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公布的初中学生适用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公社科）关于性教育的部份，因为被指过度保守、脱离现实，在 8 月间引起本地媒体和市民热议。当中出现“建议学生有性冲动时可以相约打羽毛球”的细节，甚至被海外传媒以猎奇角度跟进报道，被围观。 围观群众包括南韩《经济日报》、新加坡《海峡时报》、台湾各大媒体，英国媒体则有《泰晤士报》、《英国独立报》。美国《纽约时报》的标题则是“避免早恋和性冲动？香港建议青少年打羽毛球”，只看标题，也感受到戏谑味浓。 教材内容除了“立即离场”、“运动抗欲”，还有提议学生与情人拟定签署“承诺书”订立“亲密界限”，“应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等，都在新闻中列出，看得人啧啧称奇。 教育局长蔡若莲初时面对外面热议，反应比较强硬，表示对外界的关注感到“奇怪”，强调教材的对象是 12 至 14 岁学生，有必要向其灌输“正确性观念”，让他们知道“未能负责”的时候，就要“坚拒婚前性行为”。 后来蔡若莲接受香港电台《旧日的足迹》访问时再度回应事件，就重申教材内容“只是教学活动的参考建议，而非教育政策”。 香港因为“土地问题”很难一时间找到羽毛球场啊——这只是小市民苦中作乐的玩笑，但社会人士最先发出的疑问，是一些不算激进的议员也忍不住表示，这太过脱离实况了。有人说，其实不应该将“婚前性行为”当成一个道德上的污点去讲，至少在成年人世界不是这样。 的确我们也会觉得年轻人最好应该“成年才做”，但成年人多数不会马上结婚。现代男女迟婚是普遍趋势，或者人们干脆是不婚主义者，怎么办？在他们眼中，这些教材的初衷是保护儿童，这方面完全没问题，但内容总是充满了大人的性保守主义、大家长主义，充满了对青年人的抑制防范心态。 例如当中一些情景强调“识别性冲动的症状”，作者将性冲动形容为“症状”其实十分离奇，仿佛这是一件十分羞耻或不应存在的事，其实这冲动本身应视为自然，只要维持在社会一般接受范围。过度否认反而有机会演变成心理疾病。 我们成长时也没听过什么正经性教育，一代一代人通过自己摸索、跌跌撞撞地了解性，但过程当然充满不安和恐惧。因此我们可能都会觉得，下一代值得拥有更好的性教育。值得拥有苦难少一点的青少年时期。 外界那些对教材的讨论，即使是带着搞笑耻笑的语气，其实都是出于对下一代的关怀。当年环境不理想，期待现在应该好得多才是。 香港历来民风保守 性教育被边缘化 关于性，英殖以来的香港在两岸三地中，民风保守算是数一数二。而且反而是越近代“洁净指数”越强。根据“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 2022 年的资料懒人包显示，香港中、小学一直也是没有强制性教育，所以上面的“禁欲指引”是放在了新时代的“公社科”之中。 迟至英国殖民时期的 1986 年，教育局方才出版首份《中学性教育指引》，“指引”即是非强制执行。1997 年有关文件被修订为《学校性教育指引》，这份指引于 2018 年“从教育局网站下架”，局方当时回覆表示“与性教育相关的学习元素，已纳入中、小学各主要学习领域、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以及相关科目的课程。”总之这并不是专门的一科，而是拆成不同“元素”放在现存的不同科目中。 2019 年之后中学教育也有了很大改变，包括被指“过度自由化”的“通识科”被取消，以“公社科”代替。90 一代大概都是在千禧年间接受中学教育，笔者同龄人在学校接受的性教育亦十分稀少，主要就是中二科学科里面关于“人类生殖”的个别页数，讲述人类性交和生育的器官横切面，十分冷冰、科学化的语气。 然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其实人生最困扰的事情除了学业，多数就是性和交友，是一些社会中的事情，认识性亦是人们的社会化的一部份。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 文章引述 MWYO 青年办公室调查指出：有 85% 初中生表示每年性教育时数少于 2 小时，而高中生受访者最关注的四大议程包括“自慰”、“性小众”、“感情关系”和“性别平等”，他们大多表示学校几乎不会谈论。 说得夸张一点，是香港自开埠以来，教育体系里一直不能有正正经经的性教育。即使后来“与时并进”，在我们的年代，性教育也只是生物科学教育，非常的碎片化，遮遮掩掩的。 体制对待性的态度 已与社会现实脱节 虽然香港市面充满了娱乐资讯，娱乐杂志印满女星男星的身体，但同时又是非理性地“恐性”。鲁迅所说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在香港也会出现。多年来“淫亵物品审裁处”（淫审处，香港司法机构之一）也不时上新闻。该处的目标是“阻止青少年接触不雅（indecency）及淫亵（obscenity）物品”，这可能涉及电影、电视及各种刊物。 淫审处裁决有时会引起社会争议。裁判官和裁判员觉得是淫亵或不雅的东西，公众并不这样觉得。1994年，香港艺术馆展出的艺术品“大卫像”被评为不雅，引起了社会舆论，最后闹至当时最高法院，法官最后认为：大卫露体并非不雅。 在主权移交之后，淫审处也有几宗知名争议案例，说明随着社会一直发展，社会上人们对道德、价值观的想法越来越不一致。 “学校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也越来越平行而不相交。教育局长受访时谈及：“我们中华文化社会，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家庭对社会是非常重要……”问题是有一些学生，他们长大后不一定进入“一夫一妻关系”，他们可能是性小众，可能是不婚主义，什么理由也好，就是会有少数，但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同样值得获得成年人的协助和指引。为什么人们谈论性教育时，会跟一夫一妻的理想和制度绑定相关，其实也很耐人寻味。难道这制度之外的人就不需要性知识吗？ 例如性倾向疑惑，或者中学生应怎样对待其他性向、性向疑惑的同学，都是十分值得摆出来讨论，也是日常会遇到的实务话题，但是会主动谈这些话题的学校老师应该不会很多。花的学习时数，可以少得很。如前面所述，在一段长时间中，开展性教育对学校只是指引和建议，不是一定要认真做。 因为要做的话，一定会有家长或老师觉得，如果我们在学校公开谈同性恋、怀孕这些问题，是否等于表示接受，表示鼓励青年人去试？所以至今也很少谈，但就算几十年来香港都没有正经性教育，未婚怀孕的少女还是会未婚怀孕，香港青年还是越来越早熟，而很多悲剧是因为这种恐性、不谈性的“文化环境”而一直增加。 2005 年香港大埔一所佛教中学，一对 16、17 岁品学兼优的中五小情侣，因为二人关系被家人反对，女方又意外怀孕，他们不懂处理，最后在一天午饭时间一齐轻生。 据当时报章报道，事前女方曾传短讯给同学，透露遇到感情问题，不开心，多谢一直以来的帮助等等。或许在性保守派眼中，这是“早恋”、早尝“禁果”的结果，但反过来说，其实父母和老师及早介入帮助的话，不会弄到那个田地。在求学时期，也会听到有同学很早就去了奉子成婚，只要生活还能过下去，并没有什么天塌下来。 但我们也能尝试想像，作为少年少女的他们，大多不敢将事情摊出来处理。因为父母师长社会向来的态度令他们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不敢坦白。如果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和帮助，那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致命，只要他们学会“像成年人一样处理”。 今天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大概也只是三十多岁，正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但很多人求学时也会听过同班同级邻校有这样的情节，这些事经常发生于貌似进步的香港——像是某个少女将刚刚生出来的婴儿，连着脐带抛弃在公厕之类的新闻。 获得开明的性教育是青少年的权利 其实“香港青少年需要什么性教育”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讨论。当公众关注教材尺度的时候，一些支持的师长就会反问：难道我们中国人社会要像某些国家一样，中学就派避孕套？这反而正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因为道理还是一样。不谈避孕，只是令学生长期在性方面变得更脆弱和无知。 这样成年人就是没有帮助青少年避过成长的阵痛，反而加强了阵痛的伤害，反而违背了希望保护青少年的初衷。 你不派避孕套，不代表没人需要。其实可能并不是真的关乎避孕套这小物，而是师长们对有关议题，可以尽量表现得有多点人味，学生出了个人问题，才会考虑跟你分享，才会让你帮他。 整个 2010 年代，不少中、大学生都很活跃于时政和校政。当时社会也是鼓励学生要尝试自治，尝试一下参与社会事务，学做一个公民。一时间我们都有种错觉：香港变得很自由化，青年人变得很有权利。其实他们只是声音略大，他们头上的家长式管治其实还是一直强势。现在更是觉得学生如果有太多自由，会用来伤害自己或扰乱秩序。 在大背景下，比较理想的性教育，在香港一直难以正常推广，总是有人会认定，如果自由地打开来谈，就是“鼓励”学生自由去做、提早去做，所以“性教育”简化成了“教人如何压抑性欲的教育”，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能够适当控制个人欲望，当然是一个社会化结果或者美德，也可能是性教育的一部份，但除此之外，他们最需要最想接近的话题，一直是老师们不愿意探索的禁区。或许上一代都不知道怎样说，因为他们更上一代也不说。对几代人来说，这也是十分遗憾和缺失的成长经验。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