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6月21日，为了反制抗议台湾国会滥权的“青鸟行动”(集结地点是立法院旁的青岛东路，为了避免社群平台特意压低触及率，网民改采这个有创意的名称)；另一边厢，国民党则发起了“蓝鹰行动”，号召支持者上街支持其立法委员所推动改革法案。该场活动从早上八点开始，现场有国民党政治人物轮流演讲，不过由于天气炎热，在党主席朱立伦近中午登场之前，工作人员已经在收拾椅子，不久群众也就跟着解散，纷纷返回原先搭乘的游览车。 这当然不是国民党在野时期所发起的首次群众活动，不过，就以其以往的动员能力来看，蓝鹰行动的规划与执行出现了不少问题，反而引发其反对者的讥笑。 首先，在由于五月底三次大规模的“青鸟行动”，已经展示出强大的反对国会滥权的民意；当时在国会的主战派国民党立委最早喊出要发起“蓝鸟行动”打對台戲，但是由于其不雅的台湾谐音，后来才临时改为“蓝鹰”。在活动之前，国民党的网路文宣也出现英文拼音错误，误植为Bliue Eagle，这也引发一阵网民的嘲讽。或许更难堪的是，民进党立委在事先公布了一份国民党新竹县党部的公文，预计邀请退伍军人参与半日游，上午参与台北的集会活动，中午到餐厅用餐，之后参访桃园的慈湖两蒋园区。这样的行程规划无异是用吃喝玩乐作为诱因，政治意见的表达反而成为次要的。在活动当天也出现意外的插曲，一群争取德国旧马克债券偿还的抗议群众，他们高举的旗帜有纳粹标志，出现在蓝鹰行动的附近，也被一度被误以为国民党群众支持法西斯主义。 在事先，国民党大肆宣扬“蓝鹰行动”的声势，青鸟行动的参与者纷纷提醒彼此，避免被挑衅上当产生无谓的冲突。事后证明，“蓝鹰行动”规划不当，草草收场，没有后续的政治效应。不过，一场看似明显失败的群众行动，不见得没有政治宣传的价值。在事后，朱立伦宣称蓝鹰是“大家自动自发集结”，他更一步抨击青鸟群众是“吹中国制造的冷气”。 民众集会游行的“自发”和“制造” 就如同美国大法官Potter Stewart所指出，艺术与色情之间分别也许很难被清楚定义，因为“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同样地，自发参与的集会游行与被特意制造出来的之分野，也是昭然若揭。 在蓝鹰群众散场后，当天出现午后雷阵雨，但是青鸟行动参与者仍旧留在现场，他们穿起雨衣，持续参与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所举办的“公民讲堂”与“夏季学校”。自发的社会运动诉诸于参与者的认同感，也容易激发他们的奉献与利他主义的动机。在6月19-21日接连三天的青鸟行动中，长期奉行“行公义、好怜悯”的济南教会一共召募了近九百位志工，在临时搭建的厨房，煮食“民主粥”让群众能获得饱食。身穿绿色背心的教会志工忙着指挥人群动线，在下雨时分发雨衣，在袄热难耐时，赶着起动室外冷风机，他们成为活动现场最美丽的风景。 一场自发的群众行动总是提供了欣赏参与者之多元创意与自由表达的宝贵机会。在青鸟行动中，年长者变身成为“课金阿公阿嬷”(提供资金捐助)，年轻的参与者则是携带应援小物(如珍珠奶茶手灯)、手持源自日本动漫的标语(“勇者欣梅尔也会这样做”)、或是以cosplay装扮上街，他们成为活动现场最吸引目光的焦点。艺术创作者的参与也加深该场运动的美学层次，包括手写书法、棒针编织、摺纸青鸟、织品绢印、原住民族编织等，都是以创作手法丰厚的运动的诉求。青乌行动也出现了编制齐全的管乐队，他们吹奏包括《岛屿天光》在内的各种抗议歌曲，也引吸了不少的关注目光。 总之，社会运动必然带有某种强烈的目的性，不是为了推动某种变迁，就是为了抗拒某种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参与者所自发流露的真诚情感，以及各种为了促成共同目标所投注的牺牲与贡献，永远会是一种具有感召性的力量，而这正是被制造出来的动员事件所缺乏的。 相对于此，往往那些刻意“被动员”的群众呢通常手持制式的标语与旗帜，身穿齐一的制服或是背心。其中不少参与者或许认为，只要履行主办单位所交办的任务，他们就享受其所承诺的旅游行程与其他招待。在香港雨伞运动爆发之前，亲北京的建制派曾发起一场盛大的“反占中大游行”，主办单位声称有19万人参与。然而，不少人发现参与的群众很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内地居民，其中一位参与者被电视媒体记者问到参与动机时，还用普通话回答“购物”。一般香港人是不会使用“购物”一词，无论是广东话或普通话，他们常讲的是shopping，也因为这样突兀的答覆，香港网民开始创造了“鸠呜”(意指“乱叫一通”)一词，甚至在雨伞运动期间，抗议者用其名义试图重新占领被警方清除的旺角。 自上而下“制造民意”的理由和需要 然而，如果被特意打造的民意很容易就被看破手脚、清楚辨认，为何政治人物仍愿意花费那么庞大的力气将民众拉到街头上？在2020年，哈佛大学的Grzegorz Ekiert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香港大学的阎小骏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以其他方式来统治：国家动员的运动》(Ruling by Other Means: State-Mobilized Movements)的学术论文合辑。这本书收录了美国、中国、俄罗斯、香港、波兰、台湾、埃及、委内瑞拉之历史案例，探讨为何独裁者明明大权在握，强力压制异议份子的表达空间，却是仍不时需要号召民众走上街头？ 民主总是与各种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连结在一样，因为公民通常享有完整的政治与言论自由；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编辑者指出，由上而下的群众行动仍是威权或半民主的国家之常见现象。由于各种政治的理由，例如展现民意支持、转移民众注意力、正当化对外的领土扩张等，统治者往往透过其政治盟友或是政府组织发起大规模的动员活动。这种“国家动员的运动”常出现在过往被党国体制主导的国家(例如中国与俄罗斯)。但是与共产党的传统群众动员有明显不同的是，新形态的动员使用了先进的传播科技与行销手法，特意隐藏政府机构所扮演的角色，试图营造出自发与真诚的外在形象，看起来并不是源自于统治者的指使。 普京主政下的俄罗斯充满了这种“假草根运动”的例子。普京强化政府的权威，压制反对党活动的空间，同时也在2004年之后，动员其支持者参与一系列的亲政府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民众可以享有饮料与餐点与交通费补助，学生往往是被学校要求参加。政府阻止反对人士的集会，但是却让亲政府的活动可以在同一地点进行。 在2005年登场的“我们”(Nashi)运动(全名是“独立青年民主反法西斯运动”)即是其中的明显个案。在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之后，俄罗斯的独裁者担心这股颜色革命的民主浪潮会持续向东扩散，因此透过其代理人组织了亲政府的青年运动，其手法是学习颜色革命中常见的网路宣传与青年快闪集会，诉求维护俄罗斯的主权完整、爱国主义、反对西方干涉。在2013-4年的乌克兰“欧盟广场”(Euromaidan)抗争之后，亲俄的总统被迫下台，俄罗斯政府试图营造国内的爱国与团结的舆论气氛，“俄罗斯之春”与“新俄罗斯”(Novorossiya)即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网路社会运动，宣扬克里米亚与乌东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领土。在这些国家动员的运动进行同时，俄罗斯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并且支援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份子的武装起义。 更广义来看，这些新兴“国家动员的运动”之讨论可以归结在“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研究典范之下。后者所探讨的即是为何在一波又波民主化浪潮下，有些独裁政权不但没有垮台，而且反而能够更强化其各种控制，限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打造具有选票动员能力的政治机器、控制主流媒体、用法律战争(lawfare)对付异议者、禁止国际公民社会的连结、强化网际网路之言论监控等，都是常见的手段。因此，国家动员的运动也是独裁者工具箱里的法宝之一，他们不见得必得采用这种手段，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有助于遂行其统治意志，结果就会出现各种被特意制造出来的“民意”。 回到蓝鹰行动的个案：经历了三次和平的政党轮替，台湾早告别了威权主义的年代。尽管国民党曾在战后初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用暴力手段维持其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但是等到要求民主的声浪再也无法阻挡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也跟着开放选举，接受民意的挑战。国民党在2000年第一次败选下台，显得心不甘情不愿，甚至不愿意认输，但是在2016年第二次败选下台，就只得忍气吞声，接受现实。 如果说国民党已经成功转型，成为一个民主体制下竞逐权力的正常政党，离谱的蓝鹰行动也许就不会出现了。问题正在于，某些国民党人士显然还不能适应正常的民主体制，因此，在2024年再度选输了总统，就想用立法院席次优势来改变游戏规则。一旦破坏体制的国会滥权遇到自发的民意反弹，一些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立委立即想到就是用民意来对抗民意，结果就是不伦不类的群众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