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人？”直到现在，柳广成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扰。 今年 30 岁的漫画家柳广成出生在香港，成长过程中辗转住过四个地方：京都、山东、香港、台湾。期间他搬家无数次，住过各种房型的家。“移动”在他的生活当中成了一件寻常事。 回顾柳广成的“四个家”，每一个都在不同阶段，形塑着柳广成的身分认同。 柳广成出生的 1990 年至今，亚洲的政治、经济地景也历经一波洗牌：中国大陆历经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崛起，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权力集中，塑造极权政治；2014 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2016 年台湾的民进党重回执政党，两岸关系进入冰河期；2019 年香港发生反修例运动。 三十年，柳广成的认同与政治地景一同转变。 童年时期，柳广成不假思索认为自己就是日本人，他说日文、唱日本童谣、学日本教材、看日本漫画，一切理所当然。但某一天，柳广成却收到母亲告知，必须搬离日本，回到中国。他才意识到，原来记忆里一切，并不等于家乡，更不意味着永久。 回到中国之后，因为只会说日文，同学认定柳广成就是日本人。受到仇日情绪的波及，柳广成在学校受到同学与老师罢凌。为了自保，他努力地学习普通话，听从母亲的指示，用普通话向同学解释：“我不是日本人，我是香港人。” 同学对柳广成的态度果然出现 180 度大翻转——从排挤到感到好奇。难以解释的反差态度，让当时年仅 9 岁的柳广成立刻明白“身分”的作用，是标签，也是工具。 随后柳广成离开山东到了香港，他的“日本身分”突然间不是阻碍了，反倒成了朋友拿到外面炫耀的谈资。柳广成逐渐习惯，但并不会多加解释，对他来说，只要身分能让他不被欺负，别人要怎么看待他都是可以的。 柳广成在香港住了 20 几年，是历程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他在这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漫画家事业。但自从 2019 年以来，经历香港反修例运动、《港區国安法》的实施，柳广成却动了离开香港的念头。辗转过三个地方之后，柳广成正在人生第四个家落脚：台湾台北市。 第一个家：京都 柳广成的父母是山东烟台人，年轻时到香港学厨，并在香港生下哥哥与柳广成。工作几年后，经友人介绍，有了到日本餐厅工作的机会，于是举家迁至京都，分别在两家中华料理餐厅工作。 1990 年代，日本高速经济发展之后面临了经济泡沫危机，各级产业开始缩减人力成本，一方面在国内引进非正规劳力者（或称派遣工），另一方面则大力向亚洲各国招募外籍劳动者。根据日本厚生省劳动部的统计，光是 1993 年就有将近 10 万名中国青年到日本打工，其中以越来越受到欢迎的中华料理餐厅为主。在这些中华料理餐厅中，粤菜、川菜是比较主流的菜系。 当时柳广成才 2 岁，就跟着爸妈与哥哥，从香港搬到日本京都市伏见区的上鸟羽。 据柳广成的说法，起先他们打算长居日本。柳广成的母亲努力学日文，以全日文与柳广成沟通，就是为了快速融入当地。因此，自柳广成有记忆以来，日语就是他的第一语言。 作为一名漫画家，柳广成描绘起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习惯以漫画比喻。他形容京都的第一个家，就像《哆啦a梦》，四周房子矮矮的，屋顶是木制的。放学后，会有一群小朋友约在附近的公园里玩耍。 但柳广成并不是住他口中那种“矮矮的房子”，他在上鸟羽的房子是一栋六层公寓的二楼。那里的格局是两室一厅，装潢是传统的日本风格，榻榻米地板与和室拉门。“我很清楚记得那个房门是纸糊的，因为我常常去戳破门，很好玩，” 柳广成说。 从柳广成童稚的眼睛看向世界，每件事都好玩。刚到日本时，柳广成家里的经济状况说不上太好，母亲除了厨师的工作，还兼差做邮差。 每一天清晨，柳广成都得比其他同学早起，随着母亲，在自行车上穿越上鸟羽的巷弄送信，接着再去学校上课。这样日子持续两年之久。“不会烦，蛮好玩的，而且不用像其他学生还要坐公共交通。” 由于“柳”在日本也是一种姓氏，在日本念书时，柳广成没受过同学质疑过身分，加上父母鲜少对他提到出身的事，他也不疑有他，认定自己跟四周同学一样，都是日本人。 在上鸟羽住了几年之后，柳广成经历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搬家”。他们从上鸟羽搬至四条镇，同样都在京都市，但后者离商业区更近了一些。热爱漫画的柳广成，总在下课期间，到附近的商家看新的漫画连载，买漫画的周边。 外向的柳广成，很快就融入四条的生活，结交到另一位好朋友，据他形容，她是一名短发，个性大剌剌的女生，不管外型或个性都很像《航海王》里的一个叫做古伊娜的角色。 柳广成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离开京都。但某一天下午，柳广成跟哥哥在房里玩着电玩，母亲突然进房告诉他俩，一家人必须搬离日本，先去山东一阵子。 柳广成听完母亲的话，心中出现许多疑惑。“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离开？我问爸妈的时候，他们才临时抱佛脚地跟我解释我是香港人。我感觉有一点，整个人生被瞒骗的一样。” 柳广成的母亲向他承诺去山东只是暂时的，接下来就会前往香港，但这没能缓解柳广成的困惑。“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虽然这问题是蛮容易找到一个官方的答案，出生在香港就是香港人。但这跟我当下的记忆毫无连接，因为我完全不记得在香港的事，所以就觉得这身份还蛮强加于我身上的。” 第二个家：山东 飞机甫落地山东，柳广成立即感受到文化冲击，映入眼帘的是看不懂的中文字，前来接机的亲戚们口中说着是他听不懂的普通话。 1999 年，柳广成 9 岁。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不过 10 几年，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水平还是有一大段距离。更不用说在北方的山东，建设才刚刚起步。柳广成说自己对山东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片泥地，没有现代马路，也没什么公共交通。 柳广成跟随着家人搬到山东市烟台市福山区，这里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这段日子算是柳广成家里的低潮期。他们搬离日本，就是因为没了工作，经济陷入困顿，不得已才回山东投靠亲戚。在山东的住所，是在一个小区里，里头都是类似的房子，他们住进一栋六层楼的房子，卫生环境不好，上厕所还得拿水冲，有时甚至没热水澡可洗。 不光是外部环境的落差，柳广成在山东的生活也格外困难。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柳广成，才到山东的学校，就被同学认定为日本人。受到仇日情绪的影响，柳广成被班上同学罢凌。 柳广成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同学集体罢凌，于是向老师求助，却不被理会。带着失落和困惑与家人诉苦，得到的回应是“因为你感觉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真的很冲击，觉得好像在很小年纪，就必须对大年纪才会留意的社会或世界的格局有一些基本概念之类的，”柳广成说。 “如果我在街上不小心说了一句日文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捡石头要准备丢我了。”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伤害，柳广成开始恶补普通话，行事作风转趋低调，尽可能减低自己身上的日本特征。他回忆，曾经有两位同学仗义直言，站出来替柳广成说话，没想到也被其他同学骂是汉奸。 母亲告诉柳广成得尽快学会普通话，向同学解释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香港人”。此后，柳广成按照母亲的作法，同学的态度果然出现转变。 由于香港的流行娱乐文化当时在大陆相当受欢迎，同学们就把对香港的好奇转向柳广成。“他们开始问我说什么你有没有见过刘德华。但真相是我当时连刘德华是谁都不知道。” 尽管不再像之前受到罢凌，但同学态度的反差，也引发柳广成的错乱，他被迫思考身分认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山东）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大家会讨厌我？后来我的答案是，大家习惯用一种标签认识另外一个人，或许他们不是真的讨厌我这个人。这种难以言喻的厌恶感，后来转换成一种提醒，我告诉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其他人。” 第三个家：香港 在搬到香港之前，柳广成对香港的记忆几乎是零，他不懂粤语，更别说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要说香港意味着什么，充其量是帮助他在山东不被欺负的一种说法。但一刚到香港，他就立刻察觉这里与山东的差异，放眼所及全是高楼大厦，干净的马路。第一印象还不错。 有了山东的经历，柳广成的母亲担心他在香港也会遭到同学罢凌，于是把柳广成送到当地少见以全普通话进行授课的苏浙小学国际部就读。 由于苏浙小学国际学生人数多，柳广成不仅没被班上同学欺负，还因为住过日本，偶尔会成为友人言谈中炫耀的谈资。这点也令柳广成感到有些疑惑，明明都是日本，在不同地方却面临到天差地远的态度。 柳广成在香港住在新蒲岗，这里环境比在山东好。但或许是搬家太多次，如今柳广成也很难具体描绘不同房子，带给他的感受差异，他总觉得差不了太多。 因为父亲的工作稳定，柳广成一家人总算暂停移动的日子。他在香港完成了小学、中学，期间延续着在日本的梦想，希望能成为一名漫画家。 就学期间，柳广成对香港的印象开始出现转变，母亲告诫他继续玩艺术会饿死，学校老师也打击他的兴趣。他感觉香港社会里对一名学生还是有太多主流框架，社会中更弥漫着金融、资本为王的气息。这点令他感到压抑。 为了争取“搞艺术”的空间，柳广成考进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会满足父母要求的人，他们希望我读一个名牌大学，可以跟他们的同辈四处炫耀的学校。我进中大，满足他们也得到我的需求，就是读艺术系。” 柳广成进入中大之后，为了展现重拾自由的态度，几乎就很少回家。他没住家里，反而是住在大学的教室里，一连住了四年。“当初在选大学时，我就刻意问不同的大学，学校课室可以睡觉吗？理工大学、浸会大学都说不行，只有中文大学说可以，所以我就选这里。” 柳广成的艺术天份，让他在大学期间他有了不少斩获。大学三年级，他在本地的漫画杂志投稿，得了一些奖，更把奖金拿给母亲。朋友们私下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做“赏金猎人”。这让他更加肯定成为一名漫画家的志愿。 立志成为一名漫画家，在动漫强国日本社会听起来颇为合理，但放在香港就显得有些非主流。 毕业后几年，为了生存，柳广成除了画漫画，也接了不少插画工作，累得几乎无法睡觉。此外，他又回到早年的移动生活，他一连租过荃湾、深水埗、太古、新蒲岗、葵芳的房子，哪边租金更低，就搬到哪，最糟的情况是住在屋况很糟的㓥房，“我本来就知道一定会饿个几年”。 柳广成并不是没想过“回日本”寻求发展，但每当他出现这想法时，香港就出现一些新的漫画杂志，让他认为可以继续在这试试看。 2016 年，柳广成果真得到一个连载漫画的机会，出版社告诉他，如果他的连载可以带来销量上的提升，就能继续画，可惜连载了三期之后，销量始终持平。出版社就跟柳广成终止合作。 即便失去连载机会，但多年的作品，还是让他在业内积累一些名声。不过要说真正在香港本地更广为人知，还是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 2019 年 6 月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百万香港市民上街抗议，身着黑衣的柳广成是队伍之中的一员。起初他是以一种默默支持的心态加入这场运动，不公开表态。 此前，接受台湾媒体《报导者》采访时，他坦言当时“每天都在想画（反修例运动）跟不画之间挣扎，我觉得我有能力做更多的事，只是受到一点阻碍，所以没办法做”。 反修例运动持续好几个月，警民冲突越演越烈。同年 8 月 11 日，香港市民先在深水埗与港岛东开始和平游行示威，但在晚间七点左右，香港警方开始于湾仔地铁站以催泪瓦斯驱赶民众。一名女性救护员在香港九龙弥敦道近尖沙咀警署被警方以布袋弹射中右眼，导致右眼受伤。 隔日中午，柳广成在个人脸书发表一张用铅笔创作的漫画，上头画着被右眼受伤的女姓，并用文字写下“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八个字。漫画很快就在香港社群中广传。此后，柳广成就不停地画，以画笔参与运动，记录香港社会，并继续发表作品如《2028香港：常态》，以未来世界讽刺香港的现状。 柳广成怎么也没能想到，香港变化的速度，比他画笔下所设定的 2028 年还快得多。隔年 6 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港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铲除曾参与运动的示威人士。 香港在一夕之间风云变色，自由风气不再，取代的是政治高压。这变化令柳广成与周遭的友人萌生了离家的打算。 第四个家：台北 2020 年 7 月，柳广成出版一本新的作品集名为《被消失的香港》，同时着手规划搬家到台湾，他以就业金卡的方式申请来台，无奈受到全球大疫打乱计划，直到今年 7 月才顺利搬至台湾台北市。 根据台湾的大陆委员会资料显示，2020 年申请来台湾居留的香港人数一共 10,813人，定居许可人数为1576人，创下 2016年以来的新记录，与 2019 年相比，居留许可人数年增 84.6%，定居许可人数增 6.9%。 我们是在柳广成搬至台湾满两个多月的时候与他在台北见面，当时他暂住在位于松山区的朋友家。我问他接下来计划搬到哪，他说自己正在找台北市中山区的房子，“因为那里最像日本”。 尽管在日本居住的时间只有 7 年，但柳广成确实在不同地方积极寻觅“最像日本”的区域，比如说香港的太古，或台北市的中山区。他直觉这些区域，住起来会更舒服。要说原因，他也很难说明白。“可能很像你突然听到一首小时候的歌，一种回忆的感觉，”他试图解释道。 来到台湾，对柳广成来说是象徵著“自由”的选择。但他也发现，自己的香港身分可能在本地又会成为一种“特殊工具”，尤其是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的情况之下，人们会追问着他对于现下香港政治局势的看法，给予他一个标签。 或许是成长过程中多次感受到“身分”能带来的影响，柳广成坦言心中出现矛盾。“我会提醒自己，不要把重心完全放在政治议题上，应该画更多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但如果能通过我让大家关心香港，我倒是不介意成为这种媒介让大家放大这种情绪。但就一个创作者身份来说，我还是得提醒自己，不要去利用这一点，作为自己一个很短暂的创作上的关注，”柳广成说。 初来乍到，柳广成自然会再次遇见“你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说自己早已想好一个“最官方”的回应，可以解决这个困扰，就是“我是香港来的”。但若问他心底最真实的回答，他会说：“我就是一个人”，不特别属于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