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向传媒说：“如果同志婚姻合法化，社会将会彻底改变”。如今，日本在法例上并未承认同性婚姻，执政的自民党对同性婚姻极有保留，在性少数平权的路途上甚至屡屡成为绊脚石。过去数年间，日本各地地方法院处理过多宗同志平权的案件，对于同性婚姻是否违反日本宪法的问题，各个地方法院也有不同裁决，令同志议题在日本司法上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 目前，最有可能上诉至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同志案件，是Andrew/康平的同志婚姻平权案。美籍同志Andrew入禀要求婚后在日本有工作权，东京裁判院审讯近3年，今年初3月法院裁定Andrew有居住权，但Andrew仍只获“在留特别许可”（在案件审理期间发出的签证，持有人在日本工作受到限制。一般被用在处理难民的案件中，日本政府亦有权强制遣返）。但是Andrew与伴侣康平坚持上诉，希望藉案件扭转日本LGBT不公平的对待，同志婚姻在司法上获得百分百的承认。这宗历史性的“东京审判”将于11月2月裁决。 今年初Andrew/康平案上诉案开审，记者招待会介绍了另一名来自台湾的男同志陈志源（化名）。主持人说感谢他的出现，在东京法院冲破同志平权的缺口，全场报以掌声。羞涩的他穿起朴实的蓝色风褛、戴上同志彩虹旗的口罩走上台前，用日语感谢多年来支持他的律师团队、教授与支援组织。陈志源说，如果没有他们，他在日本一辈子也不能在阳光下生活下去。 陈志源说话不到一分钟便回到人群之中，默默聆听审讯的进展。审讯之后一星期，歪脑记者约陈志源在咖啡厅接受访问，问及Andrew一案，眼睛炯炯有神的他叫记者放心：“我想，Andrew的案件会成功的，会审至日本最高裁判所。” 1993年，陈志源来日本读书认识了他的伴侣，“非法居留”东京20多年后被警察截查后承认没有身分证明，被拘留近一个月后，陈志源与伴侣决定众筹打官司争取同志伴侣居留权。2019年审讯期间日本政府给他“在留特别许可”的签证，陈志源最终因此放弃诉讼。在司法的平权路上，陈志源没有走到最后，但这位台湾同志在东京的故事却唤起日本LGBT界的关注—走出来跟政府打官司，可能是平权的一条出路。 小题：回台湾很难 出柜更难 在东京的日子，陈志源打散工为生，曾因“非法居留”被拘捕，也因争取平权而被日人辱骂：“滚回台湾！”。回顾东京的生活，陈志源说在日本20多年也是偷偷摸摸，昔日很多事情不堪回首，最近的事可以先说说回家之路。 陈志源说隔了30年后，疫情后今年首次回台湾探亲。他坐咖啡厅跟记者说话，偶然说中文词不达意，他会抱歉说“我的国语真的很不好了”；换了日语，他又说不知从哪里说起，就算他身在台湾，也有点迷失。陈志源乘搭捷运，在“八爪鱼”一样的图上找不到方向，他只能在路轨上重新认识“新台湾”：“新北市也许是我所知道的台北县”。他坦言重新踏足故乡，感觉依然陌生。 纵使2018年台湾通过公投，成为华人地区首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地方。陈志源说，依然“没有准备好”，回台湾之前，已决定不会跟亲人说清楚在日本这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故事， 与母亲、兄弟姊妹见面，只是点头问好，一言难尽。 “跟亲人多年不见，说了什么？” 陈志源一脸无奈，他说除了“你好”，只能说：“我过得很好，虽然现在没有结婚，但是我现在真的过得很幸福”，始终还是没有向亲人“出柜”。 陈志源坦言，难以面对的并不是今天的台湾，而是他成长期受到压挤的经历、与难以磨灭的伤痛。 作为“同性恋”而被终止在军中服役 “台北的新公园你知道吗？”，陈志源压下声线问记者。如果记忆是一条公路，陈志源先带读者到八十年代的台北二二八公园逛一圈。 陈志源从小学开始发现自己喜欢男生，从杂志知道很多晚上同志结集的地方，二二八公园是其中一个“同志地区”，公园入夜后是当年同志亲热的圣地。陈志源说少年时曾到公园“参观”，他笑言只看到很多“影子”，但“没有好像传言所说，男同志在公园做爱”。 1969年出生的陈志源，成长于八十年代，在那年代台湾仍视同性恋为“反社会”、一种需要医治的“疾病”。少年时陈志源与伴侣相恋要偷偷摸摸，高中曾爱上一位多情的美籍留学生，恋得天旋地转，为了这段情曾两次自杀。留院时医生、亲人也视同性恋为病，叫他好好治疗好才好回家，这一切都叫他伤心欲绝。 当时台湾的少年，前路总是被安排。1989年，20岁的陈志源被安排服兵役，在军营情绪抑郁，长官查到他曾有“自杀纪录”，便查问他自杀的原因。军营中，长官以不科学的方法调查他的性向，例如以不同的图案测试他，又放一本色情书在他面前问他的感受等。军队了解陈志源情绪问题之余，也调查他的“情史”，之后军队判断他是同性恋者，勒令陈即时停役。在“停役原因”上手写“同性恋”三个字，牢牢的记录在民国78年（1989年）11月10日陈志源的“停役通知”，亦象征着台湾同志的黑暗历史。 退役后陈志源在酒店工作3年，在台湾感纳闷，“没有办法解脱自己，也许到别的地方有所转变”。对外语感兴趣的陈志源前往日本读日文，这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同志必须说谎” 1993年3月，陈志源在酒吧认识比他年长9年的Lover，5月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心里挣扎了很久要不要留在日本。1994年陈志源为了与爱人一起生活，开始逾期居留的生涯。当时日本没有像“My Number Card”（日本2020年开始实行的身份制度，持有日本长期签证或者日本国民可以申请制作）的身份证制度，而巡逻的日本警察很少截查市民和查身份证，找工作方面只要雇主愿意以现金支薪，像陈志源没有身份证明的居住者只要低调生活、不看医生，是可以匿藏日本多年的，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我骗日本人自己是台日混血儿，日文说得不好，中文也不是太好……”，陈志源用这些谎言骗过不少日本同僚和老板。说到过去不见光的生活，陈志源一脸无奈说，他“没有身分”的身分一直让他在说谎：“我为了在日本生活，必须对我周遭的人说谎，不停的说谎，像我在台湾生活也是一样，做同志便需要说谎。 ” 陈志源在九十年代从事酒店清洁工作十多年，一直有稳定的工作，只是看医生没有医疗保险，倘若生病，便不能光明正大看医生。在逾期居留约1年后，陈志源感冒迟迟未能治愈，他接受HIV检测，发现自己是HIV感染者。 协助HIV感染者的非牟利组织ぷれいす介绍下，陈志源到“神奈川县劳者医疗生活协同组合”听取意见，当时组织所长泽田先生建议他回台湾医治，但志源坚持留下来，“就算没有药，死在日本也没有所谓”。之后他不时去泽田先生那里应诊，取HIV的药物治理。HIV的志工一直劝陈志源自首，陈内心一直挣扎：如果自首，日本政府一定把我遣返台湾，这样他很难与爱人相见，更难以一起生活。 众筹打官司 东京同志第一人 2016年6月16日，陈志源放工后到新宿买家电，在街头被警方截查问“请给我身份证明书看。”，志源说“我没有”，并承认是逾期居留。陈志源被拘留了20天，一度送到品川入国管理局。在原宿警署被审问期间，陈志源自白是HIV感染者，翌日被被铁炼腰缠，并安排药物他服用。陈志源服药后身体不适，被审问时肚泻十多次。 拘留22天之后，陈志源获假释，但不容许工作。陈志源在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铃木贤的介绍下，与爱人决定众筹打官司，争取伴侣合法居留权。2017年，传媒开始报道陈志源的官司，他的新闻在网上有逾千个留言，大多是对同志的人身攻击，辱骂言语如“台湾に帰れ、このエイズ野郎！（滚回台湾，这个AIDS混蛋）”，更是不堪入目，陈志源还是挺过去了。 2019年3月，当陈志源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东京法院还未作出裁决，日本政府突然给他“在留特别许可”的签证，陈志源决定和解。虽然官司随之结束，但同志婚姻平权并没有落幕，“我的官司在法庭不会留下记录，但想不到3个月后，Andrew便入禀告日本政府”，东京又展开另一场同志婚姻平权的官司。 多同志宗件争取平权 各地方法院出现混乱 陈志源同意，如果日本不修改法例，同志只能透过诉讼迫使法庭清楚厘清同志婚姻在“宪法”上的合法性。 目前同性婚姻在日本是否受到“宪法”承认，各地方法庭的裁决可谓是一片混乱。福冈、东京地院裁定，不承认同志婚姻权是“违宪状态”；名古屋、札幌地院裁定是“宪法违反”；大阪地院则裁定是“合宪”。 其他诉讼如同志伴侣工作权、子女领养权与财产承继的案件至今仍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法院，情况如香港，同志平权一直透过官司倒逼政府落实同志平权。已决定终身留在日本的陈志源希望，Andrew案件最终会替LGBT界取得最后的胜利，让同志在生活上受到基本的尊重。 访问陈志源一星期后，歪脑记者在LINE收到陈志源当事“停役令”的影印本。陈说这张令他一生心如刀割的“停役令”由台湾带到日本，一直藏于抽屉里。为了让世人知道台湾的转变，他说愿意展示内心的疮疤，鼓励下一代珍惜今日台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