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好噤声 新学年开始以前，阿豪进行了一次社交媒体平台大扫除。 他将自己过去在脸书上分享的政治新闻、示威现场照片、对社会议题的看法一一删除或是隐藏，随意设了一个新帐号名字，并将他的1138名脸书好友删至剩下752个。 阿豪今年30岁，在香港一所倚靠政府津贴补助的中学担任通识老师。过去几个月，他时不时便会听到来自同行的消息——谁谁谁因为在社交平台上骂了警察，被陌生人看见并截图，向学校和教育局投诉；谁谁谁任职的学校高层发现他参与示威被捕，不久后便“被辞职”了。 自香港2019年爆发反修例运动以来，街头上学生的身影令不少舆论将矛头指向教育界，老师被指成为学生上街抗争的始作俑者。 《港区国安法》於6月30日正式实施後，教育界面临更严重的整治。教育局向全港中学、小学、幼稚园及特殊教育学校发出通告，表示学校必须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及国家和香港的关系，加强国民身分认同；七月底，保安局长、国安委成员李家超接受《大公报》专访表示，反修例事件有四成被捕者为中学生，达3113人，而小学至大学亦有110名教职员被捕，“教育被政治化问题严重”致年轻人没有国家意识。李家超指，港区国安法针对的四大界别，应先处理学校范畴，“主动清除坏苹果”，指有信心一至两年做到成绩，“目标系将危害国安嘅病毒清零”。 为了避免过往的言论和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阿豪学会了低调。他很少再在社交媒体上说些什么了。“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话不可以说，但这件事情本身却没有一个名字，这就是白色恐怖，”阿豪说。 对阿豪与他身边许多教师朋友来说，这是他们职业生涯里气氛最压抑、并感受到未来教学将会最困难的一个开学年。恐惧与一条条隐形的红线，随着《港区国安法》施行，一手伸入了香港的校园。在学术界，戴耀廷、邵家臻等参与社会运动的教授相继被解雇，有些教授与研究者选择离港；基础教育中，一些老师因个人言论被举报，涉及中日关係的历史科文凭试试题被取消，学期开始前，新的通识科课本被删去了“三权分立”、“公民抗命”的讨论。 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身在首当其冲的行业，阿豪说，他发现自己就算多么不愿意，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做决定前有诸多考虑。国安法的出现改变了教学现场，也影响了他的日常选择。 “最令我感到矛盾的是，为了保全我的工作，我正在对自己进行自我审查，然而在课堂上，我希望教会学生的、一个人能拥有最重要的精神，是要永远保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阿豪说，“你说这有多讽刺。” 2009年，香港进行教育改革，推行三三四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制），通识科成为高中的必修科目，课程下分“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和“能源科技与环境”六大单元。三年后，2012年，阿豪入行。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对时事的思考，但身为教师，他非常重视专业伦理。课室里他公私分明，总是详细介绍事实与各方观点，再领导学生思辨、讨论。 当时初出茅庐的他，觉得“教书好自由”，无论是中港矛盾、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都能与学生讨论。那一年刚刚开学，香港便遇上反国民教育抗争，阿豪记得在课堂上和学生谈公民抗命与法治。“我们聊马丁路德金，也聊韩国光州与台湾美丽岛事件。公民抗命是否与法治相违背？违法代表什么意义？这些议题都有复杂性，学生需要完整地理解，再形成自己的看法。” 这个自由讨论的空间，随着时间不断地收窄。香港的通识教育目标是“加强年轻人对社会事务的触觉”，但2012年反国教、2014年雨伞运动后，被视为“煽动”社会运动的乱源。“这些年，社会上的讨论一直是通识科是不是太过政治化，激化了学生的思想，”阿豪说，“但这是好一体两面的事，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关心社会议题，但却对社会没有感受？” 国安法实施后，通识老师面对更大的压力，通识学科未来可能披上爱国教育的新衣，老师可能需要教导学生国安法的立法背景与意义，“培养国民身分认同”。 阿豪认为，这对他来说，是“政治目标入侵了校园”，是“令通识科老师变成政权运作下的棋子”。 他想起暑假时，学校的老师开暑期会议，他们核对了通识课本里的内容与自己的教学笔记，超出教材范围的便一一删除。“这是最安全的做法，不去说，不去碰，免得麻烦找上门。”阿豪心里觉得很苦涩。“如果有一天，我要教学生爱国爱党，还不能讨论人能不能不爱国不爱党，那思辨的意义在哪里？”那天阿豪想着这个问题，离开学校时，转头望了校门一眼，想着怎么好像突然之间，一切就不一样了。 他害怕被举报 在大学教书的Ben，觉得学生一双双望向他的眼睛，都变成了监视的眼睛。 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是在国安法实行后五个星期的一次暑期课程上。因疫情关系，大学的课程早已转为网上授课，这半年，Ben透过电脑荧幕，熟悉了学生的说话声音，和他们上课时不断变化的虚拟背景。那天，他正在讲述极权主义与秘密警察的运作。他提起香港的国安公署，与香港越来越高压的政治环境，荧幕另一端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不知道是不是隔着荧幕的关系，很多人与人相处的逻辑改变了，同一时间某些细节被放大，让你怀疑自己。那个瞬间闪过我脑海的，是学生们是不是在审视我说了什么。”他说，那天之后，在过去10几年教学里不曾出现在他心里的声音，开始在下课后时时刻刻拷问着自己：我刚刚说的话会让我违反国安法吗？我是不是哪里讲多了？又略过了哪些没讲？我偏颇了吗？ 书上写的、关于极权的运作，突然变得真实了。“孤立群众，打压社会中能连结松散个人的团体与组织，建立一个虚拟的自由假象，用谎言取代真相，这些都是极权政府的特色。”他沉默了许久后说：“这些手段，看起来很熟悉吧，是不是很像今天的香港？但我竟然开始想，这句话，是不是不能再在课堂上说。” 对于国安法，Ben说他的恐惧源于未知。“你不知道那条红线画在哪里，你不知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会犯法，这也是政权的手段，种一颗恐惧的种子在你心里，他们还不需要出手，你已经先噤声了、自我审查了，”他说。“自己吓自己，永远是最恐怖的。” 课堂外，也有学生私底下联络他，担心上课时的发言安全。Ben任教的学校，近年招收了越来越多内地学生，班上的香港学生时常反而是少数。他说，学生告诉他，好多人担心会不会有内地学生其实是有国家任务在身的“间谍”，专门来监视教授以及其他学生的思想和言行举止。李博士想起东德的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和台湾戒严时期的警备总司令部。“国家监视着每个人，拥有每个人的档案，人与人之间互相监控、举报。” “但老师的责任应该是对所有的学生，无论背景、立场，都一视同仁不是吗？也不该因为学生来自内地，就特别提防他不是吗？”他说，最近的工作里，他多了好多这样的、关于职业伦理与处世哲学的拉扯。后来学院开了一次会，会后他对同学说，如果他们有任何担忧，可以将原应在上课时讨论的内容另外传给他或是助教。“但这样交流的元素就没有了，很多这样的矛盾。” 在被疫情带进虚拟世界校园里，他感觉到一股“不要谈论政治、不要发表自己看法”的恐惧，这令他的教学碰上瓶颈。他也在思考调整未来教学方式的必要性。“不谈论政治，那么我们怎么教授政治？什么是政治？是不是一切有思想的都是政治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最好的讨论与例证，但现在我得权衡各方的考量，也要把教室里的安全摆在优先。” 她想要转行 身在经历巨变的教育现场，Jane最近则是在认真思考，要不要放弃教职，转考社工牌照。 去年，在香港街头的抗争最剧烈的时候，她在一间本地中学开始了她历史老师的工作。社会运动、中学生罢课、疫情来袭、国安法压境，短短一年里，她一边在课堂里讲述过去世界上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一边默默看着校门外，大时代在她眼前展开。 对Jane来说，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入行做历史老师，是幸，也是不幸。“我觉得自己身上的，不要说使命那么重的词吧，但责任确实变得更重了，”她说。“重要的历史事件，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转折，历史书写的视角，这些与历史相关的议题，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中都变得特别贴身。”她常常告诉自己，要是非分明，要对过去诚实，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教师。 学生对她的期待很高。她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跟学生的年纪相去不远，去年运动时在课堂上，学生总是旁敲侧击希望她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起哄要她一起喊抗争口号，Jane说说笑笑地那样躲开了。她说：“当时认为，作为教师，伦理上应该将自己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生活划分清楚。” 国安法将立法的消息传出后，她的“不说”，却来自心里一条似有若无的红线，“好像是一个不属于你的声音，在你做每个决定之前都在你耳边说，真的没问题吗，这样可以吗。”她也常常想，在未来，如果这条红线持续逼近她对于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的底线，那作为一个历史教师的她，是否会继续说真话。 也是到了这一年，Jane渐渐发现了留在这些十几岁青少年心上，一直没愈合的伤口。“抗争的能量退潮，香港进入大搜捕的时期，好多同学抑郁、绝望。”有几个与她十分亲密的教师朋友，这一年决定转换跑道，成为社工。“看了太多了，这些情绪如何摧毁一个孩子，觉得始终做老师，无法很贴身地帮助这些孩子痊愈。”Jane最近也在认真考虑她的路。 “历史有许多版本，随着时间变化，谁是掌权者、书写历史的人带着怎么样的立场与问题意识，都会改变历史被接收的样貌。你可以说，历史其实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甚至有时候，历史是为了政权服务，”她说。“历史是胜者的历史。” 在今天的香港，Jane感觉到，历史与真实已经被逐步修改。 8月26日，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涉嫌在去年7月21日在元朗西铁站内干犯暴动罪”被捕，警方向传媒交代事件时指，当日事件为“两派人士的冲突”，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并批评现场记者只作单方面报道，“加上一些旁述，令人误会这是一个无差别袭击”。 Jane一直记得去年7月21日，她看见普通市民被冲进元朗站的白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画面，她也记得警方拉下警署大门，报案电话打不通，消失了整整39分钟。“如果2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在中学学习2019年发生的事，被打的人变成了罪犯，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那时候我们还能谈历史吗？”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阿豪、Ben、Jane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