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州位于新北市新店的工作室里，有一个顶点不过南北极，反而穿越赤道的地球仪。他说，那是朋友特别为他订做的。杨力州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曾在南北极拍摄过的纪录片导演，而这两次拍摄经验，也都在那个当下，替他的人生带来转折。 2008年，他出发前往北极，与超马选手林义杰、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陈彦博一起完成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战；在那之前，他其实因为深陷“水蜜桃阿嬷事件[a]”争议，沮丧到已经一年多没有拍纪录片，是北极的感召让他重新拾起摄影机。十年后的2018年，他出发前往南极，与已成为超马选手的陈彦博等人一起挑战人类史上第一次征服南极的“阿蒙森路线”，为此行，他写下遗书，整整两个月的恐惧、孤独与生存焦虑，让他内心有些东西被松动了。 “我们每个人都幸运地活著从南极回来，手指头都在。回来之后，我有一点转变，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创作的热情、能量，可能只有一段时间而已，我是不是应该把握、投入在我热爱的纪录片上？”杨力州对歪脑说。作为纪录片导演，公司的营收大多还是仰赖商业广告，他拍速食店的汉堡飞翔、知名车厂的汽车奔驰，喂饱了家人、员工，却喂不饱他内心对纪录的渴望。 一切，从没有名字的市场开始 《爱别离苦》大概就是在这个机缘下发生的。彼时，当他正决定要全心地拍，一个朋友和他说：“我认识一群年轻人，在重新整理一条菜市场。”听到菜市场三个字，他当下就被诱惑，“对我而言，菜市场是台湾社会最生猛的力量，后来又听说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街道，只是两栋大楼之间的一个夹缝。我整个‘啪’，被打到了，是很大的召唤。”他说，或许是生长在台湾，这座身在夹缝中、某种程度上不被承认名字的岛，“没有名字”这个状态，自然而然地吸引他。 那是位于桃园龙潭的“菱潭街”，当然，在 Google Maps 上找不到这条街。杨力州首先与菱潭街兴创基地执行长张智宇接触，听说了许多关于这条街的故事，包括它曾是买卖各式蔬果、杀鸡杀鸭的活络市场，却因为超市兴起、强制实施人道电宰等原因没落了下来，好一段时间沦为社区的阴暗角落，吸毒者群聚、常见针头散落。当地年轻人于是从 2015 年左右发起地方创生，以龙潭古称“菱潭”命名之，希望赋予这里全新的生命。 整条菱潭街不超过一百公尺，经过改造后干净明亮，各式小店在此开门营业，奇异生长、姿态各异，唯一的相同点是生意都很差。 杨力州来到这里，不带任何预设，四处聊天、闲晃。身为男性，他理所当然地以此性别之便，先接触了许多男性，其实也拍了不少。但过程中，他总隐约感觉，这条街里的女性故事，正等著他去发掘。最终，一位在独立书店里替女儿顾店的妈妈，某天突然抬头问了他一句话，终于让杨力州不忍了，《爱别离苦》到此完全转向，成为我们在院线看见的，六个女人的故事。 这些女人，不是特例 稍微熟悉台湾政党政治版图的人会知道，桃园龙潭一向是“深蓝区”，国民党的铁票仓[b]。然而，这间独立书店却有彩虹旗[c]、台独旗[d]飘扬，店内陈列的不是与性／别[e]相关，就是台湾意识的书籍，“姑且先不论勇气，那种态度的展现是非常迷人的，我们就想要往这边拍。”书店的经营者，是一对女同志情侣，因为小店不赚钱，两人都有各自的工作，顾店常由妈妈帮忙。 “所以这位妈妈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很重要的打屁聊天对象，我们变得很熟，知道在拍摄，她还会（害羞地）打我那种。有一天，她就突然迸出一句话，‘导演，你会不会觉得我女儿不正常？’”杨力州当下非常震撼，摄影师也立刻敏锐地将机器举起来拍摄。 从纪录这位母亲与同志女儿开始，他开启了与其他女性的接触：戴著夸张假睫毛、身穿黑皮衣、用嘴角叼烟，自述曾在年轻时遭性侵的淇姐；生在极度重男轻女家庭，无法与男性同桌吃饭、被长辈认为是“老鼠”的 Momo；早婚生子，在离婚官司上居于弱势，而被迫与儿子分隔两地的佩佩⋯⋯ 渐渐地，即使再不愿意，杨力州必须承认，在看似进步的当代，性别枷锁仍然存在，且这些女人不会是特例。 他回忆，《爱别离苦》在金马影展放映时，前任立委、人权律师尤美女在观影过后特别给了他反馈，“她说：‘杨导，你知道吗？你影片里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从事妇女运动四十年来的所有命题。’这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形容，但却不是我的刻意为之。”他其实从没想过，自己能在这一条不到一百公尺的街道上，因为纪录了六个女人，触及多个妇运史上的重要主张。 “很难相信这四、五十年，台湾妇女遇到的困境都在这条街上。如果她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代表一个体现，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我们还是让这些事情存在？1987 年台湾解严，那是制度解严，但我一直认为很多人心里没有解严，包括对威权的恐惧与服从，对男女性别的看法等等，都还没有实质解严。”杨力州如是说。 尤美女在电话中对歪脑补充了她的想法。这部电影，她已看了两遍，每位女性的故事都记的清清楚楚，“像 Momo，她受到传统婚姻家庭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所苦，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修正的《民法亲属篇》[f]；佩佩离婚后难以行使的子女探视权，也是我们推动《家事事件法》[g]修法的理由之一；淇姐说出小时候遭到长辈性侵的故事，能回应许多人常检讨受害者‘为什么不反抗、不说出来？’的困境。另外，女同志伴侣则是我们同婚运动[h]一路走来的缩影。”她提及，如回溯至吕秀莲提出新女性主义[i]的时期，台湾妇运正好已满五十年。这些日子来，在众人的努力下，在法律及制度上已有长足改善，但观念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们现在会看见很多反挫，许多男人因为既得利益被削弱而感到不舒服，有一些厌女的反应。整体社会的进步，还需要不断地反省、反思与沟通。”她认为，透过《爱别离苦》这样忠实地呈现，不假过多的诠释或评断，也许能让观众更容易在这些故事中，看见自己或身旁的人的影子，进而创造改变的涟漪。 我想把母亲高高举起 《爱别离苦》打著“杨力州最女人的纪录片”作为宣传，或许是认为观众对于他较为阳刚的纪录片《奇迹的夏天》、《征服北极》等有印象。但事实上，他最早曾在千禧年初，与当时还是女友的老婆朱诗倩一起合拍《飘浪之女》、《新宿驿，东口以东》等，关注跨国移动的女性生活，以及日本歌舞伎町中的妈妈桑、小姐们。在他 2014 年出版的书籍中，有一段自白： 刚开始拍纪录片，拍的都是与我既有生命相连的议题，例如整班的男学生，或是军队、消防队。我很喜欢拍集体的男性，集体的男性有一种气味，对话也很有意思。他们拆开来看可能个个风趣幽默有智慧，但聚在一起又打屁聊天超没脑。我喜欢透过这样的群体，去突显、嘲弄背后的父权现象。⋯⋯在和小倩共同导演合作《飘浪之女》、《新宿驿，东口以东》之前，我不曾接触女性议题。当跟著小倩接触这么多女性，我发现我变得比较释怀，对以前一路尖讽到底的男性主义，也稍微宽容了些。——《青春：献给他们的情书》 这段描述中，我们能发现杨力州对女性的关注起源，其实早在 2000 年左右便开始。然而，眼前的他却说，其实性别这个命题之于他仍是陌生的，有个东西，他放得比性别更前面。“我拍《红盒子》[j]的时候，表面上是布袋戏老师傅的纪录片，但事实上是对于父亲的探索；同样的，《爱别离苦》是社区里的女性故事，可是对我而言，是对于母亲的探索。”杨力州对原生家庭有恒常的困惑，那听起来是典型的传统华人家庭：父亲为主，母亲为副，父母与子女之间鲜少情感交流。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其实没有多巨大的冲突，但是我们真的是，相敬如冰，很冷的冰。我很心疼我的母亲，她是非常微弱的存在，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朋友，少数的朋友就是我父亲的朋友。她也没有自己的追求，对她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我父亲、我、我弟弟这三位男性。”对杨力州来说，他当然知道这与性别有关，但更直觉的是对母亲的处境感到难受。他曾经想怪罪父亲，怪罪自己或弟弟——是不是我们对母亲的牵绊，才造成她如此渺小？ 他的矛盾没有解答，但拍完《爱别离苦》后，他有些释怀。“那一点点释怀是，我母亲作为一个微小的存在，之于我却是非常巨大的。我非常在意她，超越在意我的父亲。”他想，母亲之于他是如此，那么菱潭街的女性之于社会是否亦然？“这群女性在菱潭街，生意烂透了，她们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微弱的存在，可是如果有一部纪录片，把她们的某些精神、毅力、态度高高举起，让更多人看见，这对我而言会是比性别更前面的事情。”他想把母亲高高举起，想把这群女性高高举起，让观众看见，这些微弱之中也有光，有辗不碎的灵魂，渺小却坚毅地存在著。 纪录片可以改变世界 拍纪录片三十年，易感的杨力州其实早已背负太多。他像一张滤网，不断地让一个个议题、一个个生命故事穿越他，每次穿越，都留下难以排解的残渣。 他并不比一般人更能处理这些，“我没办法处理，就是接受。我也爆炸过，甚至告诉自己不要再拍纪录片了。”长长的拍片历程里，他曾面临身心状况，求助过医生、咨商师，“因为让别人的人生不停堆叠在我们的肩膀上，本身就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有些人很厉害，可以慢慢把它们卸下来，但我卸得比较慢，东西越堆越多。我没有解套的办法，所以有一天，我一定会不拍纪录片。”那一天是哪一天？谁都说不准，但在真正超载之前，他还想继续。 “并不是这件事带给我多大的成就感，而是拍纪录片让我觉得，我有机会改变世界。这是我做纪录片很大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了。”改变世界，像极了热血青春漫画的台词，乍听之下非常天真，但杨力州说，其实他的“世界”不大，甚至可能小到令人失望。 我一直非常相信，纪录片可以改变世界，这是我始终不变的信仰。——《青春：献给他们的情书》 他的世界是，当一位素未谋面的南投花农告诉他，因为看了《被遗忘的时光》，终于知道什么是失智症，那些老人并不是“老番颠[k]”、“痟的[l]”。他的世界是，《青春啦啦队》里其中一位阿嬷紧紧抓著他的手，说她一辈子都以为自己只是个平凡的欧巴桑，可她现在却感受到自己是不平凡的。 “对我而言，那个世界就是这样而已，一个一个世界就是那么小。”为了改变这些小小的世界，他还想再努力一下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也许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有一些任务，我觉得，拿起镜头是我的任务。用我的能力去说这一个一个真实的，看似遥远却重要的故事，是我的任务。我只能这样告诉自己，这样才能走下去。”杨力州其实也只是个平凡人，但如同他深信每个平凡人都有不凡之处那样，他也在用纪录片，用说故事，创造自己不平凡的旅程。 [a]2007 年，杨力州与商业周刊合作拍摄《水蜜桃阿嬷》，后续发起的捐款活动却引起争议。 [b]中国国民党是台湾（中华民国）主要政党之一。以该党为首的泛蓝阵营，与以民主进步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并列为台湾两大政治阵营。 国民党普遍被认为是保守反动派，支持者多半较为年长；民进党则以自由民主、进步思潮为口号，支持者多半较为年轻。 [c]彩虹旗（Rainbow Flag），是象征性别少数群体（LGBT）的旗帜。 [d]支持台湾独立于中国的台独派人士所打造的旗帜。常见款式为蓝绿色，配上鲸鱼或玉山图腾及“台湾独立”、“I am Taiwanese”等字样。 [e]“性／别”一词最早由台湾女权运动先行者于1990年代提出，那条斜线反映了性别运动的价值为：“超越简单二分法”、“性与性别紧密相连而相对独立”、“多元差异的‘性’”、“纠葛其他社会差异”。 [f]台湾《民法亲属篇》曾规定，夫妻结婚后，妻要冠夫姓、从夫居，子女亦只能从夫姓，且婚后财产皆归夫所有。历经妇权团体的努力，于1985年首次修正后，后续不断调整。目前妇女在包括婚后姓氏、财产分配、离婚赡养费等权益上皆有很大的改善。 [g]《家事事件法》是一部统合解决家事纷争的程序法，其中规范了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探视权分配等。本法之推动可追溯至1993年“妇女新知基金会”呼吁相关法案立法的重要性。历经十多年，才终于在2011年12月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并于2012年正式实施。 [h]台湾同性婚姻的相关议题与社会运动，起始于1980年代末期同运代表人物祁家威提出同性婚姻立法的请愿与抗争。经过四十年努力，台湾终于在2019年颁布《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其中保障了同性婚姻的权利。虽然法案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台湾已经是亚洲第一个让同婚合法的国家。 [i]吕秀莲在1971年提出“新女性主义”，是当时亚洲地区非常先进的声音。她对新女性主义的定义为：一种思想，顺应时代潮流也基于社会需要；一种信仰，主张两性社会的繁荣与和谐应以男女的实质平等为基础；一种力量，消除传统对女人的偏见，重建现代合理的价值观念，以再造女子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尊严。 [j]《红盒子》为杨力州导演2018年的纪录片作品。主要呈现台湾布袋戏国宝级人物陈锡煌，与其开创台湾布袋戏高峰的父亲李天禄之间的情感纠葛。 [k]lāu-huan-tian，闽南语。老糊涂。骂人年老而言行反复无常。过往，大众对失智症的理解不多，许多人将失智老人的行为转变视为“老番颠”或精神异常。 [l]siáu--ê，闽南语。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