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香港重新开放关口，想像中的经济回暖并无出现，股市、楼市、航运数字都在衰退，在地面而言，通关对不少本地小商户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中港通关之后，两地互动频繁，对香港本地也会有坏影响，甚至连亲中传媒都不避忌报道。 有传媒发现，粉岭“皇后山邨”的公共街市中，有数十个摊档面临结业可能，大喊生意快要做不住。街市有约两成的租户空置率。鱼档、菜档、生果档东主纷纷表示生意大跌，从开关之后客流就跌了一半。其他东主则表示，主要困难是没有客，租金却很大负担。不少声音都将本地欠缺消费的情况，视为“开关后市民经常北上消费”的结果之一。有不少人口离开了香港，还有外游和北上消费族群，进一步削弱本地客流。 地理上，皇后山接为接近深圳，是某些地方肉眼可以看到深圳高楼的地方，被一般香港人称为山旮旯、遍远难至的地方。这一区附近有很多郊游胜地，例如流水响的“天空之镜”。附近很多单栋村屋、村落，以及新建成的公屋屋邨，如果要向南出市区，交通相当不方便。某些村子更是严重依赖小巴接驳外界。对于居住“香港极北”的居民，出行到港岛的时间，随时比起坐飞机到台北还要费时。 皇后山附近的莲塘口岸，可以直通深圳。“皇后山邨”还在兴建的时候，即 2019 年前后，莲塘口岸已经初步建成，正有限度作货检用。到 2023 年 2 月，莲塘口岸正式开放给两地旅客。于是香港北区的这一带，邻近香园围管制站的人，就突然不再是隐居山林的乡下人，深圳那边的大城市突然物理上可以到达，向他们招手和打开。 对北区居民来说，新基建使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区不再边缘。他们未必需要再辛苦费时“出城”去九龙去港岛，他们可以去更邻近的深圳。2023 年之后，不少住在口岸附近的香港人，会到深圳购买日用品、甚至连汽车入油、菜市场买菜、个人及家庭吃喝玩乐等，也越来越多在深圳完成。 一方面是地理上，深圳确实是接近得多，另一方面是美元 / 港元走强、人民币走弱的气候下，港人北上消费当然有汇率上的优惠。 然而这种方便一定是有代价的，本地经济疲弱的苦果，最后会临到本地人身上。本来香港已经有产业单一化、空洞化的问题。作为公共屋邨配套的公共街市，本来是为了配套该区的居民，但居民却开始不在本区消费。之前的规划，很多都不符现实。 有跨国跨地网购、新口岸开通等等新变化，现在有太多其他选择，令本地人可以不在本地消费。对各界小商户来说，疫情时的封关、紧缩政策，比起现在，也不算最难受。 公共街市摊贩在疫情期间有补贴和减免，而当时所有人口也被强制禁足在香港之内，至少饮食业和零售业还是有本地庞大消费力基本支持，可以一定程度“内循环”，这些意外的利好因素在“复常”后也一齐蒸发消失。 对一代人来说，情况就是以前时常听的“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的政策、“深港同城”的愿景，都希望打通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市场和人流，希望人员和资源在更大范围穿梭往来。 广深港高铁工程的争议，已经是笔者一代人高中或大一时代的事情（2009）。当时这条高铁的“建与不建”，又拉开了香港内部两种看法的对抗。有反高铁的社运。审议拨款申请的财委会会议，也极受注目，当时是在“旧立法会”上演举行庄严的会议。 当时的根本争议点，除了一地两检的法律问题，具体上是争论：“中港融合”对香港经济有多少好处。 当时的反对者有从环保角度、高铁造价过贵等技术角度去异议，这些在当时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但其实当时反对派也无法否认“两地融合 = 吸引更多中国客源 =令本地经济受益 = 有益民生”的发展主义逻辑。 当然那时中国经济的气势跟今天是完全不同，“陆客万能论”还未在本地破功。现在回顾，本地人其实也真的很少去想像中港“一小时生活圈”如果真的能实现，本地固有的经济结构和景观会怎样改变、自己的薪金结构会不会有影响、政府会不会额外扶持本地产业之类。 事实上深圳与香港的竞合关系，与“全球化经济”的参差对照也差不多。“开放”对某个经济体而言，总是代表更大的市场，但也代表更大的竞争。所以很多表面上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不同层面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很多时是更大的竞争不一定是带来福祉而是贫穷。全球贸易链的下游、弱势方无不深受此害。 深港渐渐融合的现实，其实也标志着深港间各种产业“直接竞争”的开始。很多本地产业失去本地或政策或香港地位的补贴后，很快就会面临生意失败，之后是影响雇员和社会民生的倒闭潮。资金和人口不断流失之下，基层民生产业受损，令一般平民不分政见都会受害。连知名亲中人士陈净心最近也在微博出文哭诉，感到香港民不聊生，认为政府办事不力，但又偏听刚愎。（帖文之后被系统删除） 当经济融合真正发生、落到实处时，确是会有一群人得到新的机遇，但也会带来由高端到低端层面的全方位经济生态洗牌。例如零售业饮食业即时无客人。一般人未必能适应气候突变，情况变化之快，甚至可能使原来的亲政府民众或发展主义者，也感到天气不似预期，大失所望。 香港陷入了产业凋零的恐慌、深深的自我怀疑。从传统优势产业，到基层民生生意，都遇到大问题。皇后山街市的例子虽然微观，但是胜在显示出问题进入了日常。高增值前景也同样令人惊恐。因为中美地缘政治问题，香港作为国际中间人的传统定位，已经不被看好。不少高增值人才在过去几年离开香港，外资对香港投资前景则走向“审慎悲观”。 过去推动东亚现代化的亚洲四小龙，香港进入经济迷航，就算最温和的论者，也会认同“香港在疫后复苏速度不如预期”。台、韩、日各擅胜场，而且在区域上试图替代香港的功能。例如集资、作为办事处的地点等。 股票当然最标志性。因为香港的传统定位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台湾、日本甚至印度股市都越来越好。例如印度股市在 2024 年 1 月总量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作为中港经济某种指标的恒生指数，香港在疫情之后曾一度跌穿 15000 点，回到类似 1997 年 6 月的水平。（1997年6月20日，恒生指数首次冲破 15,000 点并以 15,154.40 点收市。） 在我们有记忆以来，世界都是如此。当你看见香港人那阵子突然愿意去花钱，那通常都是因为楼价或股票在升，人们在这些地方有所斩获，然后拿钱去市面消费，不需要政府去鼓吹消费，因为当人们有了这些利好消息的刺激，自然就会充满消费意欲。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由于部份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也不看好，连带通过投资香港去进入大中华市场的动机也下降。香港经济以后靠什么？人们问。 恐怕一般人也不能一下子退守街头，期望在街边卖街蛋仔置业兴家。这其实会被视为非法小贩。饮食业人士一听到食环署就闻风色变，因为确实要符合很多规条才能合法开业。香港在 21 世纪剩下的 7、80 年要转以甚麽来养家兴业，其实是一个正在燃烧的问题。 资深建制派议员谢伟俊近日发言时少有批评当局，称特区政府似乎走向“小红书治港”，指出一些民生政策上过于强硬，例如机关滥发告票，政府不够重视本地人意见和利益等等。他被特首李加超严词批评“制造矛盾”、言论迂腐和危险、“令人想到黑暴时期”等等。事后谢表示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大家都是为香港好”。风波匆匆，但议会中人内心对香港前途或社会的不安不难感受。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谈到香港经济问题时表示： “……北京认为由乱到治，中央已经跟你做了，因为从《国安法》等等，已经跟你做了。由治及兴这个工作，完全是香港问责官员的责任，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执行不理想，是可以影响到他们以后的表现的。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民生经济的事务也跟政治事件扭在一起理解，出现了北京也觉得过了火的事例。” 《明报》引述，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及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的意见是： 香港支柱产业如金融及旅游业未走出寒冬，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及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认为，本港仍有前景及希望，但本港正面对存在危机（existential crisis），多个产业没新卖点，例如金融业今日不知明日事，又反问：“你估我们还可以依靠大陆游客，可以撑起经济？”虽然政府积极推动中央定下“八大中心”策略或发展创科中心，他形容这些“是口号、无内容”，国家也不会帮香港“吊盐水”，未来两三年需辩论本港何去何从，及确立步骤重建新定位。 感到香港连经济都失去方向的忧虑情绪，在开关之后迅速征服香港各界。左中右黄蓝，虽然不同群组人口在不同问题上彼此不同意，但在经济前景的感觉上，他们事实上的分歧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巨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