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內蒙古气温在零下。阿拉善盟一间蒙古包餐厅热气腾腾，正举办96级阿左旗第六小学某班的同学聚会。烤全羊、羊背子、黄焖羊肉、热奶茶、面片汤、血肠摆满餐桌，有人唱起蒙古族祝酒歌，所有人应声附和。
阔别近20年的娜仁与海清，在这里重逢。
两人都是蒙古族，生在80年代末，小学毕业后便断了联系。聚会上，他们得知对方和自己一样，2014年奔赴外蒙古，即蒙古国，学习、工作、結婚、生活。共同经历令他们打开话匣。
海清回忆蒙古国的自然风光，虽和内蒙差不多，但不知为何“外国的月亮就是圆”。 娜仁提起蒙古国，会不自觉地神往， “那边穷，但是人们都很有素质”，“真羡慕那种自然的，没有枷锁的生活”。海清点头认可，虽然他对“懒散“、”酗酒“的当地同事嗤之以鼻。
他们有那么多的能人学者，怎么就这样一味的西化了，怎么就把自己现成的文字扔掉。
言同语，书异文
蒙古语“娜仁”，是太阳的意思。2014年，她从内蒙古大学会计系毕业。作为“中学阶段蒙语授课”的学生，她和海清都在入学前读了一年的“民族预科班”，“有的人汉语太差需要读两年”。
那时，娜仁的生活兵荒马乱：深陷“不是很道德”的三角恋；慢性肾炎还没恢复；父母离异后，唯一的依靠外婆去世了。
“我就跟无根的草一样到处撞，想借用这样一次逃离重启人生。”她一路向北，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念酒店管理研究生。对想留学的中国蒙古族人来说，同源的邻国是方便选择。
呼和浩特到乌兰巴托航程不过两小时，但下飞机瞬间，娜仁意识到，短暂物理距离背后，是遥远的文化天堑。
内、外蒙古也称漠南、漠北蒙古，隔开两者的是蒙古人称为“噶尔拜瀚海”的戈壁滩——“戈壁”（Gobi）一词源于蒙语，指草木难生的旱地。
蒙古的高光时刻，在12世纪末。铁木真统一草原，被尊为“成吉思汗”，南征西伐，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
帝国很快分裂，及至明太祖逐鹿中原，蒙古人又撤离汉地。待满人建立大清，蒙古各部按归顺的先后被分为“蒙古八旗”、“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半自治的“外藩蒙古”又分“内札萨克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即内/外蒙古的前身。分野透露各部和满清的远近，也预言了清亡后独立的历史。
1911年，清廷被推翻，“清廷理藩院”的管辖地如疆、藏、蒙即争取独立。时局动荡，外蒙古人游走不同大国势力，在自治与独立间反复。1945年二战结束，得到苏联支持的外蒙古举行独立公投，以97.8%赞成率通过。次年蒙古主权获民国政府承认，在1961年加入联合国。“秋海棠”变“大公鸡”，成了蒋介石终身遗憾，毛泽东也在与苏联两次交涉未果后，称中共“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冷战间，蒙古国视苏联为最亲密盟友，成其卫星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深受影响——蒙古国的西里尔文字，便是烙印。
最初蒙语无法书写，相传成吉思汗创造蒙文，如今内蒙仍沿用传统蒙文，而蒙古国已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蒙语。
初到的娜仁没有料到，语言成了第一个障碍——言同语，书却不同文。“外蒙被西化了”，现已熟悉西里尔字母的娜仁仍极不认可，“他们有那么多的能人学者，怎么就这样一味的西化了，怎么就把自己现成的文字扔掉。当时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几十年了完全可以把它改正过来。”
但文字改革难一蹴而就。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民主改革后，蒙古国首任总统就计划1994年起使用传统蒙文，但经费不足，未能执行。今年3月，政府又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决定从2025年全面恢复传统蒙文。
陌生，又熟悉
传统蒙文到西里尔文，从竖写转为横写，更象征着熟悉的传统文化，与陌生的国家国民间的交织。同族的熟悉感，在文化冲击中慢慢减退。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海清，成功获聘蒙古国某中资房地产公司的工程现场管理。正式到任前，他苦练一个月西里尔字母。“其实就和汉语拼音一样。只要学会西里尔字母的发音，拼读出单词就可以了，发音还是和蒙语一样”。
让海清抓狂的，是“牛羊肉加奶油的西式做法”；严格的AA制也令他费解，“别说情侣，甚至是父子之间都存在这种情况”。
“（外蒙的）享乐主义，我理解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习惯了高效率的办公，在那边一开始就会很受不了。”同事下班失联，甚至上班也迟到早退，与随性的蒙古国人建立工作默契，是“非常头疼”的。“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特别是当我在工作中奋发图强的时候。”
读书的娜仁则从蒙古国人身上“借”来了婚恋观。
开学没几天，税务学课，年近60的老师接到丈夫电话：“亲爱的，你今天锻炼了吗？”“今天赚了50万蒙图（蒙古货币，约1230人民币）？”“你真可爱，真好，我今天要回去给你做奶茶饺子”。老师当全班面“撒娇”，让娜仁吃惊，可同学并不在意。后来，娜仁在课间、自习室门口，甚至答辩准备时都听到类似对话。
“蒙古国夫妻之间的感情都特别好，大多数女性不会要求男性准备房子，或是创造特别优渥的物质条件。他们大多从小青梅竹马，相互爱慕，自然地在一起。结婚证也不重要，有的人一辈子在一起也没领过证。”
娜仁研二去旅游餐饮公司实习，老板长她五岁，来自新疆，是土尔扈特蒙古族（属漠西蒙古）。两人相识8周决定闪婚。回想大学三场恋爱，每到张罗结婚就因对方“小瑕疵”而分手，娜仁觉得，蒙古国的恋爱环境“改造”了她。
海清到蒙古国次年，结识了妻子斯日吉。斯日吉家在乌兰巴托属中产阶级，高中就到德国念书，会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她毕业进了海清在的公司，同事聚餐慢慢变成单独约会，斯日吉会带海清去城市隐秘的角落玩，讲自己童年的故事，拉海清的手跳现代舞。
结婚、生子后，斯日吉报考第二个本科，学皮肤美容，计划开美容院。他想协助妻子创业，被一口拒绝，“她的独立让我都害怕”。
娜仁觉得蒙古国女性结合了传统蒙古和现代西方的女性特质，“在家承担繁重的家务，在外还要工作、赚钱、进修，还很注重时刻保持靓丽的外貌——火辣、性感、漂亮、时尚。蒙古国的女人真是超人般的女汉子！”也造就了蒙古国男子的审美，“他们不喜欢那种娇小柔弱的女人，他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就特别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喜欢这样‘没用’的‘麻烦’女人。”
她们有令人动容的爱心。娜仁去儿童福利院做志愿者，第一次去就被老师们感动，“她们每个人下班了都有自己的家庭要顾，但还是会自愿留下来轮流值班，陪伴在那些需要陪睡的孩子身边。”
福利院400多个孩子，父母入狱、双亡，或天生残障，性格、脾气、身心素质都不一样，只有20多名老师。
福利院实行传统蒙古包教育。半天在蒙古包上课，半天在室外游戏，摔跤、射箭、拔河、骑马。每个月有劳动日，让孩子放羊、挤奶、剪羊毛、打水。
蒙古国是游牧大国，草原、放牧、蒙古包，330万人口，相当大部分仍以流传千年的方式生活。草原的孩子在蒙古包接受传统家庭教育，参与劳动分工。“传统蒙古包是几代同堂，一家人没有高低老少之分，一起劳动生活。就连夫妻晚上行房，也从来不避讳小孩与老人在场。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类的天性，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
“而在已经被中原汉人文化深深影响的内蒙古，年轻人一成家要独立，孩子和夫妻分开睡，很多事情会避开孩子，教育也不会在自然劳动中形成。我们太刻意，顾忌很多，又失去很多，一直都很累。”娜仁补充。
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的民族国家
研三时，5个月身孕的娜仁准备在乌兰巴托生孩子，弟弟却到了巴癌晚期。电话里一句“没有姐姐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泪水决堤，放弃学业，暂别老公，回到阿拉善。弟弟病情得到控制，在蒙古国开始信萨满教的娜仁，认为受到萨满神眷顾。
她再也没回乌兰巴托。丈夫放弃生意，回到她和孩子身边。两人在阿拉善开了蒙古包式教育幼教园，带回福利院的经验。唯一不同的，或说换国家后须考虑的，是民族意识，“必须在幼儿园期间就培养蒙语思维，在母语熟练掌握之后，差不多小学二三年级再学习汉语。汉语也非常重要，毕竟是一项技能。”
相较成为蒙古国的大多数，她更希望在中国做少数民族。她从小生活环境汉蒙杂居，“有很多汉族朋友，左邻右舍从小就打成一片，包括后来创业，也都保持着紧密的来往”。
她认为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分许多阶段，我们蒙族统领过全国，清朝轮到了满族，现在是汉族。各民族相互影响，早就没有纯粹的种族区分了。我现在真的很珍惜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
中华民族史观中，忽必烈的国号“大元”列入“唐宋元明清”，游牧民族的草原便成了“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元朝开始，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开始跟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无法分开。”娜仁说。
娜仁对比蒙、汉语教材发现，自治区的蒙语教材“只是翻译汉语教材，内容都差不多”。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史被一笔带过，她略有不满，“中原文化说得太多了，元朝和清朝也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时候只有那么一两页纸。比如元朝只是把成吉思汗的生辰、死亡，大概的统治面积提到了一下，元朝就这样结束了”。
蒙古国的观点中，蒙古有自己独立、连续的历史，蒙古人和汉人是千百年的敌手，元朝是蒙古征服、统治中国的一个时期，而明朝，是蒙古丢失中原版图的历史阶段，到清朝，汉人、蒙古人都输给了满人。
“蒙古反华”、“蒙古仇视中国人”、“为什么蒙古对中国充满敌意”……网上有诸多类似讨论。一项2017年的调查，受访蒙古国民中，过半不喜欢中国（强烈不喜欢的超两成），相对地，对美、日的喜爱都超8成，对俄更达9成。
海清认为，这未必出自意识形态，可能是基于生活细节。“我们中国人太没有素质了，随处扔垃圾、在树干上擦鼻涕、室内抽烟等等。惹得人家对我们有意见也是正常的。”2015年夏天，他带几个汉族朋友去国家公园爬山，朋友趁人不注意在河里小便，十几个蒙古大汉围上来。蒙古国人注意自然保护，景区河水可游泳、钓鱼，甚至有人装入水瓶直饮。海清只好一个劲鞠躬道歉。
更让海清“丢面子”的是，中国商人普遍不讲信用。与海清私交甚好的客户，跟中国私企做生意，老板提出先收30%预付款再发货，收钱就跑路了。客户急得报警，但涉及“跨国诈骗案，寻人很麻烦”，拖了三年，不了了之。
“也许那个老板根本就没有逃回中国”，海清揣测。他在蒙古国五年，认识太多签证过期，或连护照都没有的中国黑户。去年10月底，乌兰巴托警方突击逮捕约800名涉电信诈骗的中国公民，全是用30天旅游签证来的。“别说蒙古国人，我遇见他们都哆嗦”，海清说。
并不密切的交往中，两国人无法一一解释的偏见逐渐定格。
去年底，因公司效益不好，海清离开蒙古国，决定回国和几个哥们创业，做牛羊肉外贸。碍于疫情，他目前没能回乌兰巴托。
上个月海清做了个美梦：太阳高挂，他带着四岁的儿子在草原骑马，尽情驰骋。醒来他给孩子拨去视频，一声“阿布”（蒙语“爸爸”），32岁的蒙古壮汉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