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雪琴是中国独立记者、女权活动者，也是始于2018年初的中国#MeToo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她曾经发表《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并在中国#MeToo运动中多次帮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与发声。2019年6月9日，黄雪琴参与香港“反送中”游行，并发表记录文章，后以寻衅滋事罪为由被广州公安拘留，在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之后长期受到监控压力。2021年9月19日，因在家中组织社群聚会，黄雪琴同好友王建兵一同被广州警方控制，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逮捕。2024年6月14日，黄雪琴被判5年有期徒刑，她当庭表示要上诉。其友人和社群伙伴在其关押期间持续为其发声，判决下达后，身处海外各地的女权主义者为声援黄雪琴发起了快闪行动。在本文中，女权活动家吕频回忆了她记忆中的黄雪琴与她的抗争之路，以及她留给中国女权运动的启示。 黄雪琴被判五年，将我从浑浑噩噩中惊醒。这么长时间，对她的被捕和坐监，我的心态始终是某种回避，因为没有勇气去想象她正在经历的苦难，处理因她的遭遇而断裂的认知，也拖延承担什么进一步的政治性决定。我的内心戏本来完全不重要。但这篇文章就是想扪心自问，如何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去连接她的遭遇，接受她的教育，并且和她一起将抗争继续下去。 我开始问，为何事情会走到这一步，黄雪琴被两次关押，并且被判这么长的刑期，这在致力于公民社会（主要寻求改进特定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人当中是罕见和令人震撼的，在女权者中更是仅有。我相信她配得政治受难者的光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肯定不是偶然，但我不满足于一个英雄冲撞黑暗的叙事，不认她是以政治对抗和牺牲为目的。超越镇压者的逻辑，当黄雪琴说“我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推翻国家政权”，那不是在一个被指定的罪名下自辩；她的追求不是比推翻政权更大或更小，而是在另一个维度——是为了帮助她人，减少痛苦，以及让社会有变化。在这个维度上，她一定有她个性的成长，选择，转变，决心和意外。所以我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而是”怎样“，在为“怎样”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想同时理解她和运动。 在开始女权行动的时候，黄雪琴和已经身在其中的人并无太多联系，也不是受过很多理论熏陶的人。从我的角度回想，那时的她是一个“圈外人‘，而且只是她自己；但是眼界很高，在起点上就是最卓越的策略性行动者。在2017年，她独力开展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研，要把一个行业用#MeToo（当时尚未诞生”米兔“这一简中术语）去审查。因为这个调研而结识罗茜茜，她在2018年年初为罗所作的传播策划，前所未有地用实名曝光，拼上一个女性的真实身份的方式，突破了性骚扰被系统性暧昧的两个痛点：怀疑和回避责任，让人们不得不承认性骚扰发生过，以及被拷问如何回应。 许多中国女性的觉醒时刻在于和一个可感的同类的共情，社群因愤怒而动员起来，而社会也前所未有地被震荡。当然不是罗茜茜和黄雪琴制造了中国米兔，当时的运动是蓄势待发，她们踏在了关键上。然后运动如风暴形成，能量剧增，但在自发的激情的核心，仍是有策略性的推手，不断投放爆点，即使她们的活动不全为人所知。黄雪琴投放的就是她的作品，关于一个个性骚扰事件的深度报道，基于调查和信息收集，以受害者经验为中心，为真相佐证，进而鼓动强烈的道德情感。我认为她最优秀的作品就是能最强有力地拉起运动的，在2018年6月发表的关于中山大学教授张鹏性骚扰的报道《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不但导致了一个胶着个案本身的解决，更在运动已被打压之时，几乎是独力召唤出了一次高峰。 这个最优秀的作品也可能是她对米兔贡献的最后华彩。2018年年中她曾对我说，她选择避嫌外媒，为了能将“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当然是因为国内仍有空间可权衡。几个月后她就遭遇合法性的不断关闭，没有大众媒体可再发表，她所协作的某资源平台也被迫停止公开活动。然而其结果只是促使她在运动中寻找新的定位，可能不再那么公开引领前沿，但绝对不是淡出。每个活动家都有自己的特质，取向和优势，黄雪琴的背景是记者，定位是独立活动家，而不是社群组织者。她追求“文字的力量“，通过创作和传播去鼓动大众，这样的人，在运动中可以做自己，甚至还需要突出自己。 2018年11月1日我们线下相遇，是在纽约的一个活动上。她意外出现，当即被热情的主办方邀请上台，而她也毫无怯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环境，面对一百多个听众，即兴发挥从个人行动而透视运动全局的阐述。其实那时她正在寻求转向对个案的幕后推动和对行动者的培育。活动结束后，在她和我，两个活动家之间，唯一的和直接切入的话题是对一个当时正在发生的米兔案件的介入。 黄雪琴是南方人，个子不高，一看就充满活力的样子，身板笔直，不追求女人味，没有小动作和小表情。2019年5月下旬我们第二次见面，还是在美国，她自信满满，为大家阐发孵化新人的理想： “她们想要什么就给她们什么……要技术给技术，要策略给策略，要资源给资源。” 这真的能做到吗？和她相比我更深刻感到的却是运动的贫困和掣肘。我觉得她提出的并非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宣言，而这个宣言的重点在于确认她自己的位置。后来黄雪琴也提过，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 北方夏天晚饭时分，阳光仍然明亮，我们几个散漫地走在路上，偶遇街边墙上画着一对巨大的蝴蝶翅膀。黄雪琴当即站过去要人给她拍照，在众人注视下，她变换身姿，绽放笑容，完全自在地展现。那一幕仿佛隐喻，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个充满渴望的女性，一个自由的灵魂，她已经决定在为此追求的路上，没有什么能阻拦她。那几天，她在脸书上写道：“过你想过的生活（live the life you imagine）”。 迟至几年之后，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加入和执着于女权运动，其实也有类似的理由。我是为了帮助女性和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同时，在个人层面，我也是为了反抗社会无时无刻不施压于我的女性宿命，我不想服从规范和黯然无闻，我想要极大的，哪怕无人理解的自由，并确认我内心的真实，而就注定了女权运动对我的不可替代。世代不同，黄雪琴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我可能从未拥有，她想成就的，我可能不敢梦想。在同龄的女权者当中，我认为她也是突出的——自信和忠于自我是父权、威权制下女性永恒的功课，更少有人敢于外显，而黄雪琴在这方面起始就不凡，又因投身女权运动而迅速走得更远。 那时她离开美国，赶着去香港参加“六四”纪念，甚至改了机票；在香港又参与“反占中”抗议，曝光于一种新的体验。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游行观察，就此遭到一连串麻烦，直到回广州后，被以“寻衅滋事”抓捕和监视居住三个月。这当然是因言获罪，也一定和她因米兔而拥有的被忌惮的影响力有关。她是自2015年3月“女权五姐妹”事件以后，第一个被刑事拘留的女权行动者。朋友们震惊，愤怒，无不为她呼吁，但不得不意识到，面对一个日益强硬的政权，我们的运动的广泛和受人瞩目只够让她名声传扬，却不够力量去解救她。支撑我的信心之一是，以她的坚强，这个遭遇绝不至让她没顶。在“Free Chinese Feminists”（一个“女权五姐妹“事件催生的墙外账号）发起的活动中，我看到了一个女权者为她手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个女性不自由，我就不自由”。 这真是一个悖论，为了让女性自由，我们自己却比其他人更多失去自由，更残酷的是，没什么人能同感这个悖论的沉重。获释时黄雪琴即时向社群传递出不屈和鼓舞的信息。回家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发了一个简短的朋友圈：“姐回来了！“表明她已经修复完毕，要重装上阵。 在中国，曾经被监禁意味着贴上异类标签，在相当长时间里无法拥有正常生活。被持续监控，被定期不定期骚扰，被和朋友切断联系，生活和工作被破坏，没有安全感。她多次说过，她从不后悔为香港抗议发声，但代价是巨大和漫长的。很难再介入个案和帮助幸存者了，因为警察总是不允许，幸存者也未必敢接受；也没有办法再在墙内发表作品，即使是匿名。她有不止一次找到很好的“正常”工作，都被警察搅黄了。警察的思路——如果他们有的话——也是不可思议：不给一个人任何出口，这可能吗？而且黄雪琴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精彩。 她开始又一次工作转型，在缺乏同伴，资源和安全性的状态下，靠她主动付出的热情和能力。她寻求继续为助人贡献，这让我意识到，做助人者对她的自我认知是有构成的。她曾提出要给100个人打电话，聊她们说的任何事。这个未成的计划的起因当然是因为她需要，而不是有100个人已经需要她。她更多将支持对象转向行动者，这些人接纳她也需要她。一个曾被她关心过的共友回忆说，她是特别温柔的，非常有耐心和为对方考虑。“温柔”一词和我对她的印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不是她给与情感劳动的对象而已。有机会和她通话长谈的行动者，可能是身在各种地方，有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困境，但未曾达到她所经历的程度。 她努力和社群保持联系。在疫情期间火爆一时的Clubhouse，她化名出没。我那时主持了一些女权话题的房间，她几乎总是在，经常发言。我已经记不得她都说了什么，但一点都不夸饰地说，她的发言是让主持人欣慰的那种，显示出她不脱节而且仍有可靠的判断，尽管她不能再公开参与运动。 2020年7到8月我参与组织一次线上女权营，黄雪琴也报名参加，在报名表上自称“一个好奇的行动派、思辩者、写作者”。今日重温，我意识到，在所有那些在线讨论里，她从来没有用她的经历来吸收关注——她把处理创伤的功课留给了自己，沉郁和情绪波动的时刻不可能没有，但面对社群她真的是永远正能量。我感觉她参与这次女权营，部分是为观摩准备组织她自己的培训，这可能也是她积极参与甚至协作构成她罪状的那一系列”非暴力沟通“培训的动机之一？后来大家都看到她发出”十堂课“培训的招募海报，直到读了一审判决书我才知道，那一个漫长的系列活动，全是她独力主导。 她基本上不再为女权运动写作，当然并不是因为她不再了解；她以往总是为行动鼓呼；然而当运动被削弱锋芒，我认为已经不够激起她报道的使命感。她写各种抗争者，尤其是那些被捕的人，迫切地想赋予他们声音，留下他们的光荣，也教育公众。 她住在广州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共友回忆说，去看她的时候，要为受难中的李翘楚做些什么，几乎是她讲的第一句话。2020年12月，她关于李翘楚的长篇报道在墙外发表，可以说是她又一个最优秀的作品，尤其还原了一个青年女权者在追寻“革命与爱”的成长中对男性中心的抗争叙事的持续挑战。这些报道的主题反映了她在这一时期的自我激进化：她拥抱和采访对象共享的政治异类的身份，尽管也记录各种彷徨恐惧，但最终一定要传递超凡的抗争价值。她替李翘楚所作的自陈，其实也适用于她自己：“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关于触发黄雪琴第二次被捕以及作为她的核心“罪行”而被指控的，她在广州合作组织的公民聚会，我知道的是，它被当作一起“要案”而侦查，定罪目标自始就锁定她和王建兵。然而聚会其实并非旨在直接促成任何行动，这是一审判决书也在某处间接承认的。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荒谬：黄雪琴并未意图和实施她被指控的罪行，却被绞进一场过于任性的残酷镇压。尤其是逮捕发生在她赴英留学的前日，自由曾离她那么近，那么近，只有几个小时。如此戏剧性的暴力只有更恶心。但又有哪个受难者曾真正犯罪？荒谬所在并非案中有冤屈，而在于根本就不应该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其深文罗织。 我想象这个聚会对她而言是：一个可信的社群，在其中她不仅寄托她的价值，还能引领它；给她快乐的生活，有朋友一起唱K，爬山，聚餐，和一连几天庆祝她的生日。在持续被剥夺和被孤立之中，她最大地理解了这一切的意义，她写道：“一个人展现的是良知，一群人则可以提供愿景”，“看到身边每一位伙伴……丰盈热烈地生活着，就是抗争呀，就是胜利呀。”然而这就成了她的罪。 我确实偷偷做着事后诸葛，假想自己处在她第一次获释和第二次被捕之间的那种境况，恐怕不会如她的一些做法。比如，我不会在社交媒体，即使是仅好友可见的脸书上，说我参加了线上的记者会议和线下的分享会， 说我在写稿，即使没有提及具体内容。我也不会去参加那个“非暴力沟通”培训。“非暴力沟通”本身没有任何不对，但那个主办方是“敏感”的。当警察发出警告信号，我会收听和相应调整。我会将低调和自闭视为守住自己核心议程的必要代价。而黄雪琴却不断去连接，去扩展，并且不甘沉默。但这不就是她吗？她有权在任何境况下去做她自己，而且最终也只有她付出了代价。 想象一个姐妹正在受世上最大最不应该的苦，她那骄傲的个性被践踏，她的才华和美德都被困在最逼仄恶劣的环境里，我会有绞心般的难受。我甚至曾帮助过陌生的人，对她却无能为力。而且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时刻刻里，在另一个空间，她还正在承受着。而且五年，真的太久太久，没办法对这个判决说“它很快就会过去”。 我痛恨这政权对女性的毁灭。女性必须有权去追求她们的自由，而且有意义的自由应该是诉诸公共的。然而那些最先将自由的边界推开，和推得太远的人，却命受惩罚，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她们很少很少能被人所理解，这又是怎样的悲哀。如果曾有对这个事业是否值得的怀疑，那是因为我深知它搭上的是真实的人的流去不回的生命。唯一令我振奋的，是黄雪琴还是那么格外刚强，受了这么漫长的折磨，还不认罪，要上诉。上诉几乎肯定不会减少刑期，但那是她的刚强本身，到这种程度，绝不可能是表演和自我感动，是最真的，几乎让人无法直视。 女权运动仍在继续，尽管它的形态已经和当年米兔初兴时大不相同，不再以行动主义为共识的核心。女权之声被关闭，黄雪琴被捕，弦子案终结……但运动广大，总能超出局部的损失，找到适应性的方向。然而另一方面，运动也被划出了禁界，并且限制了策略，尽管其中许多人对此是不承认甚至不知情的。比如，运动下沉到平凡女性生活方式的抵抗性选择，绝对是运动大众化的极大进步，但另一面却是已经对倡导改变不抱希望和无法触碰。有些人窃窃私语着黄雪琴的遭遇，交换着恐惧，有些人仍然高调，自信比她要高明得多，带着镣铐也能好好跳舞，也一定有人要抹去黄雪琴的错误存在，好全心与体制共谋。对这些人所形成的光谱，黄雪琴其实早就知道，她在2019年6月，第一次被捕之前就写过： “你们可以不赞成我，可以继续去相信你们想相信的，或继续沉默，没有关系。” 但她的信念是：“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性站出来。” 还有始终非常重要的，运动是她对自我的寻求：“你们无法阻止我成为我喜欢的我。” 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古以来，女性不被允许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极少数人，留下质询，看有多少人能跟上。在中国国内是无法做什么，但黄雪琴的案件，包括她的受迫害和她的坚决反抗，自始都在促进海外青年女权社群的政治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欧陆……许多活动中，都会出现呼吁释放她的环节。那一定是出于内心想说的话，也是尽一种责任。尽管和黄雪琴一样，不是以政治反对为目的而加入运动，然而被她的遭遇所警告和被她所呼唤的人，不得不，越来越意识到女权运动，至少其中最前的一端，已经站在对抗的第一线。而这种对抗，已经无可避免是既关于性别平等，也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在这样的位置上的一种终将完成的自我忠实，就是将政治身份对父权、威权国家的脱壳和自我再造。这对女性来说是尤其难的，因为女性从未被允许过完整的自我意识，只有困居在父权制度内部才能生存，其实这也在相当长时间里导致了女权运动默契般的去政治化状态。 所以黄雪琴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第一，在这极权逼迫的时代，如何更勇敢地拥抱我们的运动的政治，第二，如何同时创造我们个人的公民式的自由。政治化是一条不归路，我指的是，我们的运动可能在抗争中承受太多，却仍然无法改变一个国家，毕竟女性的运动从来都是贫困和边缘的；而对个人来说，未曾有人踏足过的自由很荒凉，很可怕，令人难以忍受。 当黄雪琴被宣判和当庭表示上诉，有些人被带到了（而不是选择了）一个被显著政治激活的时刻。在全球很多地方，6月14日晚上，一些人夜不能寐，因此在第二天就决定必须做些什么。当最早看到她们想说的“只要黄雪琴不自由，我们就不自由”这句话的时候，心中一度不安，我不知道这些年轻的女权者是否意识到，这是承诺了多大的承担。这些人没有公开她们是谁，除了她们是住在纽约，波士顿，多伦多，西雅图，伦敦，东京，旧金山，温哥华，华盛顿DC，在地女权小组的成员。 在那个周末，她们走到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在时代广场，涩谷，太空针塔下……鼓动她们为亲手制作的巨幅，为黄雪琴呼喊。那些照片和视频震撼了我，让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事实上就在此刻，当再次回想这些年轻人是多么无畏，明知长臂镇压的恐怖，却敢于身体性地站到前沿，我真是泪流满面。而且女性的呼喊是多么珍贵，因为她们从来都不被允许。这些人用这次行动宣示了一个政治性的决定，被她们感召，我也不得不和她们一起走下去。我意识到，她们正在为运动开创又一个阵线，在“润”成为显学，将离开中国当成一种替代性的政治逃避的时候，她们所昭示的，却是要用跨国性生成新的抗争空间。 在监狱内外，国境内外，极权都尽量让我们的生命匮乏和没有意义。正因如此，我们是必须要去反抗的。这些日子以来，黄雪琴在最困顿的条件下，仍每天都在努力活出她的生命，那我们也要。和黄雪琴一起，勇至女性未至之境。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