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满3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第24年，中国公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宣布中国正式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预计未来年平均净增人口将保持在1000万以上，并盛赞人口与计划生育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30年内少生了3亿，为中国和世界节约资源。 谁曾想，中国人口自此“跌跌不休”。二十年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在一再推迟下公布，总人口虽稳住14亿大关，但数据显示生育率持续走低，出生人口大幅下降。至今年年初，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至7.52%；减去死亡人口1014万人，中国总人口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 这个数字在2022年为204万人，2019年为467万人，2018年则为530万人。中国人口净增长在三年内腰斩、腰斩再腰斩，减了九成，可谓是“跳崖式”下跌。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面临人口零增长，甚至下降，这是20年前始料未及的。 统计局数据公布后第三天，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将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归因为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婚育观念变化、生育育养成本增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并表示将进一步出实招、出硬招。 自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落地，隔年推出“全面两孩”，再到2021年的“全面三孩”，中国政府已祭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延长产假、增加幼儿托管服务、教育双减、购房优惠政策。在东北等人口总量流失较高的省市甚至推出了二胎/三胎补贴、税收优惠、婚育消费贷款等鼓励生育的措施。 尽管官员想尽了办法，但人民还是不愿意生孩子。中国新增人口仅在“单独两孩”推行后从660万小幅攀升到710万左右。2015年“全面两孩”后，新增人口维持在700至800万左右，其后再度跳水，让国家坐稳了“少子化”、“老龄化”的基本盘。同时，民间不断传出堕胎需要“引产证明”，社区出现妇女随访员要求已婚育龄妇女上报经期的未经证实传闻，显示人口数据持续疲软下，刺激生育政策或趋强制化。 因此当卫健委放话要“出实招、出硬招”，外界忧虑未来措施的走向。在悲观的人看来，达摩克利斯之剑终将落下；如果“自由生育”是一部恐怖片，那一定是《使女的故事》。 人口不可以被计划......吗？ 早在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推行时，国内已有专家提出反对声音，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成员、经济学教授梁中堂预言“一胎化”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引发人口危机；但他的意见未获采信。 千禧年后，市场经济兴起引起人口的大量流动，人口地区分布和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诚如本文开头提及的五普公告所述，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出现。当时，国内舆论因五普结果引发了针对人口政策的大讨论，出现了“生育自由”的呼声。不少人认为，计生政策越来越脱离现实。若果国家可以把社会经济事务交给市场，为什么不能把人口问题交给市场与社会去自主决定呢？ 在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由资源环境单纯限定的科学问题，而是附属于政治经济形势的政治问题。有学者通过分析和对比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后得出结论：决策层对人口政策拥有话事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稳定或波动。 能证明这一假设的，是中国人口政策发展中的“悖论”。那就是在计划经济占据总体支配地位的年代（1949-1976年），人口并没有被严格限制，反而是在国家启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这背后的逻辑在于，在经历了“人口十亿也不怕”的毛时代后，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秉持的是“人多难办事”的理念。在邓小平和其后的两代领导人心中，计划是一种手段，但人口会妨碍发展，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梁中堂在访谈中也透露，一胎化政策之所以被采纳，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口被中共领导层当作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 一旦人口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那么继续维持现有的计生政策就是最安全保险的方法；这也是千禧年后人口危机逐渐浮现，但中共决策层迟迟未放松政策的原因之一。在每一年度的规划文本中，人口增长仍是各地政府以及发改委重点管控的硬指标。除了政策惯性和政治结构性因素外，最大原因在于当权者深信，人口是需要被计划的。 2008年曾有风声传言北京开始研究如何转变一胎化限制，部分省市地方甚至在政策执行上有所松动。当时海内外皆有期待，认为中国或正经历从人口管制模式转向社会服务型的新自由主义趋势。这种期待不幸落空了。 2021年，在三孩生育政策推出后，该政策被迅速写入了法律。8月，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以法律保障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而早在1982年，全国人大已将“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义务”写入宪法。 事实上，“三胎”、“二胎”相对“一胎”不过是一种反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的修正是因担忧养老金危机、人口老龄化而做出的调整。计划永远不会变成放任，管理也没有变成服务。那么以往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实行的严苛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或许会变个方向重来；特别是当软性的刺激性政策无法奏效时。 月经警察不会出现......吗？ 尽管联合国对生育权有详细的阐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明确规定：“计划生育方案的目标必须使夫妇和个人能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人口目标尽管是政府发展战略的一个合理部分，但不应以指标或配额方式强迫推行计划生育。”但政府对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强力控制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崇尚计划经济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常以强制性生育政策来应对人口危机。 苏联上世纪30年因政治运动和饥荒丧失大量人口。1936年，斯大林修改《家庭法》，以国家力量管控人民生育。堕胎成为了违法行为，施行堕胎的医生一旦被发现将服刑两年，寻求堕胎的女性会被公开批斗。另一方面，生育7胎以上的“英雄母亲”五年内每年按每孩可领两千卢布奖金，生育11胎以上每孩可领五千卢布奖金；胡萝卜和大棒一起来。 至四十年代，苏联再加码，以经济手段惩罚不愿生育的民众。斯大林制定了“无子女税”，税率为6%，涉及25岁至50岁的男性和20至45岁的女性。这一政策直到苏联解体才被取消。当时仍是华约组织成员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则推行更为严苛的“单身汉税”，亦称为“公牛税”，专门针对不结婚的男人，以推高生育率。 为刺激人口增长最不择手段的要数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人齐奥塞斯库。1960年代，罗马尼亚人口趋于零增长，生育率降到1.43%。1966年，齐奥塞斯库颁布了臭名昭着的《770法令》，堕胎和采取一切避孕措施都成了违法的事情，而生孩子则成了义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法令规定，每个45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5个孩子。 避孕药从市面上消失了，卖避孕产品也是违法的，只能从黑市交易。所有的女性都被迫让妇科医生每月检查身体。政府会强行惩罚2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及已婚不生育的夫妇，并从工资里扣除“无子女人员”费。 最疯狂的是，罗马尼亚政府派出“月经警察”到医院巡视，将避孕的妇女和实施堕胎的医护人员关起来。任何被检查出怀孕的孕妇都被跟踪，保证分娩，若女性过去曾有流产“前科”，则被监视得特别严密。秘密警察也在各个医院严密关注着院内的各项手术。 与此同时，生育被国家描绘成“女性生命的意义”。性教育也被改写，性行为被扭曲成为“做母亲的行为”，宣扬为人父母的好处，包括作为英雄母亲给祖国带来多个孩子所能得到的满足。 该法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巨大的婴儿潮。1966年至1967年间，罗马尼亚出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每名妇女的子女数从1.9增加到3.7，生育率立刻从1966年的1.43%暴涨到1967年的2.74%。然而，严厉的法令令非法堕胎大行其道，再加上孕妇人数强增下医疗资源的不足，造成成千上万妇女和新生儿死亡。罗马尼亚的孕妇死亡率一跃成为全欧洲最高，儿童死亡率为邻国的十倍以上。由于新生儿死亡率大增，1985年罗马尼亚政府决定，新生婴儿满四周后才能进行出生登记，未满一个月就夭折的孩子将不会计入死亡数字的统计。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的时候，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2.5％，而被送进孤儿院的儿童达到10万人以上。 立法、罚款、徵税、禁止堕胎、甚至是“月经警察”，这些国家穷尽一切可行的办法，但计划人口仍然失败，或是注定失败。除了罗马尼亚的前车之鉴外（770法令推出后出生的一代被认为就是在1989年推翻齐奥塞斯库的中坚力量），“老大哥”苏联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力扭转颓势。苏联的生育率在八十年代大跳水，反而是解体后的九十年代，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 我们是最后一代......吗？ 当“单独两孩”政策推出时，不少笃信“不婚不育保平安”的中国年轻人毫不讳言自己的生育意欲是相当的低。当“全面两孩”，乃至“全面三孩”政策铺开时，坚持“躺平”的“零零后”们嚷着“996是最好的避孕套”、“阳痿就是福报”、“我不买三辆劳斯莱斯，是因为劳斯莱斯限购吗？”。当严苛的封控政策下，孕妇因无法及时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而流产时，当“大白”上门拉人时，上海的年轻人决绝地喊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 然而，民不“聊”生，民不想生，就可以吗？ 不少热心人已主动为国家献计献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文化，“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他建议，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徵收“社会抚养税”，构想与那几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所实施的经济惩罚措施相若。 香港中原地产董事施永青撰文《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认为可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仔细想想，在数字化监控成为现实的国家，实施“避孕套实名”并非难事。 也有官媒发表文章，号召党员在落实三孩政策方面发光发热，行动起来。“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是党员干部的责任和义务。就算因为年龄、身体等原因不生，也可以积极主动教育、引导、促成自己家人或周围人生；“千万不可漠视和放任”。 什么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的是，妇女和女性主义为生育率下降背锅了。有论调认为女性受教育权和就业权越有保障，女性就越不愿意生育，并进一步推论为妇女权利越进步，人口就越来越少——“亡国始于打拳”，呜呼哀哉。江苏省统计局官网在2021年发布人口统计报告，将“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列为省内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原因，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报告引起舆论反弹后，江苏省统计局回覆指数据没有问题，但承认结论不妥。 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实施四十余年，严苛的政令和“重男轻女”的观念加剧了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造成育龄妇女人数不足，生育率降低，衍生了堕胎、弃婴等问题，更埋下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种子。如今，政策方向虽然不同，但内涵却不变：“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只要女性的子宫和产道仍被国家机器所控制，不论生与不生、生几胎，都无助于妇女权益的解放，也波及性小众、长者、劳工等其他群体，甚至是所有人的权益。 曾经的计划生育口号，“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在未来会不会变成“怀上来，生出来，就是不能打下来”？“不婚不育保平安”原本是无奈的反抗，如今更像是绝望的负隅顽抗。毕竟有的是办法，让你生出下一代。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