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抗疫，有人曾挂出标语，抗议政策过激，上面写“反对无限制封城”、“人们正在死去”，有上海人大喊“我们快饿死啦”，意图引起官员同情。 与远古瘟疫不一样，现代人手一机，把亢奋的“大白”、愤怒的居民、因物资短缺而形成的订购链资讯、全体动员的现象，都直播了出去。有媒体认为，上海乃至其他地方出现“新冠羞辱”，有人确诊后受到邻居排挤。人们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人。在市场失灵、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建立了新的团购和共享机制，但由于大家还是要互相依靠，被团体敌视的人就会变得很弱势，甚至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乡村的“村八分”机制。 羞辱 日本村民认为，村落共同体有十件事情要互相协助，以提高生存和繁荣机率，分别是：埋葬、灭火，成人礼、结婚、生产、照顾病人、房屋改建、治水、法事、旅行。被村人制裁的村民会被孤立，除了埋葬和灭火，其他村民不会给予任何帮忙，任其自生自灭。有外国人在上海检测呈阳性，被勒令在家隔离，但恐惧的邻居要求她离开，“试图将她排除在团购订单之外”，闹她“外国垃圾”。因为中国长期标榜清零成就，所以现在出了问题，必然是外部输入，可能是香港，也可能是外国人。 形势越是无力，人们越把自己武装起来。 香港也有自己版本的“新冠羞辱”。自从 2022 年 1 月下旬第五波疫情正式登陆，根据一直以来的做法，把病人及“紧密接触者”送到医院和隔离所，医疗系统一度挤爆，医院内外发生很多惨烈的事情。医院塞满人，大量无症状患者被迫与大批病人在严寒中露天等待“救治”，继而病倒。香港防疫经验一向自信能控制的重症和病死数字，亦告失守。 当时也有人评击香港把病毒引入了中国。后来上海变成了最新的“播毒”象征。即使不是所有人感染病毒都会重病，但人们害怕感染者，而感染者自己都感到很罪疚。在虹口区某街道，一名女子因同事确诊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没有病状，街道根据政策封锁社区，女子于是向邻居发道歉信：“让你们封控14天，给大家衣食住行上都带来麻烦。 非常不好意思，深表歉意……” 现代世界来临之前，因为时代所限，一些传染病在某一时代不被视为传染病，一个社会未曾掌握一切知识时，有些人反而幸运，不知道被管制的滋味。 迷信 例如古老的痲疯病，《圣经》中就有耶稣治愈痲疯病人的故事，表达出神圣和服侍意味，表达神子纡尊降贵，对象不只是凡人，而是患最可怕疾病的最卑贱者。穿过罗马帝国，痲疯病一直在欧陆传播，12 世纪至 14 世纪，大量官民合营的痲疯病院在各国成立。到了 16 世纪，本土疫情突然自行消退。那个时候人们知道得了痲疯病身体和器官会怎样腐烂。中世纪的社会也有了一套救济痲疯病人的机制，病院入住条件对痲疯病人条件格外宽散，亦例如允许他们“合法行乞”。 到了 19 世纪，痲疯病重新进入大英帝国的视线。痲疯病在欧陆本土似乎没有大问题，但却在帝国的海外领土急速传播，形成威胁。学者李尚仁的论文《种族、性别与疾病：十九世纪英国医学论痲疯病与中国》中指出，英国殖民部因而在 1862 年委托“皇家医师学会”（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进行全帝国范围的痲疯研究，却得出没有证据显示痲疯会传染的结论。皇家医师学会继而指出，政府应该废除所有隔离、拘禁及旅游限制。 在那个时空，医学界对于痲疯病的原理仍然不了解。现在我们知道痲疯病是由痲疯杆菌造成，由挪威医师汉生（Armauer Hansen）于 1873 年发现，因此痲疯病后来又称为“汉生病”，但当时西方医学界对痲疯的主流想法在今日看来，有各种帝国主义和人种学说色彩。疾病与“热带”的想像紧紧联系。虽然英国人在伦敦失败之后，会被鼓励前往遥远的殖民地 (例如香港) 谋生，但他们也相信酷热和潮湿的香港气候会为白人带来疾病和死亡。 他们认为，痲疯病会出现于“低洼潮湿、瘴气横行”的贫穷区域人口，这些人长期进食不新鲜食物，卫生习惯不好，以此解释北半球的欧洲为何较不受影响。英国殖民地部也收到在华传教士关于传染病的资讯，他们表示，中国的痲疯病人主要在福建和广东，这种病曾被称为“广东疮”、“杨梅疮”。传教士称他们在 1867 年的汕头开设一间耶教医院以收容痲疯病人。 一些意见认为，他们领地 (例如澳洲、夏威夷) 的“传入个案”，是因为华人劳工 (所谓的卖猪仔) 外来传入，而深肤色人又比浅肤色人容易感染。欧洲人一度认为痲疯病并没有传染性，反而是一种遗传病。这类似在 Covid 爆发初期，一些西人认为只有亚洲人会感染，当然他们很快就知道这是迷信。 中国方面的资讯，则表示幅员巨大的中国，对待痲疯却不是一个标准，没有“国策”可言。论文提到，广州传教士兼医师 Benjamin Hobson 表示当时中国人相信它具有传染性，十分恐惧。另一些英国医生则表示，多数中国地区并不会隔离痲疯病人，也不限制他们的行动，“虽然有些地区设有收容所或痲疯村，但并没有严格执行隔离”。在厦门，他们甚至观察到普通人与痲疯病人“自在地交往，视他们如同一般人”。 可以想像在很久以前，社会对传染病的定义不划一，反而制造了可能宽容的空间。在今天看来，过去很多做法都是可笑，但正是不知道，所以还未有标准答案。直至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都不肯定痲疯病的原理，甚至要先搞清楚痲疯病是不是独立的一种疾病 （常与梅毒混淆）。理论是如此不一致，自然地，社会对付它的方法也是不一样。有对病人、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方法，也有破坏较少的方法。有较不自由，也有较自由的，但它不是一个具大划一的社会工程，也不是一场战斗。人们声称找到了最佳、至高无上、不可质疑的治疗方法。然而我们对这种瘟疫算是了解多少，很多人心里也是没底。 运动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以前太多地方处于山高皇帝远的状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欧美已开始逐渐放弃大规模隔离痲疯病人，中国则未有疫苗和特效药，一旦发现染病，只有隔离。媒体报道， 1957 年中国开始建立多达六百座麻风村集体隔离病人。扫除痲疯虽然被视为扫除落后、贫困的工程，但很多宣传和招募医生的海报不会有“痲疯”相关字眼。 一些病人进去，可能就住大半生。即使康复，也会被视为另一种人。后来中国也有了治疗技术，一般病人都可以控制着，不发病，那已经是 8、90 年代的事。中间那段二三十年的时间，可能只有划一隔离手段。二三十年是一个人的几乎所有青春。 传染病的规模足够大，就是一个超越个体的概念，就像一场运动。黑死病捣毁了中世纪的欧洲旧社会结构，地主和贵族不情愿也得进入新时代。17 世纪明朝的崩溃，也许与崇祯皇帝本人如何，终究关系不大。当时世界范围都进入小冰河期，在全世界都引起暴乱和改朝换代。百姓没吃的，终有人会变成张献忠。明末北方因为天气变冷而粮食失收，人口增至极盛的帝国马上有一部份人要死。他们死前吃掉了所有活物和植物，包括传播鼠疫的老鼠。 疫情首先在山西出现，最后传入北京城，称“朝发夕死”，“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致死率约五成，很多家庭是全家暴毙，无人收尸。李自成的军队包围京城，而京城守军在迎敌前就病死了一半。之后的都是历史，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内乱。 崇祯自杀前还砍死了所有子女，以免他们沦为奴隶。这种疯狂现在已不尊属于九五之尊。上海封城导致粮食短缺，人们很焦虑，有人在“群里”讨论吃掉邻家的黑人（虽然事后表示只是一个玩笑）。 也许可以理解为极端的生存压力，启动了古老的生存疯狂，有人在一瞬间想过吃人。在地球另一些角落，人们得了病，却不视为世界末日，也不觉得有污名要洗脱。强如痲疯，在某些时空的社会，处于既被逐出但又保持另一种体面的状态。现代人受到的医疗监管，在疫情高峰的当下，可谓再多都嫌不够多。 人们后来看到存放尸体的香港殓房爆满、无症状患者被迫与大批病人在严寒中露天等待“救治”，人们可能会发现，现代并不神奇，它施加了那么多管制，我们也跟随了那么多，但我们还是中招了，世界经济和交往还是一道铁幕，疫苗还是跟不上变化。更可怕的是，在历史上，这样的拉锯可以持续一百几十年起起落落，这洪流之大，很多帝国都在其中折了翼。 新年间的寒流及大雨围困城市。对外航班暂时停飞。经济活动因疫情而停止。失业、自杀、抢劫的新闻似乎变得平常。存放尸体的殓房爆满，香港政府在富山公众殓房附件加设 61 个暂时冷冻柜殓房，有殡仪界人士透露业界每日要火化过百具尸体。有死者家人投诉存放条件不佳、处理程序太慢，有遗体出殡前已经腐烂。 这是香港的最低点，也是多年来“发展”的真身。但现在世界有了希望，一些地方除下了口罩令，这显示人类有着“恢复常态”的可能。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