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每次一个社会出现动荡，不同力量出现冲突后，当地的传媒生态会出现洗牌，其中有不少独立媒体会经历这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后诞生。这些新创的媒体，常常独立于主流的、强势的意识形态，拥有较为年轻的媒体人团队；他们中有一部分已经找到财政可持续发展之道，有些仍在裂缝中努力生存。 永远的百分之一 随着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的媒体生态有着明显的变化。 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前的数个月，俄乌边境已爆发零星冲突。拥有加拿大籍的乌克兰大学生Sergiy在多伦多一所大学毕业后，2021年年中便返回乌克兰生活。从政治学系毕业的他，对记者的工作感兴趣，于是他回到基辅时，加入了当地的英文媒体《基辅邮报》（Kyiv Post）。 但好景不常，Sergiy在《基辅邮报》工作了一个月，就被解雇了。 Sergiy回忆，2021年11月，《基辅邮报》的“亲俄”高层要求编采团队发表一些“不符合客观报道守则的文章及报道”，整个编采团队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发起工业行动“开天窗“，有好几天都没有刊出任何报道，是办报20多年来，很罕有的工业行动。他也有参与这个行动。 数天后，《基辅邮报》亲俄的高层“一怒之下把整个新闻办公室（newsroom）关闭，解雇了整个编采团队“。及后，Sergiy与30多名同僚成立了独立媒体《基辅独立报》（Kyiv Independent），“既然拯救不了《基辅邮报》的存在价值，就把它的精神延续下去“。 Sergiy在《基辅邮报》短短的工作时期中了解到，媒体高层干预编采团队的工作，在当地也是十分常见，尤其是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很多媒体高层都顶着老板和广告商巨大的压力，因为来自俄罗斯的资金比较多，所以他们的立场也相对倾向俄罗斯，不想得失金主和广告商“，他解释。 他举列说，就像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当选之前、（俄乌）爆发冲突之前，他也曾经被归类为亲俄，但未至于把国家利益奉上。这正正是媒体业老板、高层，甚至媒体生态的缩影。有同僚说，开战后大家（媒体老板）都知道是时候要选边站了，不能一方面想赚俄罗斯的钱，又不得罪本国民众，他们也抵不住民怨，那你能想像还未正式开战前，他们要如何讨好俄罗斯资金”。 泽连斯基的竞选主张明确表示，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和平谈判。再加上泽连斯基出生于乌东俄语区，当选前使用俄语为主，并曾在俄罗斯长期工作，与俄罗斯资本和媒体有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他当时被反对者指称是俄罗斯间谍、亲俄的卖国贼，认为他当选后会出卖乌克兰。 谈论到《基辅独立报》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与传统媒体的不同，Sergiy笑言：“我们的出现一开始是为了对抗媒体金主干预新闻自由、编采自由，但出现的时机看起来‘刚刚好’（seems to be right time），就在（2022年）2月正式开战前出现。《基辅独立报》除了在战争中提供全面、客观的资讯，还开始了一系列的侦查报道。” 当中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的侦查报道，包括《外泄文件显示：克里姆林宫拟在2030年之前接管白俄罗斯》（Leaked document reveals alleged Kremlin plan to take over Belarus by 2030）、《俄罗斯虚假讯息在美国何处孵化？》（Where does Russian disinformation incubate in US?）、《乌克兰记者揭4名俄罗斯神风敢死队无人机操作员身份》（Ukrainian journalists identify 4 Russian kamikaze drone operators）等。 Sergiy强调，侦查报道和事实核查（fact-check）在战争中显得尤其重要：“在2月24日前几个星期，假消息充斥着整个社会，如何为民众理顺当前的局面、辟谣，成为我们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后，《基辅独立报》展开调查报道，并视此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BBC在2022年12月的报道中曾经提到，俄罗斯的入侵在乌克兰以往多元化的媒体市场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记“。报道指出，过去常常提出不同观点的主要媒体，在他们的战争报道中不断发放鼓励民众参军的讯息，主流的商业电台和公共广播公司更推出了新闻联播，旨在促进民众团结、推动他们参战。这明显与《基辅独立报》所走的编采路线不同。 在和平时期，乌克兰已经比邻近的前苏联国家享有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但挑战也很多，包括虚假讯息、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最受欢迎的电视频道都在富豪大亨的控制之下，独立媒体则普遍依赖赠款和捐赠。 《基辅独立报》以网页形式刊出报道，并透过Patreon收取订阅费用，每个月的订阅收入足以支撑他们的运营。根据Patreon的公开订阅资料，《基辅独立报》每个月订阅人数超过9800人，订阅收入约8500美元。 Sergiy指出，当中有很多海外（乌克兰）读者订阅，他们视此为支持乌克兰和新闻自由的其中一个方法，也是持续发展的支撑点。除了订阅收入，《基辅独立报》还引入了其他投资者，但为了避免《基辅邮报》干预编采自由的事件重演，“我们创立的时候，坚决让编采团队持有51%的股权，如果出现了资金方与编采团队的分歧和争议，我们永远多1%的话语权。”这1%是《基辅独立报》保持其独立性，以及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在《基辅独立报》的成立宣言中，列明了这个刊物属于“它的读者和社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不会依赖寡头；该出版物将取决于读者和捐助者的筹款以及后来的商业活动；将始终至少部分归其记者所有”。 虽然有其他资格，但不足一万美元的订阅收入确实难以聘请太多全职记者，不少包括Sergiy在内的创始成员，都是以兼职、合约的形式，为《基辅独立报》工作。俄乌战争开始不久后，Sergiy带同妻子和初生的儿子离开乌克兰、回到加拿大生活，他驻多伦多撰写欧洲政治新闻的内容和报道。他说，《基辅独立报》安排了跟他一样拥有外国籍的记者驻外，“驻海外的记者会定期在某个城市聚会、工作，需要合作的时候，就趁那个时候完成工作；以我为例，我将会到欧洲与当地的同事聚会及录制节目。” 从部落格走到独立媒体之路 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带来的政治影响存至今仍然存在，也在当时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政治启蒙。当时，杨贵智正就读东吴大学法研所国际法组，碰上“太阳花学运“；各式关于这场运动的“懒人包“在网路上流传，解释何谓“服贸”（《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但他认为，这些资讯不仅片段，脉络也不完整。 贵智谈到2014年创立“法律白话文运动“（下称“法白“）时笑称：“（我们的）专长是法律，也只会法律。“谈到当初成立法白的初衷，他说在台湾，大多数的人不懂法律，但是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守法律；也有很多人因为无法理解法律，所以对法律产生许多误会，希望透过“白话文”（而不是艰涩的法律用字）的方式传播法律知识，告诉大众如何思考法律议题，让他们的声音与主张被听见，也被法律尊重。 作为“法白”站长的贵智和好友一开始以部落客的形式，发表法律“科普”文章，慢慢开始制作更多内容、在更多网络平台发布内容，发展到现在“独立媒体”的模样。法研所毕业后顶着执业律师头衔的贵智，算是“半途出家“，他没想到自己也有“做媒体”的一天。 “（太阳花）学运只是一个时代背景、脉落、启发，当时的台湾社会很多人在讨论服贸、分享两岸的服贸协议的法律资讯......学运带来热潮，（“法白“）很多人看；学运结束后，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也发现当时台湾没有人在网络做法律资讯分享。” 贵智提到太阳花学运期间有很多误导大众的“懒人包”、资讯。这是否代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媒体或社会“乱象“，例如新闻娱乐化？对此他表示：“现在是同业，不好意思批评别人，也不算是乱象啦，哈哈。但说当时的情况，当时确实觉得，主流媒体（鲜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比较严重－这家（媒体）帮国民党讲话、那家帮民进党讲话、这家是中共统战的。8年前心情，实确觉得（媒体）很偏颇，想要做最公正的。” 他指出，在太阳花运动发生后，的确有一波公民媒体诞生，他们以小型网站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网络上团体有没有想往独立媒体发展，可能没有”，他们多数只是以个人发声、传达自己看到的真相，“一个人、一台手机，上传影片，就能做一个自媒体”，留下来转型、发展为独立媒体的平台不多。 他认为这一波公民媒体的诞生，不是直接指向社会、主流媒体出现问题或乱象，反而反映出“网络时代提供了草根、发声机会，（大众）传媒面对很大的政治压力，可能在财政方面，要主动迎合（政团）或背后不能发声，小媒体、小民众正好就利用网络发声”。不过在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对于主流媒体的品质不是很满意”，慢慢催生了一些独立媒体，包括《报导者》、《故事StoryStudio》，“（他们）以更专业的角色、更小的领域，提供更精致的内容，做到传统媒体应该有的品质，因为他们（传统媒体）应该更有资源服务大众。” 贵智特别提到，这一波公民媒体、独立媒体的诞生不是从发生“太阳花学运“后突然出现，而是从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开始“萌芽“，大众开始反思媒体的质量，“品质下降、为了迎合演算化”，这样的反思形成一个脉络，触动到及后的独立媒体诞生潮。 “反媒体垄断运动”是由“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及台湾各大学院校学生推动的一场社会运动，反对旺中集团并购案、反对《壹传媒》并购案，要求制定反媒体垄断法，以维护台湾新闻自由、反对媒体垄断、防止中国企业与台湾财团控制台湾媒体。 如何做一个客观的独立媒体，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做起来却是困难的。“我们一开始完全没有（媒体经验），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在做新闻......也是在边做边学习，现也算是一个媒体、媒体的角色”，不想让“法白”成为误导大众、或带是不好的效果的一个媒体。 他继续说：“做着做着发现（保持公正、中立）很困难......法律人想像的公平，与做媒体的公正、客观不一样。法律人的想像、或对于（媒体）门外汉来说，公正、客观等同不能有立场。例如，当我跟听众解释一件事情、社会议题，是从法律角度切入，这也是一种立场；一个法案好或不好，其实也是一种立场，只是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蓝、绿。没有人可以没有立场（追求）中立、客观、公正，不应该追求没有立场，而是要公平对待不同立场的人。” “法白”诞生接近十年，在媒体转型的浪潮之下，仍然生存着、不断成长，也算是市场给予他们的一个肯定。 贵智认为，传统媒体与独立媒体在经营模式上没有太大差别，两者同时面临数位平台的挑战，“唯一差别是，现在看到的独立媒体是从数位平台年代发展，但传统媒体大部分是从广播电视时代一路走到现在。（两者）面临转型， 一个遇到转型问题，一个在数位平台存在下来的问题，因为其他网络平台共同侵蚀媒体的生存，抢走广告收入。” 营运长徐书磊也同样提到，传统媒体面临转型困难，他们的资本多很多、规模大很多，但受众逐渐老化，而新一代受众习惯使用不同的媒介获取新闻、报道。“（台湾）四大报、各大电视都把重心移到做新媒体，包含YouTube和网络新闻，还要在数位转型的浪潮之下，维持过往那么大的规模，他们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挑战）。”他解释。 书磊说，这个变现的挑战，如何由流量转成营收，“不只台湾，各地媒体都遇到”，但他相信“法白”和其他独立媒体在这个浪潮下的生存空间是大的，“（独立媒体）必需精准的找到受众，（我们）没有外部投资，要加强针对受众专业服务。”他透露，除了订阅营收，“法白”为以顾问、服务供应商的角色，接不同的政府案件、补助案件，例如协助政策宣传、制作法制教育的内容，这也是台湾大部分独立媒体的生存方式和经营式－专注于提供他们专业领域的服务。 同时，他也承认，这对“法白”的独立性有挑战，“但比例要怎样权衡，我觉得每个媒体的拿捏不一样“。整体来说，他觉得影响不大，“因为我们有公开（资讯）、透明性，如果（政府合作案）成效很差，我们受众自然而然会直接反映”。他说，这个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大财团、基金会投资的独立媒体，内容把关者由政府机关变成投资人，“两者那一个干涉程度比较大，都蛮难说的“，但现在“只要（我们）不把股份卖掉，做内容、靠什麽营收，都是我们自己掌控”。 至于中、港的独立媒体，发展起来则没有那么“幸运“、顺利，数量也相对少。 低调是生存之道 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政求意见稿），禁止准入事项的第6项为“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这被视为正式封杀独立媒体、公民媒体。过往在中国被“封“的独立媒体，由海外的“有心人“承传这个精神与使命，包括由海外中国留学生为主的独立杂志《莽莽》。 时间推前一点到2020年4月，中国民间媒体NGOCN（简称“N记“）的营运主体“广州益友社会组织信息中心”，4月发布“注销声明”，结束15年的经营之路。以“行动改变生存“为理念的NGOCN，承传《民间》的精神，由讯息交流平台转向独立媒体。“N记”在2018年延期申请机构，却一再被政府（民政局）拒绝，银行账户也被亦冻结，员工更常常受到骚扰；在多方施予的政治压力之下，“N记”决定在2020年关闭。 “N记”关闭之后，一开始还有志愿者更新“N记早报”，在“NGOCN2”（下简称“N记2.0”）所在的平台发表，例如Telegram、Instagram、Matters等数位媒体，发表专题、深度报道和评论，也有公开徵稿。 从NGOCN实习小编、到曾经义务协助“成立”2.0平台的Lily（化名）笑着说，“N记2.0”严格来讲也不是“2.0”了，而是“N.0”，原生“N记”的微讯公众号都被封锁过多次，但正式发出注销声明后，“（N记）官方没有公布过，也没有回覆过其他媒体的相关查询，也许要从以前相对的高调、向民政局提出诉讼嘛，走向低调一点。” Lily在访问中多次强调自己不代表“N记2.0”的立场，也不方便多说媒体以后的发展。她说，她在中国过去一波打压独立媒体的浪潮里面，确实的感受到中国媒体人的韧力——一部分的中国媒体人仍然不愿意自我“阉割”，“他们没有停下来，一个号死了，就开另一个号；被注销了一个，就开另一个。” 原生的“N记”微信公众号从“NGOCN01”演变成“NGOCN05”，还有“07”的小号，甚至在2018年的以“TALKABOUT 1984”为ID，注册了最后一个微信公众号“NGOCN | 有种”。 Lily说，“N记2.0”继续关注劳工、性小众、维权议题，虽然她不再是团队之一，但也会偶尔使用不同的“化名”投稿，“大家一直以来都是默默的做、默默的的写”，在“、白纸运动的时候特别活跃。不过，她也不时感叹，尽管“N记2.0”还在，但中国的独立媒体已经不复存在，回想一下“2010年代还算是百花齐放”。 Lily大学主修新闻传播；也曾台湾的大学进修。中国独立媒体曾经成为Lily在大学念传播系时，想要毕业后追逐“进社”的目标，曾经成为“N记”实习生，“算是梦想成真的”。她也特别享受在台湾的时光，向往当地的新闻自由，“那时候很想直接待在台湾、不回国，发展原来新闻自由多么的可贵。幸运的是，她回国后加入“N2”当实习生，形容那里“是一个孕育我的地方”。 “及后的传媒生态急速恶化，我刚好在海外念硕士，海归后不想待这个行业。“如今，她已经不在国内传媒行业，对于过去几年中国的媒体生态，她坦言：“真的没什么好说，只有官媒，或被整改好的媒体，只有一个大立场......海外的独立媒体其实也不多。”但正正是这样，她偶尔看到有国内的媒体说出“不公现象”，也会感到有一点点的安慰，“不是完全绝望，可能由99%绝望，变成95%。” 不过，Lily也多次强调，仍然有很多“在体制内的记者，努力挣扎、希望带来一点改变，那怕就只有一点点。”“我就是那种受不了（体制）的人，才会离开这个行业、甚至这个地方。”她直言，“我在体制外已经感觉痛苦，难以想像在体制内，坚持想要打破体制的人，他们的心态是怎样强大的。” 虽说她已经有“95%的绝望”，但她仍然相信“做一些比完全不做的好”；除了“N记2.0”，她还会向不同独立媒体或民间媒体投稿，“希望以提供内容、资讯、观点的方式，为新闻自由出一分力”。她的投稿主题多数与新媒体、科技、性别、劳工有关的议题。 而在香港，近年的媒体生态也有很大的转变。2019年香港运动牵起的政治事件很多，包括实施《国安法》、传媒人相继被控告。自从壹传媒、《立场》等媒体倒闭后，不论在香港本土或海外，都有传媒人成立的独立媒体，例如《法庭线The Witness》《集志社》《庭刊》等等，他们希望记录当下的香港、捍卫新闻自由、关注少数团体（性小众、工人）的权益等愿景。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AOHKMP）月前发表“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已有数百名香港新闻工作者移居海外，但由于难以接触11至20年年资的传媒人，目前无法准确估计有多少前香港记者移居海外。调查结果更反映，由港人创立的媒体正在海外站稳阵脚，形成一个新媒体社群。 曾为《立场》、《苹果日报》工作的X，是其中一家新创独立媒体的创办人之一，团体中多数成员身处海外，遍布加拿大、英国、澳洲，以国际视野报道与香港（人）有关的新闻。虽然他身处海外，但该媒体仍有少量特约记者身处香港，为减低“被骚扰”的风险，他要求使用化名处理整个访问，亦不愿提及该媒体的名称。他说：“大家（其他新创独立媒体）作为资深传媒人都很有默契，一切都要低调处理，我知道有些（新创的独立）媒体，全部成员身处海外，但他们仍然会低调一点。你不怕，但你还有家人、朋友，你也要为他们着想。” 很多时候，有能力移民或移居海外的人，都被视为“已经上岸”的人，也算是幸运的。为什么仍然要冒着政治风险成立一个独立媒体？“以前在香港好像没有特别珍惜，每天生活就是做、做、做，很忙碌、没有停下来想过，现在失去了才觉得珍贵......我做了一大辈子的人，好像只会做媒体，即便比起其他‘很有火’的传媒人，我不是开口闭口都是讲关于做新闻。做新闻对我而言，像是细水长流的事，可以的话，每一天做一点、做多一些。”X说。 他自认对香港的媒体发展比较悲观，相信如果再有比较高调或很受欢迎的独立媒体出现，也会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发展海外媒体是出路之一。”但他同时承认，“海外媒体”的监督力度也会相对低一点，“不过最终还是看你有多少人（成员）在香港挖资料，随着（政府）公开资讯愈来愈不透明，从官方文件挖到的资料很有限。”他认为，这一波的（海外）独立媒体成立潮流，正正反映出他这个想法，“悲观归悲观，做比不做好，说比不说好，对自己、曾经的同业、捍卫过香港新闻自由的民众，都有一个交代。” 与很多新创的独立媒体一样，财政上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这也是X比较烦恼的地方。他所创的独立媒体不是以盈利为目标，但都希望至少可以收支平衡，“虽然愈多独立媒体愈好，但竞争也会变大，毕竟一个人的金钱是有限的，不可能期待他每家都捐款、订阅，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型还要慢慢的摸索出来。”在达到以收支平衡这个目标之前，他还需要兼职打工。惟他补充，每一家新创的独立媒体都有自己独特和鲜明的风格和路线，吸引到的受众也会很不一样，“例如专注法律新闻《庭刊》和《法庭线The Witness》、记录小人物故事的《绿豆 Green Bean Media》。” 《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引述前壹传媒高层、海外媒体《棱角》总编辑潘丽贞表示，营运资金是他们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棱角》的资金不足以营运一年，所以目标集资32万美元，但创刊一个月后只得目标金额的1%。另外，多位匿名的受访记者均提及海外港人媒体比较难获得资金营运，所以不打算全职投身传媒行业；又形容那些媒体资源紧拙、人工不高，记者未必想在那里工作。 至于仍然在香港大众媒体内的同行，X说：“在我认识的人之中，大部分人其实还没有放弃，尽能力监察政府，可能从民生政策角度切入，空间比较大，但一旦触碰到政治，真的没话可说。有人说，他做了一个月的政改（政治改革）专题，直接不被刊出，而且没有给出因由，他大概明白了－解碰红线。有些人选择不说、不挣扎、不抵抗，以避免政治压力，这其实也没有错的，可能真的是当下最好的处理方法。我离开了香港，也不便评论太多，但我可以做的是，他们不敢说的，就由我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