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资助自认是郑和船队船员后裔的肯尼亚女孩夏瑞馥 （Mwamaka Sharif）上学，直到她高中毕业，并非赵汗青最得意的一件事。和别人说起时，他往往会神采奕奕地添上一句“你知道吗？她现在是一名中医哦！”
受助女孩夏瑞馥为感谢恩人，曾特地前往赵汗青在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所开设的中医馆道谢，闻到了诊所里弥漫的中草药气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迷上了中医”，对于她来说，中医既来自自己祖先的国度，也代表着广阔的世界。
2005年，夏瑞馥负笈中国，学的便是中医。15年过去，她已拿到学士、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她曾说，“我学中医的梦想实现了，但我还有一个中国梦想，就是让中医传播到非洲的各个地方。”
而这也是赵汗青正在做的事情。
出国，弄潮
时年50岁的赵汗青，常常喟叹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都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管什么呢？考试、工作、交房贷、繁衍后代”。赵汗青觉得，他们那一代，是“中国最后一批有理想、有情怀的大学生”。
赵汗青1970年生于四川成都，长于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出国潮”。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高考恢复，次年，改革开放启动，认准“科教兴国”的邓小平决定大规模向海外选派留学生。此后30年，学英语、考托福、出国留学，成为年轻人最时髦的梦想。
“那个年代公派出国不是靠关系，就是靠金钱”，“打破脑袋也要出国”的赵汗青明白工薪阶层的父母没有能力送自己出去，但他深信“英语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只要走这条路，总有机会出国的”。1987年，赵汗青考上了成都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
80年代，一批又一批留学生被送往海外，中国洋溢着对西方的热情，1988年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河殇》批判着黄土文明，呼吁拥抱“蓝色的海洋文明”。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关于国家未来走向的辩论戛然而止。
“模模糊糊的自由主义立场”驱使着时任班长的赵汗青，带领全班同学，数次上街游行示威。提起30年前的往事，年逾半百的他嘴上满不在乎地说自己当时是“不甘于寂寞”、“幼稚的幻觉”，但一旦聊起当时社会对价格双轨制、言论受限等种种不满时，他却滔滔不绝，又觉得年轻的自己是“注重群体大我，不顾个人小我，满怀义愤的勇士”。
学潮被军队镇压，参加学潮的经历也被记录在案。1991年毕业后，开朗乐观的赵汗青却跌入低谷期。为了安慰父母，他答应考公务员，但尝试了几次，都因政审不合格，无法被录取。残酷的现实唤醒了他沉睡许久的梦想——出国。这一次，他更加坚定。
但他失败了两次。92年，他正为去奥地利“摩拳擦掌”，但后来因前一批中国员工不愿回国，赵汗青这一批被迫取消。93年，他靠对外劳务公司谋求了一个在科威特担任酒店管理兼泳池救生员的职位，不料临出国，海湾战争爆发。“个体在时代和命运面前，没得选择”，赵汗青苦笑。
94年，赵汗青打听到在非洲肯尼亚的尼罗河流域，中川国际承接的一个水电站工程在招募机械操作工。培训了几个月之后，这次赵汗青终于如愿以偿，迈出国门。
四年后，靠着帮公司同事学英语、拉关系，他平步青云，从机械工人上升到物资部门，再到船务代理，从乡村小河岸调到了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从小平房搬出，住进了别墅洋房。
“从此我就一脚踏入江湖，再也没回头。”
他乡，故乡
在肯尼亚的第五载，弄潮儿赵汗青29岁，船务工作清闲起来。
在海边度假村一间华侨旅馆的乒乓球桌上，赵汗青结识了球友老蔡。彼时老蔡盘算着搬去内罗毕，和他女友一起生活，但又舍不得自己开了四年的中医诊所。赵汗青出了个主意——老蔡教他中医，由他来继承诊所。老蔡答应了，从“球友”变成了“师傅”。
老蔡生于50年代末，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毕业，1995年来到肯尼亚，在蒙巴萨港开了一间私人诊所。和许多散落在非洲各地的中国诊所一样，这属于私人营业。
对赵汗青来说，中医是“家的味道”。赵汗青的爷爷是一位老中医，从小到大都闻着家里的草药味，漂洋出海，这股味道也一直飘在他的记忆里。在异国他乡与熟悉的中草药味再次相遇，家与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对于长期在非洲工作生活、被一种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的赵汗青来说，这股味道就是故乡。
于是，中医成了赵汗青的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老蔡毫无保留地向徒弟赵汗青传授经验，甚至比原计划多呆了一年，2002年，老蔡去了内罗毕成婚，诊所顺利交给了徒弟。当时的赵汗青不曾想到两年之后，从老蔡接下的这根棒子，还将继续传给一个黑皮肤的女孩。
2004年4月，赵汗青偶然读到当地报纸《海滨快报》（系肯尼亚知名报刊《民族日报》的下属报纸）中的一篇报道：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上，留有一批中国人后裔，相传明朝“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船途径此处时触礁，20多位船员遂上岸流落，在此定居。报道中提及了一位名叫夏瑞馥（Mwamaka Shari）的肯尼亚女孩，她自称是中国船员的后裔。
赵汗青联系到了报社提出捐献2万先令（约合2000元人民币）资助当时18岁的夏瑞馥读完高中。“如果不伸手，我愧做炎黄子孙”，
收到捐款的夏瑞馥与母亲，一同前往赵汗青的诊所登门答谢。赵汗青见夏瑞馥的母亲患有高血压，随即给她开了罗布麻。那是夏瑞馥第一次与中医相遇，也因此在心中悄然种下了学中医的种子。她告诉歪脑，“（当时）妈妈的病很快就好了，我觉着中医很神奇，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所以决定来中国学中医。”
在异国他乡与熟悉的中草药味再次相遇，家与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对于长期在非洲工作生活、被一种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的赵汗青来说，这股味道就是故乡。
2005年，经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协助，夏瑞馥获得了公费留学中国的名额，抵达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了两年汉语后，就读中医临床专业，课程包括针灸、中医内科、西医诊断学等，本科毕业后夏瑞馥留在本校继续念中西医结合儿科硕士。
2015年，夏瑞馥顺利考上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攻读妇产科博士学位。夏瑞馥选择这个专业是为了回乡改变非洲女性现状，“非洲是一夫多妻制，如果女人不能怀孕生孩子，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9月，夏瑞馥博士毕业，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医求学之路，她计划在年底带着自己在中国的所学，回到肯尼亚。
中医在非洲
掰掰手指，赵汗青有五年没见到夏瑞馥了。他回忆着第一次在诊所见到夏瑞馥的情景，那个瘦弱的姑娘睁着大大的眼睛对中医充满好奇。他满心期盼她归来，在他的诊所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他急切地想要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夏瑞馥在当代中国学到了哪些“祖先留下的哲学”。
按赵汗青的说法，在肯尼亚，中医作为一种补充与替代医疗（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世界卫生组织称“传统医学”），口碑良好、非常流行，求诊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
随着始于西方、基于生物学与化学等自然科学兴起的现代医疗，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主导地位，包括西方本身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传统医疗实践，逐渐成为了规范治疗的“补充与替代”。“现代医学模式是在经验医学的同时强调循证医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王吉耀教授在《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中写到，“传统医学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医师的经验直觉或病理生理等来处理病人。”
肯尼亚也不例外——占主导的是西医，本土的传统医学仍在，不同之处在于，“如果当地医生实在搞不定，一般都会建议病人去找中国医生”。赵汗青接诊最多的是疟疾，服用青蒿素（屠呦呦因提纯此物质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便可治疗，该药品也是肯尼亚目前唯一有药品批号的中药。其它病例诸如女性慢性盆腔炎、糖尿病溃疡、高血压、糖尿病等，中医的疗效也颇受认可。
但疗效不是当地人唯一的考量因素：中医诊所人流量少，不用预约排队；价格亲民，相当于当地西医的三分之一……这些原因令中医在非洲站稳脚跟，也成了“淘金”目标，“只需要会看病，有一点点启动资金”。
中药材的买卖也进入了非洲大陆，但不比多了一种疗法选择的当地人，动物的命运就糟糕得多，被认为可以入药的犀牛角、毛驴皮（可制阿胶），成了犀牛和毛驴的死亡证明。
赵汗青回忆，90年代初到千禧年初，是在肯尼亚的中医私人诊所最繁荣的时期，“那段时期护照越来越容易办理，国内的医生受到中非医疗队同行的鼓动，纷纷来到非洲淘金”，他的师公李川，就邀请了一批山东泰安的老乡同行，在内罗毕与蒙巴萨陆续开了几间诊所。
不过，从2010年开始，肯尼亚的中医诊所不断关闭，“很多中医师发现诊所利润低，和政府打交道非常困难之后，纷纷转行做其他生意去了。”蒙巴萨原先有四家中医诊所，如今仅剩赵汗青一家，“一个小伙子做了两年就去内罗毕跟着中资企业做经理去了，另一个老中医去中国农场卖蔬菜，还有开在我诊所旁边的那个医生去搞房地产了。说白了，中医诊所只是一个跳板，筹集了启动资金，都去干更赚钱的了”。
除了中医，中药材的买卖也进入了非洲大陆，但不比多了一种疗法选择的当地人，动物的命运就糟糕得多，被认为可以入药的犀牛角、毛驴皮（可制阿胶），成了犀牛和毛驴的死亡证明。尽管科学界反复强调阿胶、燕窝、鱼翅等高价食材/药材，并没有传奇的疗效，人民日报也曾称阿胶“没什么铁，所以也没有补铁补血的作用”，但面对药厂利益、中医信仰乃至民族主义，这些争议从未尘埃落定。
而赵汗青认为，对中药材的限制，也成了中医在肯尼亚扩张的掣肘。他告诉记者，肯尼亚的药品管理过于严苛，一般的中成药都需要贴上英文标签，且必须通过程序相当繁琐的各项成分分析、病理测试等等。“中药的成分非常复杂，西医标准化的药效检验对中医并不适用。”
因此，中药始终游走在灰色地带，从中国进口草药，大部分都通过灰色清关的方法，给代理商一笔费用走后门，免去复杂的法律问题。
尽管如此，赵汗青的诊所仍不断成长，随着网络在非洲的普及，他开了网站，在网上询问病情，为对方寄去药品。最忙的时候，一天可以接待三十多个病人。或许，对赵汗青而言，用老祖宗的法子“帮当地人解除病痛”，更是一种久久漂泊时的心灵慰藉，也是身处异乡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