。” 与中小型独立音乐人面对的处境截然不同，Chilling认为，作为一个新人、素人，香港的演出场地愈来愈多，亦有更多的选择。她以自己亲身经验为例分享道：“我参加过一些音乐的分享会，在湾仔一些小型画廊，又有些在餐厅里面做音乐分享……（小型）演出场地有很多选择，看一下你对器材的需求，大概（容纳）20人的现在真的有很多，例如艺术中心、画廊、餐厅，多数以餐厅居多。” 有数年在台湾演出经验的她，特别提到，在演出场地方面，台湾较香港的多元、选择更多。她指出，复合式场地在香港比较少见到的，但在台湾较为常见，而且缔造了一个特别的演出空间。其中一个令Chilling印象深刻的复合式场地，是一栋三层高的建筑：下层是摆放重型机车的地方，有维修部、展示区；中层是买衣服的；上层则是咖啡厅，不时有驻场歌手演唱，三层是相通的，“他们（驻场歌手）唱歌的时候，楼下的那两层也听到的，很有趣……就是咖啡厅（老板）出钱，其他人（其他楼层的人）都可以享受到。” 台湾也有不少Live House和酒吧提供驻唱音乐表演，Chilling说，香港也有这类型场地，但还没发展得成熟。香港与台湾的分别在于，“有心去经营这些场地的（台湾）人比较多，他们地方大一点，也有多点资源；香港相对地方细（小）、发展更为着重于餐饮……譬如我现在去（驻唱）的餐厅，它在荃湾南丰纱厂里面，他们（该餐厅）想营造很多元素（音乐、文化、艺术）的感觉，但他们重点都会放在餐厅（餐饮）内，因为始终都要营运、要赚钱。” 对新人来说，尽管香港拥有很多小型表演场地，但街头表演的政策上却不太友善，驱使Chilling向驻唱方面发展。她提到，作为新人，增加曝光率的方法之一，就是街头表演（busking），但她分享到自己的亲身经验，街头表演面对不确定性，且多数自来香港没有相关的政策规范。 审查与红线——那些“善意提醒” Chilling在台中和香港都有街头表演的经历，她指出，台湾为街头艺人提供牌照，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获得证照，但香港就没有一个完善的系统。她曾经在街头表演的时候，向正在巡逻的警察查询如何申请牌照，他们表示也不是很清楚。 香港立法会网页显示，香港的街头表演活动政策参考了台北的街头表演政策和相关许可证制度。表演者可向警务处申请“在公众街道或道路奏玩乐器许可证”，警务处于2020年简化申请程序，推出“网上牌照申请服务”。而台北的许可证制度为表演者通过试演后，可获批为期两年的许可证，凭此可以个人或少于10人的团体形式在街头演出。现时，台北市有61个指定地点可供街头表演者选择，主要是公园、广场、博物馆及若干捷运车站。 不过，立法会议员梁毓伟在2023年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提出质询，指出有街头表演者反映，指他们虽成功申请许可证，但在演出时因警方接获投诉而遭劝阻，警方随后更将其许可证所准许的活动时间缩减，令他们的演出受到一些限制。 Chilling也指出，在执行的层面上，台湾的安排比较好，“始终因为香港都没有什么人正视这件事情……之前在旺角行人专用区表演的时候，有一个灰色地带，大家都默认了会有一群人在表演， 但其实都不是合法的，如果是什么声音操扰，都是要收档……唱唱下可能被（警察）抄身份证，有人说如果被人抄三次，就要被开罚单了。”虽然这能为街头表演者快速提升曝光率，但要面对风险、没有法律保障、”居无定所”的不稳定状态，Chilling下定决心向商演、驻唱方面发展。 “若在（旺角）银行中心那边（街头）表演，就真的人流很多的，如果大家都拿手机出来拍 、你又唱得好，曝光率是会高过驻唱的。但驻唱比起街头表演的好处就是，一来多数（场地）都是会有相关牌照的；二来，那个场地多数都是稳定很多，譬如器材、天气、你唱的那个状态，因为大家都坐在那里吃东西，或者转身听你唱歌，整个状态跟街头表演很不同。”Chilling补充。 当被问从事商演、驻唱的时候，有否经历过政治审查，Chilling自问没有相关的经历， “但他们（主办方）都会有说，有一些场合不可以说什么，我觉得是一些善意的提醒，未去到审查的地步.感受不到明显的 ‘红线’， “可能是我自己的歌路问题，我偏向去唱一些轻松一点、正面一点的歌，很少唱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歌，所以较少收到这些评论或要求。” 不过，她也承认，自己还未摸得清 “那条界条”在哪里。她回顾自己在台湾的演出经验： “ 其实好像没有（红线）。我是靠一些常识。”她又提到，当不知歌单是否合适的时候，会向身边的朋友询问意见，不会主动向主办方提供歌单；但香港的主办方有时也会要求提交歌单，因为考虑到现场气氛， “我试过去红酒品酒会（驻唱），就是那些观众坐下品酒、chill（轻松）一下，品酒同时有歌听，所以他们（主办方）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歌单，因为看看会不会唱一些太激昂的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Macro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