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舆论战的两条战线：坚持就是胜利 2019和2020年，中共宣传部门先后打了漂亮的两仗。 第一条“战线”在香港。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时“全港市民含泪望国家队健儿夺金”的荣景才过去不到5年，北京便在2013年“反国教运动”过后，悄然转变了“墙内”的对港舆论基调。或许是“中央”政治判断敏锐，预感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必将爆发”；也有阴谋论一些的说法，指北京试图重演当年“改造西藏”的剧本，透过人为培养独派分裂势力，制造混乱，一网打尽其他反对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从2013年开始，原本充斥在内地新闻网站上“香港为何能保持廉政？”，“香港公务员系统如何运作？”一类讨论香港社会体制优势文章逐渐减少。聚光灯转向了中港矛盾中，孔庆东口中“港人是狗，内地人是蝗虫”的粗鄙对垒；转向当时在本港尚且毫无舆论影响力，形单影只，举着港英旗在中环军营前晃荡的“港独派”。内地舆论场中的“香港”，开始被塑造一个“负面”概念：港独势力猖獗丶黎智英收美国人黑金布局绵密反政府网络丶李嘉诚害香港人住不起房⋯⋯诸多当年港人看后可能一笑置之的内容，早已在内地舆论场铺开。 操控舆论的最有效手段，莫过于“忠实展示画面”的同时，极尽去脉络化之能事，在舆论平台上用长期扭曲的“因”代替复杂诠释。 多年的耕耘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有了收获。既然这么多年来香港有极为周密的“港独组织”，所有走在前线的泛民议员便必然是港独；既然这么多年来香港都存在“美国资金的渗透网络”，那众多示威者必然收受巨额金援行事。 随着运动逐渐往“勇武化”方向发展，北京的收获可能比他们一开始想像的还要多。存有朴素正义的内地民众眼见“爱国民众被殴打，被焚烧”的剪辑画面，怒火中烧也可理解。随着部分示威者将“国家标识”作为泄愤对象，原本不愿表态的内地民族主义者也自然被激怒。这是一场准备了六年多的“长期宣传战”，北京成功用香港完成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壮大了广义上“小粉红”的势力。 第二条“战线”则是去年初衍生至今的疫情。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北京便不再讳言“中国模式”，更喊出了当时一度被广为嘲笑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丶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3年习近平主政后，虽将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送进大牢，但却全盘接受其“维稳”理念，更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科技发展出所谓“网格化管理”，利用现代科技令“保甲制”复活。 尽管中共在武汉疫情初期表现拙劣，但国家机器经过动员后，确实展示了相当力量，在两个月时间内几乎完全控制住疫情，为当时在对美贸易战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迎来了难得的喘息空间。宣传部门也迅速组织起来，把握住华人社会民众对生命和生存权的珍视，将“能否成功控制疫情”塑造为“政府施政能力”的唯一标准，令原本难以在民众中“入脑入心”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再离地。 同香港问题的有备而来不同，这次疫情是对中共形塑舆论能力的一场突击考试。但和香港舆论战类似的是，北京将“制度自信”这个枯燥的概念来来回回说了十几年，说到人们烦了，耳朵都起了茧子，但大家早已记住了这个概念。当契机来到，当局便可将这样的记忆迅速转化为信任，乃至信仰。 中国舆论战纲领：攘外必先安内 同为威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舆论战略”截然不同。 俄罗斯在对外宣传中投入大量资源。除了斥巨资打造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以西方观众“喜闻乐见”的一般节目包裹时真时假的政治新闻；也常动用“下三路”手段，投放大量资源在社交媒体购买广告，煽动族群对立，务求分化西方社会。这样的“认知作战”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达到巅峰，因而一早引发美国和欧洲国家高度警惕。 与之相比，中共在“舆论”战场上则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道路：从团结党内共识，统一国内舆论，统战海外华人社群，最后才争取在英文世界争夺“话语权”，整个过程如同环环相扣的同心圆，一层巩固后才会“进军”下一阶段。 尽管中共早前放话称要加大力度“讲好中国故事”，但到目前为止，主力负责对外宣传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英文广播和关联的CGTN电视台业绩实在差的可怜，收视率在各主流国家连小数点后两位都达不到；Youtube上平均视频浏览量仅千余次，从评论看出主要受众还多是中国人。2020年大选后，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故技重施干扰了选举，但北京并没有发动舆论工具影响选情；选举过后全美各地围绕计票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也同中国情报部门无关。 另一方面，许多在国人眼中影响甚巨的“外交事件”，大多也沦为“出口转内销”，故事主要用以引导国人针对特定国家的好恶。较为典型的包括去年10月，澳洲自行承认15年前有士兵在阿富汗虐杀平民，被民族主义画手“乌合麒麟”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先后回应，扩大事件影响；今年4月，日本决定将福岛电站核污水稀释至饮用水标准后，直接排入太平洋的处理，在中国网络引起巨大讨论；以及最近加拿大陆续挖出原住民儿童坟墓一事。 由于这些丑闻多为外国政府主动揭露，且多走完“道歉赔偿”流程，随后进入更深层次的转型正义时期；因而三起事件在国际舆论场都没能掀起太大波澜。但中国主流门户媒体丶自媒体帐号以及影片平台铺天盖的推送，给不少青年“小粉红”受众塑造了这样的印象：日加澳三国已和海湾战争时期的伊拉克海珊政权一样千人踩万人踏。再加上赵立坚为代表的“战狼派”外交官在蓝厅和Twitter的相关激情言论被循环播放，更加重民众印象。 说句题外话，无论是澳洲总理莫里森，或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面对北京攻击时都选择走上一线，同层级远低于自己的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公开“闹交”。尽管两位领导人动机上出于捍卫本国名誉，却反增加事件爆光度，可能正中北京下怀。相比之下，日本首相菅义伟有东方智慧许多，仅派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照本宣科两句，转头便用赠送台湾230万剂疫苗“表明了不满态度”。 正因如此，当西方世界最近几年感受到北京舆论攻势之时，所做出的反制动作都像把拳头打在了棉花上。纵使美国2020年2月率先将新华社丶CGTN等五家中国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清单，英国和德国也在今年跟进禁止CGTN落地，但对中共而言都无伤大雅，他们早就在“中文舆论”的主场构建好了铜墙铁壁。一手紧握几乎所有舆论工具，另一手又将几乎全部资源投入境内舆论塑造；而他们的“对家”刚刚输了两场“话语权”争夺大战，小粉红的崛起也是预期之内的事。 小粉红的笑话不好笑 这样舆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粉红，自然会遗下不少黑色幽默。 今年5月9日，成都49中一名学生跳楼自尽，校方和地方政府避重就轻丶语焉不详的回应，及对公开录讳莫如深的态度，都助燃引爆了公众舆论；除了成都本地市民，也有不少外地人特意前往学校献花；与此同时，一场针对“境外势力”的猎巫行动也在“小粉红”圈子里展开。 一名打扮新潮、梳着长发的“爱国小将”，本想前往49中观察有无“境外势力”，结果因其独特造型反被人一口咬定为“间谍”，相关指控在微博和朋友圈传得铺天盖地。 即使后来有民族主义微博大V出面澄清，都被舆论一样扣上“潜伏反贼”的帽子。 6月中旬，由前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班底组成的众新闻中国组记者，本希望就欧洲的一单中资检测机构“故意制作阳性核酸报告，骗取留学生钱财”事件，采访受害者。记者在小红书上联系到曝光事件的当地留学生Mia，还没开始采访，便被劈头盖脸问一句，“如何证明你们的报导不会趁机抹黑大陆？”。 原定的采访到此怕是黄了，但没想到“斗争意识”极强的Mia随后在微博搜索后判定，获国务院港澳办发出长期采访许可的“有线新闻台”为“反华媒体”，反手一个举报，将记者的小红书帐号举报，挫骨扬灰。还不忘得意的发出举报成功截图，告诫记者“不要忘了香港还有国安法，任何抹黑国家的行为都不可原谅”。 “小粉红”们即使主动表忠，有时也逃不了“被批斗”。一家被认为立场亲建制的香港媒体最近找来立场迥异，在本地人认知中分属“红丶蓝丶黄”的三位“港漂”清谈，欲借访问打破坊间对“港漂”铁板一块的认知。报道出街后，活跃在微博上的“香港大V”们照旧转发报导供批判用，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粉红们”将炮火集中向代表“红”丶“蓝”立场的二人。 其中一名在TVB从事普通话配音工作，言必称“香港媒体对内地丑化霸凌”的受访者，因为在临结尾时说了一句“我渴望自由，希望自己能自由的看美剧，不要像朝鲜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因而被内地网民扣上“影射国内没有自由”的大帽。另一位受访者，花大半时间批评港人在反修例运动中不理性，却因坦承721元朗事件中“警察有做不对的地方”，及谈及自己“理解示威者的情绪”，一样称为评论区中众矢之的。 北京有能力在舆论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粉红党”。但“粉红党”终究不是“正红党”，没有了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没有系统性的政治教育，他们做不到“指哪打哪”，也做不到“收放自如”。而在目前的外交层面，无论是中国驻巴西大使痛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狗娘养的”；或是终日恐吓瑞典政界，靠内参消息决策，鲜少同当地社群接触的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他们的“张狂”之举怎么看都不像在“下一盘大棋”，而是同“粉红党”一样不理智的发泄。 因此北京也从未放弃令粉红兵团“正红化”。随着“百年党庆”到来，中共在如今顺境的舆论环境下得以更顺利的开展“党建工作”，无论是在大学中加大力度招募“优秀人才”入党，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加强建设党组织；又或是透过趁着年轻人对“996”等糟糕劳动条件的不满，开启所谓“反垄断”进程，一方面打压试图同党分权的资本实力，夺回失落多年的左派战线，吸纳“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大学生”入党。 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经数年积累，借2019香港运动和2020肺炎疫情来袭，终究裹挟所有人，进入你我生活的每个角落。但这股激烈的浪潮能否被官方驾驭，粉红与“正红”之间的张力如何，可能是观察者们常常提醒人们重视的未来趋势，可能也是在“粉红”全面胜利之后，观察者们认为基本盘中可能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变数。而北京手中的牌，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