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一间放满各类型独立杂志及一二手书籍的书店里，摆放了一本在售的中文独立杂志，创刊号的封面画了一群手上举起白纸的人，其中一张写上了“留白留自由”。这本名为《莽莽》的杂志于2023年发行第一期，除了线下发售之外，亦有线上的网站，打着“一本不受审查的中文杂志”的旗号。 《莽莽》的成员约了我在这家它们合作的书店里踫面，这家名为Hopscotch Reading Room的书店，座落在大街里面一个院子当中。除了德国合作的两家书店以外，杂志目前也跟美国、台湾、马来西亚的书店合作，以让各地华文读者群体能够接触得到。 创刊的缘起 《莽莽》看似是“横空出世”，却是脱胎自一次柏林的抗议集会当中。 “我们都是在柏林的抗议集会上认识彼此的。”《莽莽》的责任编缉泡桐回忆起各成员相识的开端。 2022年11月12日，多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走到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世界钟前，参与了声援“四通桥勇士”的集会，当时有数十人参加，也有从其他欧洲国家特地过去柏林参加抗议的中国留学生。 那是在二十大闭幕之后、习近平确定连任总书记的时间点。那天在抗议活动结束之后，有一群参与者去了看有关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因为爱所以革命》，泡洞说：“看完电影之后，大家在电影院的出口处把口罩摘了，这样子开始了初步的认识，那天我们就一起吃晚饭，之后去了酒吧聊天，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一起参与了这个事情，另一方面也在讨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的点子，当时就突然有一个点子，是不是能办一个独立的刊物呢？” 泡桐说，有见于海人华人群体比较少在办独立的刊物，也想做自己视角出发的一些写作跟创作，故当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就是一拍即合，大家都蛮想做的，但当时不知道会做成怎样，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有先前的经验。” 《莽莽》的成员大约有十人，目前分散在欧洲各地，有人是学生，有人是上班族，主要是以素人为主。 当时提出办杂志的想法来自于另一位成员桐生，“其实有这个想法很久了，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有帮性别平等的公众号做一些内容，每次文章发出来立刻就被删，这篇发不出来，那篇发不出去，我们就在想怎样才能把这些知识传承下来呢？因为不断的删除就代表不断的产生遗忘。”过去中国曾有过一些地下独立刊物的制作，但都遇到被查禁的状况，桐生觉得，既然在国外有自由的土壤跟环境，那是不是能让独立刊物在国外出版，“在柏林这个地方搞一个地下刊物这样。” 以母语写作的重要 “草生于广野，不加修裁、未经礼仪，是谓莽莽。二零二二年末，我们创立《莽莽》，它是一个实践中文创作的公共媒介，涉猎时政、社会、文化等议题。我们作为身在海外热爱自由的一群人，既争取身体的行动，亦致力于信息、思想和艺术的传播。我们捍卫以中文自由写作的权利，用母语来记录当代、对抗遗忘和发起辩论。”这是《莽莽》编缉部写下的创刊词。 以中文母语去书写和记录，为什么如此重要？两人不约而同的解释，那跟他们在国内进行公众号书写时的经验有关。 泡桐回忆起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有在经营一个公众号，“因为公众号的审核比较严格，所以慢慢发展成写诗的习惯，包括跟政治有关的诗，因为诗相对比较安全，不容易被列为敏感发不出来。”然而，这种透过诗的形式去转换而成的书写，无法表达真实的想法跟情况，对他来说，“某种程度会被异化，我作为说中文的人，但我不能用母语直白的把它表露出来，变成要用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形式。” 桐生记得，那时候为了要应对审核，公众号的成员都做过不同的尝试，务求让文章能够刊登出来，“比方说自己会检查看会不会有像自由、民主、女权等等这种敏感词，有的话就要在发出前提前把它替换掉。我们尽量不去完全把字眼删掉，一开始用拼音，后来拼音他们也能识辨出来，那我们就把拼音换成替代词，像是民主变成皿煮，后来这招也不行了。” 更甚的是，那些年为了通过审查发文，TA们甚至去淘宝购买“代审服务”，“有专门这样的业务，几十块钱，帮你审查这篇文章关键字在哪，它们有自己的敏感词库、有自己的信息渠道知道这个事情，通过这篇审核我们再去改我们的内容，”然而，就算过得了电子审查的部分，还是过不了人工审查，“人工审查能看出你在隐喻什么，哪怕你只是写东欧的民主故事、你把哈维尔的文集放上去，人工审查是能看出你在暗喻某些事情的，也会把你删掉。 ” 然而，这样下来，不免感到意兴阑珊，“后来这样就不想干了。”桐生说，那些被删掉的文章存档目前会被收录在如网站“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telegram频道“简中赛博坟场”上面，在审查与不断被删除的书写环境待久了，来到海外有了自由的空间，希望能够把自由书写的文字能够记录及流传下去，“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文章正常地流传下来呢？不用上他们的坟场。” 泡桐补充，现在《莽莽》希望能够透过独立杂志作为平台，提供一个不受审查的地方，让人能够以母语去继续写作，“一方面让大家投稿写作，不同担心提到习近平或其他敏感词时被删除。另一方面，在简体中文的世界里，一直要用谐音或其他替代表达来进行写作，这个平台能让大家真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受干扰、也不受审查地去自由创作。” 像植物般恣意的生长跟写作 取名为《莽莽》，是十个成员共同投票出来的决定，“排名第二的名字是《载舟》。”泡洞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是由另一位成员所提出，寓意是在一片旷野之中，植物能够恣意生长、不受拘束，“想体现出海外跟国内的白纸运动，就像这些植物一样，在一片没有边界、没有限制的平台上，各自不同的生长。” 翻开杂志的第一页，印着一句大大的口号：“高墙内外，野蛮生长”。泡桐说，那个高墙是以柏林围墙为原型，而植物在当中慢慢去生长越过，“ 柏林墙本身象墙就是割裂、对自由的限制，我们做这本离志就是想打破这种对母语写作的限制，大家可以恣意的生长、写作。” 谈到创立独立刊物的困难，主要是来自于人手跟资源上的缺乏，基于安全的理由，所有决策跟工作都是在十人团队里解决，“内容产出、排版、对外联络、筹备资金……所有的东西，而文案跟图片都要有人去做，但我们所有人都没办法全职在这上面，大家都是用自己业余的时间。”他们笑说，那是一种“用爱发电”的状态。 基于成本的关系，第一期发行的数量为五百本，目前跟柏林、北京、台湾、马来西亚的独立书店合作。负责与各书店联络的桐生认为，在这个联络的过程当中，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就觉得独立书店真的很重要，是整个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如跟台湾的飞地谈的时候，会谈到一起办活动，这些独立书店就像18、19世纪的咖啡馆，提供给大家一个社群交往的机会，而我们又跟这些独立书店是有很强的连结，都是尝试在记录、推广、保持文化生态的空间。” 除了实体杂志外，《莽莽》也设立了网站，把杂志的电子版本上传，他们说，如果只办实体杂志的话，那会到不了中国大陆里面去，“中国内地的读者是绝对看不到内容，有线上的话，只要掌握翻墙的技术，就可以直接通本浏览，所以也可以打破这个高墙的限制。” 目前《莽莽》暂定以季刊的形式出版，除了办杂志以外，他们也着重跟读者、写作者之间的互动，希望能够在办杂志以外，尝试去建立及维系欧洲在地的社群，“如果有一些文化空间或独立书店，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于未来的展望，泡桐笑说“最初的展望就是第一期能够出来，也没有办法预估太多，目前希望是杂志能够一期一期的出来吧。”而桐生希望，《莽莽》能够成为一个对话的空间，他以第一期的内容里面，两篇分别来自伊朗跟维吾尔人的抗争故事来解释，“觉得正式开启了我们国际化的一个路线，在长期的propoganda之下，我们各个族群都处于一个不信任、信息不对称的过程当中，现在终于有机会大家坐下来去阅读，如果《莽莽》能成够族群之间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展示出过去被标为敌人的人到底是怎样生活、如何经历自己的一生、跟我们有多么地相似等等，也是放下成见、相互交流的机会。”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以上皆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