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7日，中国国务院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包括不再对跨地区人员要求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鼓励无症状和轻度感染者居家隔离等。今年一月，中国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意味着在短短时间内，中国便彻底告别长期引起民间公愤的动态清零政策。 随后，巨大的国家机器拖着十几亿人民走向“复常”，但疫情的阴霾并没有在人们心中散去——被防疫政策重创的经济环境萧条，就业市场愈发紧缩；封控期间物资紧缺，导致不少人至今仍有囤物焦虑，对不确定性感到恐慌；亦有人消费及投资都变得审慎，宁愿将钱握在自己手里。 严苛的防疫政策纵然成为过去，而在“后疫情时代”，有人因此转变政治立场、开始翻墙看外面的世界，希望拿到境外身份，方便随时离开；有人恐于大陸信息不透明、疫后经济萧条，生活舒适度一落千丈。说到疫后热门话题“润”，中国人心向往之，却有种种顾虑，曾经的“决绝”变成了犹疑。 “爱国爱党”到“给那个人祛魅”：高压下翻墙吸入境外信息的年轻人 长居成都的自由职业者小春（化名）从事教育辅导，曾在2020年1月到香港游玩。彼时港媒已大幅报道来自湖北武汉的不明原因人传人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市民开始戴口罩预防病毒，她感到奇怪，问及在香港工作的朋友：“这些人为什么要戴口罩呢？”面对港媒的报道，她半信半疑，但最终认为倾向于看中国官媒。彼时小春也不理解，为何在香港仅读研一年的朋友会支持“暴乱”，她认为国家领导人管理偌大国家不易，却还要遭受其他人的质疑与挑战，实在可怜。从未接触过墙外信息的小春听著朋友分享在香港的点滴，她似懂非懂地认真倾听，却还是强调“我是党员，我的立场必须明确”。 小春从香港回成都后没多久，新冠病毒便全面疯狂扩散至全球，荒诞的“疫情”，便在中国大地上持续三年。 去年八月底，四川成都出现多宗确诊病例。8月29日傍晚，网民“热带雨林”在微信群发布关于成都即将“封控”的消息，市民在恐慌下掀起一波抢购潮，将不少商店抢购一空。然而，该网民却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5日、并处以1000元人民币罚款。 小春在家中打开微信，微信群不断涌现出关于“封控”和抢购物资的信息。疫情期间，她通过各种渠道加入许多同城群、小区住户群等微信群，在里面和其他市民互通有无、交换资源。尽管官方在辟谣，但小春却更相信民间的信息，有了上海封城期间部分居民物资匮乏的前车之鉴，她产生严重的信息焦虑。“我以前不喜欢囤货，但封控期间就希望冰箱必须是满的，家里可乐至少买四箱。” 9月1日起，成都当局要求全体居民原则居家，即变相“封城”。在小春看來，“谣言”的可信度远远高过政府的官方消息：“官方辟谣、民间证实（总是发生），我觉得很没安全感。” 小春眼见官方与民间信息发布迥异，而“官方”辟谣却被现实一次次证明为“谣言”，便开始向朋友学习翻墙方法，想看到外面世界更流通的讯息。“那段时间成都管的很严，我们每天都被关在家里，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解封，但是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学会翻墙后，小春经常在YouTube上浏览前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的视频，“我以前就知道王局（王志安），他是一个很理性克制的新闻人，我很欣赏。因为他是基于事实本身的逻辑去表达，而不是从立场出发来说话。”此外，小春还在YouTube上看见戏谑国家主席的视频。在小春的认知里，整个大陆的宣传机器都在给习近平赋魅，但在墙外的世界，高大的符号消失了，“神破了，他（习近平）仍是个人。” 鉴于中国私有市场现时充斥着不确定、不稳定，不少大学毕业生宁愿考公务员“上岸”也不想追求更高学历，故小春经营的考研辅导收生数量呈断崖式下跌，收入前景堪忧。另外，中国严苛的防疫政策亦造成许多荒诞的事情，譬如乌鲁木齐大火事件、确诊者家中宠物被“消杀”……种种事件叠加在一起，小春心中泛起一个念头：想办法拿到境外身份。“我们不确定（当局）坚持清零政策还要持续多久，担心清零政策打乱我的人生计划，想留一个plan B。” 上海封城亲历者：这辈子都忘不了的魔幻经历 海伦（化名）在上海从事公关工作，她对一年前上海封城经历的很多细节仍然如数家珍——定闹钟抢菜、换物资、囤物资、在家大声唱歌吼叫、遥遥无期的解封……“这辈子都忘不了了，太魔幻了。” 封城初期，海伦和广大上海市民一样，以为很快就会解封，她在家办公偷懒，乐得清闲自在。岂料解封时间一再拖延，官方对封控政策、疫情走向都讳莫如深，没有公开透明的消息，朋友圈里大面积被转发的视频、文章或链接很快404，窒息的居家隔离打乱正常生活节奏，海伦开始感到焦虑。 海伦记得，封城期间最困难的就是抢菜。她每天设定三个闹钟，提醒自己在电商平台上抢菜，早上在京东商城抢第一波，晚上六七点左右抢一次，午夜12点睡觉之前再抢一次。即便抢到菜也不能自行下楼拿，只能靠志愿者帮忙，从小区门口送来。所幸海伦没有饿肚子，但她认为，封城期间幸好未雨绸缪，家里长期储存可以吃两个星期的粮食、提前备药，否则将过得很惨，总之“不能靠政府”。 封城的某晚，海伦在家看完灾难题材电影《2012》，感到心情十分压抑。这时她突然听到小区其他单元楼上有人在唱歌、还有其他楼上的人在附和，丈夫也拿出吉他在阳台弹奏，加入小区的唱歌队伍。不多时，整个小区不断有人向外大叫乱嚎，释放压抑的怒吼声回荡在住户楼之间。 谈及父亲经营的房地产生意因疫情受损，海伦估计父亲对内地的生活体感已经降到“零分”，同时感叹，全家的生活质量随之断崖式下跌，母亲已三年不舍得花钱外出旅游。海伦眼见三年间身边很多人失业、店铺倒闭，普通人都没有信心消费，她自身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以前挣10块就花8块，因为觉得自己还能再赚钱，现在只敢花5块，因为怕自己赚不到”。 乌鲁木齐大火事件在上海点起群众抗议的怒火，海伦的丈夫鲍勃（化名）直言，乌鲁木齐事件对上海的影响很大，看到新闻后便立刻买了防火面具，担心类似的人祸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眼看着乌鲁木齐的舆论被政府盖下去了，又经历过疫情这一波（打击），我对现在的政治体系很不满。” 移还是不移：现代文明洼地的种种羁绊 不少网民习惯戏称中国大陆为“盐碱地”，因盐碱地盐分超标、无法让任何农作物生长，暗喻中国制度板结，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令人想逃离。然而，即便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亦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难以轻易出走。 小春生性自由洒脱、热爱旅游，疫情期间，她感到自己难以在长期封控的环境下生活。去年七月，成都市民间蔓延着关于封控的风声。7月18日，当局正式发布通告，包括非必要不离蓉（成都简称为“蓉”）、关闭各类文体活动场所及机构等。为了逃离，小春与丈夫前往云南旅游，期间云南省出现阳性病例，眼见有封控的风险，他们便迅速去往贵州，前后一共躲藏了十多天。 最压抑的时候，小春和丈夫在网上浏览各色适合移民的国家，将焦虑释放到远方的期待。他们曾计划去厄瓜多尔，那里签证政策宽松，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国家，但距离太远、文化不相通。在考虑权衡之下，小春较钟意日本，并想去泰国一边做生意一边学习英语，若决意移居去英语国家会更有底气。 虽然目的地国家琳琅满目，但移民终归不是超市购物，选择国家时，小春有诸多考量。首先是文化差异，“如果英语不好，赤条条地去国外，可能还是认识一堆华人，只是换了个环境，也怕不被当地人包容”。生活在“天府之国”成都多年，小春常去住家附近的一间小馆子吃饭，那里价格相宜、味道独特，构成小春安逸生活的一部分。每当在成都发掘类似的餐厅，她便感到很满足：“如果能拿个境外身份，在成都生活多好呀！”被疫情“锤打”过的小春预计，未来若管治政策再次走到极端，不排除会向外寻求出路。但看到移民存在诸多困难，难以一走了之。“我会考虑我怎么（在国外）融入、生根？而且我已经有了家庭，也要顾及父母”。 随着中国防疫政策结束，小春眼见内地出行似从前般畅通无阻，还可以顺利出境旅游，发自内心感觉到自由和快乐，移民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了。目前，她和丈夫计划去日本大阪考察市场，着手在日本开启民宿生意，认为这或许对移民有帮助，可作为铺垫。 去年11月底，由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者而起的全国大规模白纸运动发生，遍布中国逾20个省份及海外多个国家。12月7日，国务院便发布“新十条”，标志着放弃清零政策。小春曾亲见白纸运动期间，成都市望平街等地出现大批示威者，微信群中也不断有人在讨论上街，她感到欣慰，高压政策并不会去到极致：“原来内地的发声是有意义的，压迫到一个程度一定会有人反抗。”小春还设想，若至今都没有解封，一定已离开中国了。 海伦去年秋季领证结婚后，便和丈夫打算在上海买房，但苦于高房价，一直未能入手——她看中的楼盘价格都在800万至1000万人民币，一旦背负房贷，生活压力便会翻倍。 在海伦看来，内地“内卷”严重、缺乏普世价值，大多数人沉浸在庸碌生活中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对于封控等极权下的高压政策没有深入思考，亦喜欢对他人生活作过多干涉。有鉴于此，海伦对开放民主的西方社会也心生向往，“出去以后肯定没有恶心的环境”。但提及移民，海伦和丈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国内，只分能不能移民，没有想不想……普通人不能移民，只有能力很拔尖的人才能出去。” 海伦不想为移民花费太多金钱，担心目前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移民后的生活水平，也很难在国外从事白领工种的工作。“如果在上海做白领，但是去美国只能做餐厅服务员，那我（移民的）决心就没那么大。”丈夫鲍勃也认为，若有足够的钱可以到国外后仍可照顾好小家庭和父母，才会考虑移居国外，不会只考虑自己。 中年工程师：20岁才出去闯、40岁想稳定一点 闻鑫（化名）今年40岁，在南方省会城市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社会运动期间，他时常翻墙阅读前《立场新闻》、《端传媒》等媒体的报道，并悄悄用新浪微博小号为香港示威者祈福。他曾去洛杉矶进修三个月，学习期间感受到西方社会的差异，并受到冲击。即便进修时间短暂，但回国后他养成了翻墙的习惯，以保证自己有更丰富的信息来源。“我们要看一些（墙内）看不到的东西，多看看外面怎么想，就会发现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2017年开始，闻鑫业余在剧社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排话剧、做小型商业演出，一年至少三部话剧。然而，自疫情开始，彩排场地有时会因防疫措施收紧而停用，剧场或许不开，即便演出可以在酒吧、停车场或其他露天场所进行，但也经常面临被取消的风险，只能锐减到一年一部戏。2023年伊始至今，他和剧社伙伴正在进行今年第一部。他忍不住感叹：“靠这个吃饭的人怎么办？” 闻鑫身边密切交往的朋友皆是年龄相仿的同辈，鲜有人移民海外，而有部分同学经历上海封城后便移民了。在不惑之年，闻鑫认为：“20岁要出去闯，40岁有房贷，生活压力艰难，只有实在逼不过才会走。”他已结婚，在所居住的省会城市购入两套房，每月用工资偿还房贷，不舍得抛下现时收入丰厚的工作一走了之，还计划三五年内能升到高级工程师的职位。闻鑫为家中独子，父母已年届七十，患有不少基础病，学习新鲜事物十分缓慢。疫情期间，闻鑫耐心教导二老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只为了二老能顺利出入大多数场所。“我走了爸妈怎么办呢？” 疫情留下的物理痕迹亦没有在短时间内随政策撤销而消失。在内地许多餐厅、商场、高速路服务区等公共场所，场所码仍然没有撕下来；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发布的出游攻略帖文中，不少内容仍包含当地的核酸检验等疫情管控要求。 与此同时，“老大哥”开始试图抹去疫情的痕迹，包括停止访问疫情报表系统、删除涉疫个人数据、销毁纸质资料等，似乎在用橡皮擦抹去粗暴防疫的痕迹。今年初，中国疫情刚刚度过水深火热时期，北京市疾控中心甚至召开三年防控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北京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黄春发布工作报告时提到，疾控中心为全市疫情防控整体性胜利做出贡献。在中国式“众志成城对抗病毒”的叙事中，大多数人努力迈着“复常”的步伐经商、出游、务工，很快就会将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