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祖国脱粉了”:你还记得疫情时,昙花一现的脱粉潮吗?

2月上中旬,有一批网民以不同形式宣布自己“不再是小粉红”,对官方政策感到失望。而如今看来,这种因一时社会现实带来的意识形态改变更可能像是某种昙花一现的思潮。
撰文 | 任炳忠
10/05/2020
本文共4900字,阅读时间约8分钟

小粉红,这一带有强烈国族主义色彩的网络群体,在近五年内迅速为人所熟知并且壮大。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将之一定义为“中国年轻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小粉红”世代横空出世,发生在全球民族主义回潮的大背景中,也伴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后,国人油然而生的骄傲感。


2019年,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热情最高涨的一年,然而在年末冠状病毒肺炎来袭之后,网络舆论的倾向一度出现急转直下的改变,引来中文世界的关注。在有网民发起尝试问责、被删文章传播接力、要求言论自由等活动的同时,2月上中旬,有大批网民在以不同形式宣布自己“不再是小粉红”,对官方政策感到失望。有台湾时评员与媒体将这个情况称为小粉红“叛变”,甚至称之为中国大外宣的失败。


而事实上,随着COVID-19病毒在全球范围大流行,作为疫情起源地的中国,媒体转而大力报道他国的确诊数字如何快速增长,以此反衬本国防控有力。在疫情初期有所沉寂的民族主义群体们,重新主导了网络上的声量。但也有一些前“小粉红”说,自己不会再回到这样的队伍里来了。


今年2月,阿玮的朋友告诉他,自己收到一个道歉。朋友以前在微信朋友圈批评政府,被“小粉红”攻击。本来朋友已经淡忘了,没想到武汉疫情爆发后,对方主动来说自己的看法变了,并向朋友道歉。

《少年·小赵》


“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少年·小赵》,讲的是一个喜欢穿军装、挥五星红旗、高喊‘还我钓鱼岛’的山西年轻人,在几年间经历了世事之后,怎样变成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阿玮感慨。


2016年初,蔡英文在台湾大选中获胜,部分大陆网民在百度帝吧召集下,翻墙到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和蔡英文的Facebook主页上刷屏。从这场“帝吧出征”开始,集体涌现的在社交媒体上力挺中国政府、痛批“台独分子”以及善用表情包、网络语言的网友,“小粉红”的名号为人所熟知。自那日起,“小粉红”这个民间群体活跃在网络民族主义战线的最前,赞美祖国、批评西方国家、举报反动言论。


这样的民族主义热情在2019年国庆节期间抵达高峰。央视网报道,那天微博的相关话题中,阅读量破亿的话题超50个,其中#国庆阅兵#阅读量76.5亿,讨论量超580万。2019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热情最高涨的一年。

2019年中国国庆日庆祝活动(图:Reuters / Jason Lee)

 

瘟疫蔓延时的脱粉潮

就在70周年国庆节之前,全中国的青年围观了4个月的香港反修例运动。网上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给90后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对“香港暴徒”的仇恨团结了大量中国青年,也让小粉红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壮大。“香港让年轻人发现民主自由很糟糕,国家多强大,更爱国了。”


然而几个月后,几个月后,看到疫情初期的情况,很多人也无暇顾及这些了。


“这就是我爱的国吗?我算是看清楚了……”“曾经我也是‘小粉红’……现在觉得能平安过完这一生就谢天谢地了。”疫情爆发后,开始有网友发表“脱粉宣言”。被认为是“小粉红”聚集地的代表性论坛“豆瓣鹅组”,出现大量表达愤怒的帖子,一度让网民感到意外。


当时有学者认为这次公众不满的规模不容小觑,学者白信就认为,“过去八年,或者过去三十年以来,还从未有这么广泛的民众情绪,从对新冠病毒扩散的不满,集中导向地方治理的失败、领导制度及系统的失灵之上。他们也正在从自己处在感染、被隔离、被管制、被限制公民权利的痛苦、恐慌和无助中觉醒,打破了过去八年甚至三十年以来对中国模式的迷思,譬如以付出自由换取安全、以牺牲权利换取财富的迷思。”


我们问了十余位宣布脱粉的朋友。大部分回答是“我只是个普通人,不聊政治”,“没太明白小粉红是什么意思,乱用词语”,“我爱国爱党爱人民”。

(图:AFP / Nicolas Asfouri)

 

小粉红姿态之一:“不要说国家也不容易”

肺炎最初的“吹哨者”之一、医生李文亮去世次日,大学毕业一年的Iris在网上说:“曾经我也是小粉红一枚……我也向往D(党),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以为D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可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Iris觉得以前自己是“小粉红”。“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很干净的,充满正能量的。……上了大学以后,很多宣扬国家对抗的‘红色教育’,也并不觉得反感,甚至觉得应该提供自己的力量,让国家能够更好,应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排斥和打压。”十一期间,她发文庆祝祖国生日,要自己“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去年年底,她开始通过微博了解一些时事。红三代把奔驰开入故宫的新闻给了她不小冲击。“我模糊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的‘领头人’中存在着一些特权官僚。”她说,“但那时并没有想到体制性的问题。”


1月瘟疫之初,她仍相信官方的说法,觉得民间流传的是谣言。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可能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蒙蔽了”。


直到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回老家的车上,Iris刷微博看到大量求救信息,同时到了对比强烈的春晚节目:“大家还在那里唱着、跳着、笑着,想到武汉人民正在担惊受怕,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其他地方的人怎么还可以这么欢乐地过年?”


大年三十,Iris在车里哭。“被气哭的。”


后来几天,她天天刷微博看肺炎的消息,感觉到信任逐渐摧毁。最后一根稻草在2月6日晚上,李文亮被宣布去世又改口抢救,她刷了一夜微博等待奇迹,但朋友告诉她,这是一种舆论操纵的手段,“可以延缓人们的愤怒”。


“我就炸了。”


她的想法彻底改变。“不要说‘国家也不容易’”,她说,“不要把中国人都当作没有分辨能力的小孩”,“所有被删文、炸号的人,都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Iris对我们列出了很多她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改进的地方。“要加强对于医疗行业的公益性投入,要增强防疫能力,官方发布的信息要更公开,官媒的报道要更真实,官僚机构要对下负责,要有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政府应该受到监督,人民要有更强的公民意识……”想了很多后,她的疑问是,破解中国当下政治体制的困局,“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Iris以前从没翻过墙。“现在真的想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在香港为李文亮医生的举行的守夜仪式(图:Reuters /  Tyrone Siu)

 

小粉红姿态之二:明白为何香港要抗争

Iris的经历,是众多宣布改变想法的民族主义青年中的沧海一粟。网络上的爱国青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变,普遍体现在对于政府的质疑增多。但哪怕宣布脱粉,各人最为显著的区别,集中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即境外势力的态度上。如上一年引起大量讨伐的香港运动,如今有些人表示“明白为何香港要抗争”。


英国的台湾留学生荷敏觉得最近和中国室友Sarah关系更密切了。“2月份,她问了我新疆‘墨玉名单’的事情,……后来又和我们三个台湾人一起去旅行。”


Sarah曾经是个觉得中国有防火墙没什么不好的人。她出身中产,觉得政府肯定会重视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好好做事。也是在李文亮去世后,她开始反思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所谓人民未必包括我们吧,也许我们只是屁民,或者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对室友主张的“台湾独立”,Sarah现在的看法是,强扭的瓜不甜,人家台湾想要怎样就怎样。


“只是这种言论,在国内真的不敢讲,讲出去真的会被打。”

中国国庆日当天在香港发生的抗议(图:Reuters / Joyce Zhou)

 

小粉红姿态之三:“不要趁机洗白香港”

事实上即便在对官方的批评声量最高的时候,网络舆论的主流态度依然认为“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批评自己政府和反美、反港独、反台独是两回事。有的人脱粉,是嫌官方不够民族主义。


三十岁的Vicky关注主权问题,尤其赞赏给中国祝寿的“勇敢”台湾艺人。去年年中开始,见证香港运动和台湾蔡英文连任后,Vicky觉得中国政府“不够强硬”:“中联办简直废物”,“跪台办不是白叫的”。疫情爆发后,她对官员的表现愈加不满。她不满官员不对老百姓负责,监察、纪委都是“自己人”,起不到监督作用;也不满官员昏庸,“拍马屁、喝酒、找小三在行,遇到紧急事件就不知所措”。


而最终让Vicky宣布“脱粉”的,是中央宣布发3000万口罩给香港的新闻。她形容此举“下贱”:香港离心离德,“明明自己都缺口罩,竟然还要倒给他们”。


“我为自己曾经是‘小粉红’感到可耻,觉得他们恶心。”


Vicky认为转变后的自己是中立的。她相信很多西方国家“境外势力”有目的,“巴不得中国四分五裂”。她仍反对民主选举和社会运动,“选举的弊端咱是知道的,靠老百姓自己选,那更扯淡,选出来的人一定是最会忽悠老百姓的”,“上街游行是无畏的牺牲,墙外还有一些华人想让人民起义,可没有枪没有炮,起义个鬼啊?”对于疫情发生后网上一些同情香港的声音,Vicky认为这是给香港“洗白”:‘五大诉求’本质就是争取独立。”


我批评政府,但绝不与“恨国党”、“慕洋犬”为伍。她说。


官员无法监管,民主那一套又不行,能怎么办?“我最大的矛盾就在这里,找不到答案。”她承认。她认为“只能寄希望于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改革”,又担心改革“出不了中南海”。 

中国国庆日当天在香港的庆祝(图:Reuters / Lam Yik)

 

是昙花一现,还是酝酿中的政治变革?

在网上大量反对运动、禁忌信息、粉红脱粉潮的初期,香港有线电视、苹果日报等,都曾以“人民觉醒”为题报道武汉相关的信息传递和网络运动;一些学者对于这种思潮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寄予厚望。


白信就认为,“它所汇聚起来的公众对统治者的普遍不满,达到了过去三十年以来的最高峰。一场由寄生于中国体系中的武汉病毒的大爆发而开启的政治革命,或许正在潜伏和变异”。


事实上,中国网络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风潮。2008年,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之后,中国网民的民族自豪感曾经抵达顶峰,随后在地震的缓建和追责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次年的毒奶粉事件,也曾让突起的民族主义迅速跌入低谷,并且开启了数年的网络批评监督时代。但当时的网络控制力度与如今大为不同,而政治变革在当时也并未开启。


当疫情进入第二阶段,在其他国家逐渐发酵后,网络风向再次转换,民族主义潮流卷土重来。大批网民开始点评他国防疫水平,并以此对比出中国防疫的成功,呼吁“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同时网上开始出现病毒是由外国传入的阴谋论。与此同时,3月10日《人物》杂志的报道《发哨子的人》被审查删帖后,大量网民推出不断不同语言的版本接力流传文章。这两种趋势在网上同时呈现,但只有后者面临大量的审查。


方可成认为,“小粉红”们所展现出的“民族主义”,特别需要留意其与“爱国主义”的区别。尽管概念都略模糊,但学者比较公认后者不含排斥外国的成分,民族主义则有仇外色彩。方可成同意,肺炎这样的公共事件能引起年轻人反思,但民族主义者有牢固的国族“内外”观念,因此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也因“内外”的元素而不同。


这也就说明了人为什么可以一边批评中国政府,一边以另一种态度看待香港台湾和西方国家相关的议题。


民族主义者这种凡事分内外、敌我的判断原则,使方可成没有白信那么乐观。他更认为,这种一时激愤的情绪很容易被遗忘:一方面,对内态度的转变可能指向地方和基层,不涉及制度反思;另一方面,如果再出一个国际事件,“也可能导致小粉红们更以外国为敌”。这一点在疫情国际爆发后,得到验证。


当疫情在日韩和欧美国家发酵后,主流舆论开始批评他国应该“抄作业”,认为“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在“豆瓣鹅组”,比批评中国各级政府更常见的贴文,仍然是对香港口罩不足、医护罢工、争论封关等状况的调侃。“脱粉”的小小浪潮,被更大的一波民族主义反扑的浪潮所淹没。

《苹果日报》(图:AP / Vincent Yu)

 

疫情之后,小粉红的不同样子

如今,在网上宣布“脱粉”前“小粉红”们,有的与过去决裂,找到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继续转发官媒正面宣传;有的认为自己理解香港、台湾,有的依然要武统;有的转向电竞、追星,有的越来越少发帖,“觉醒又能怎样”。还有的回归到了“沉默螺旋”。Vicky说,自己越来越少关注政治议题了,“生活就是工作、吃饭、追星,就挺好的。”


“脱粉”之后,有人在网络上交到了志趣相投的新朋友,追踪了更多自己现在认可的大V,但由于公民社会仍受打压,“觉醒者”之间无法形成更强的连结。


对于有些个体,改变确实是不可逆的。Iris9月回到学校开始了自己的硕士生活,看过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起落之后,她说,“无论中国政府、外国政府,防疫做的不好都该骂”,但自己不会因为一些西方国家的防疫做得不好,就合理化中国政府的一切,之前那些年听闻的谎言既然已经被揭开,自己就不可能再回去做“小粉红”了。


“这件事究竟会在这一代人心中留下多少印记,现在很难估计,可能要多年后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方可成说。


“中国社会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王五

10/17/2020 - 19:17

emmm

演算法、評論精選以及沉默螺旋,讓我們看不懂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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