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末世物语 》导演空音央专访：末日当前 如何温柔抵抗？ 日本导演空音央《HAPPYEND》（中文片名：《青春末世物语 》）先后在平遥国际电影展、金马影展以及香港亚洲电影节放映。上映前，影迷早获消息，空音央的首部剧情片是一出以青少年成长为主题，却弥漫对未来焦虑的预言式电影。 真实世界中，科学家已经开始预言东京将面临一场毁灭式的大地震，灾难的大限迫近，而空音央已经率先在《HAPPYEND》建构2039年后的东京，在即将面临大危机的“临界状态”下，学校一步一步加强监控，新一代年轻人面对世界停摆，在监控无弗远届的岛屿如何作出温柔的反抗。 电影俨如一本导演日记，空音央在占领华尔街之后构思《HAPPYEND》，在不温柔的年代，希望以美籍日裔的狭缝身分思考日本一直以来的国族身分危机——倘若一天灾难降临，别被当权者以种族仇恨愚弄，因为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灵感来自日本关东大地震中的屠杀 故事核心围绕5位在日韩国人、非裔与华裔的高中生，他们组成音乐研究社，却因一场无心的恶作剧被校方标签为“问题学生”。学校藉此关闭社团，随之引入监控系统，对学生行为进行量化评分。同时，科技进步与自由倒退的速度同步，政府以地震为由，通过极端紧急法案，进一步扩大掌控权力，全方位控制国民的一举一动，电影中枯燥的世界让人感觉陷入了一种半永久的停滞又崩紧的状态。 “这个故事的灵感源自日本现代政治。”空音央解释，日本政府长期利用灾难强化控制，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朝鲜人大屠杀”，到2011年福岛核灾后政府对资讯封锁，历史一次又一次重演。“如果不反思过去，那么未来某天，这些事情会再发生。”电影虽然涉及示威与抗议场面，但画面上刻意避免展现暴力。正如滨口龙介与空音央对谈中所言，镜头通常隔着玻璃，与风暴保持距离，观众并非被带入暴动，而是被迫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空音央的创作不仅关注当代日本政治，还试图追溯其殖民历史对今日社会影响。空音央认为百年前发生7.9级的关东大地震，在这场造成10多万人丧生或失踪的天灾，当中隐藏着大日本帝国主义、歧视、民族优越感以及黑暗的政治角力，当权者借国民对异族的恐惧，在城内四处散布谣言，造成“朝鲜人大屠杀”惨剧。空音央深入探讨这场比二战更早发生的大屠杀，同时亦启发他创作《HAPPYEND》。 空音央忆起2014年做研究时，正值右翼团体“在特会”（不允许享有在日特权的市民会）在街头举行反韩示威，当时气氛让他意识到，日本并不像表面那么安稳，种族歧视与仇外情绪依然存在，将来可能因政治操弄而升级。而电影中非日裔的人们纵使在日本成长，也会被冠以“在日”称号，“在日”本身就带着某种‘非日本人’的标签。“日本人”这个身分，对某些族群来说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不断自证与被证明的东西。而这种殖民结构的遗绪，不仅体现在对“在日”群体的歧视，也渗透到日本对待移民、难民的态度。 日本社会学者小熊英二曾针对日本人如何异变成单一民族之说作出分析，上世纪日本藉殖民手段扩大日本帝国的版图，虽然已经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度，当谈及居日的异族人时，已用“在日”形容“在（旅）日韩国／朝鲜人”，打从韩国的日殖年代，“在日韩国人”生活上受到限制、吃尽苦头，至近代他们依然是弱势群体，日本电影《GO》正描写韩裔后代的困境。 这也是为何空音央选择在电影中描绘一个未来的日本，并让多族裔的角色成为主角：“如果日本社会不学会接纳多元文化，未来的冲突将会更严重。”空音央认为，日本人若不反思殖民心态，历史可能会重演；加上面对少子化，若要保持经济与全球竞争实力，不得不接受移民，并接纳“移民的子孙成为新日本人”。 如某天战争来临 新一代仍掌握命运 空音央凝视日本独有的国族认同身分，这或许与他的身分有关。“我出生在纽约，但由于我的父母是日本人，所以从小就知道自己来自日本。”除了在小学时在日本度过了三年，人生大部时间都在纽约、与康涅狄格州之间度过，直至4年前，为了准备拍摄《HAPPYEND》才第一次正式在日本生活。对他而言，搬到日本并没有那么大的文化冲击；同时他发现日本表面上是有礼、安静、干净、美好，但糖衣下却存在许多极其混乱的问题。 空音央坦言，当前的日本政治局势，让他感到不安。自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决定5年内增军备预算至48兆亿日圆，2025年防卫预算案增至8兆亿日圆，是9年前的两倍，但年轻人对此却少有反应，“我害怕日本会卷入战争。当历史重演时，最容易被卷入战争的，就是年轻人。如果没有人传播抵抗的文化，那么当需要站出来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的电影，不是直接鼓吹反抗，而是希望让观众意识到——“我们的行动有选择”。电影中的主角们并非英雄，也不一定知道该如何对抗体制，但他们的挣扎与困惑，正是成长的一部分。正如片中主角优太与洸的友情，因政治立场的分歧而面临破裂，但这场危机，反而让他们更清楚自己的选择、关系会改变，但不代表它不重要。 “也许只有这些孩子会这样回答，但我认为，将来他们会更有必要认识到，有时打破规则也是必要的。如果将来日本征兵成为法律，有人告诉我‘为国捐躯’，我会说‘永远不要死’。即使有法律和规则，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错事’，他们是不必遵守，那么，到时候他们就无法打破它们（这些规条）。”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每天参与“破坏性活动”很重要。这部片的结尾没有明确答案，但正如空音央所说：“未来不是注定的，我们还可以改变它。” 电影像一本私人日记 空音央在不同访问中经常被问到想向社会传达什么讯息，但他不认为电影是为了传达特定讯息，“内心涌出写作的渴望和无法抑制的情感，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部电影。它更像是一本日记，描绘了我的政治思想变化、对社会的愤怒或对朋友的爱。”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空音央开始关注资本主义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随后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更进一步启发他对种族问题的思考。而当他回到日本时，发现当地的政治气氛与美国截然不同：“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普遍冷漠，但这并不代表政治问题不存在，问题只是被掩盖在表面之下。”这样的觉醒，成为他未来创作的重要基石。 除了纪录父亲最后演出的《Ryuichi Sakamoto | Opus》，他拍过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族反思自己身份的纪录片《阿伊努》，他的两部入围过大型影展的短片《一夜爆樽》（2022）、《The Chicken》（2020）可以说是《HAPPYEND》的前身，同样展现一份青春气色，“我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战后日本现代性的文章，特别是七十年代之后的一些议题。有人认为，战后日本曾经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身分，但这种努力无法完全成功。如今在日本，围绕国家身分的讨论愈来愈激烈，人们不断问自己：什么是国家？我是谁？”这种讨论让人感觉到日本在身分认同上就像一头“独角兽”，努力与其他民族融合，但在悠长的现代史，意识上又抱着“非我族类”的态度。 示威、静坐还有用吗？ 访问的时候正值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大胜，眼见现时右翼的力量抬头，过去相信人们可以透过示威游行、静坐、启发和改变社会，但今时今日，自言左派的空音央还会觉得抗争还有作用吗？ 空音央说：“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当人们需要对某个问题进行抗议和发声时，警察会说‘这很烦人’，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现在不是时候’。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当美国使用的导弹被运送到越南时，人们举行静坐示威，试图阻止火车运输。然而，考虑到目前的公众舆论，我认为人们会说‘那是一种（对社会的）滋扰。’我想知道，对你来说，如果让日常生活顺一些比较好，还是阻止杀害越南人民的飞弹所带来的‘不便’更重要？” 回到日本，空音央认为日本核心传统潜移默化地阻碍新一代反抗的可能，“除了‘mottainai’（“もったない”指无用、无意义）之外，我认为‘meiwaku’（日文“迷惑”指令人困扰的事）也是反映日本社会的典型字眼。这两个术语经常被用来避免触及问题的核心。我认为觉得有些事情很浪费是件好事，而且我也认为不要给别人带来太多麻烦通常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即使这意味着制造麻烦，你也必须做某事。” 空音央出席公众场合会穿上印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图案T-shirt，instagram亦不时转发很多有关以巴冲突的新闻，“我确实希望影片能反映这种温柔。这让我想起日本的巴勒斯坦运动，现在的运动更多地强调交叉性和包容性。比如，很多活动都会考虑到听障和视障人士的信息无障碍需求，努力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这种运动中充满了爱，不仅是对彼此的爱，也对那些制度的加害者充满愤怒。我觉得这是当代运动的一大特征。” 温柔的愤怒，政治的温度 大学时期在美国生活，2011年发生占领华尔街，开启了他的政治参与的热衷，当人在东京时他也会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示威，难免会问，自称左翼的他，当下不会很焦虑吗？“这确实很艰难。我知道许多人可能会放弃，但对我来说，让国家赢得这场战争是我无法接受的。放弃就等于让那些官僚得逞，我无法忍受看到他们因为我们的放弃而暗自窃喜。” 因此，在面对日益专制的社会时，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双重权力”，像列宁曾提出这个概念，也就是建立一个替代性层面的组织，通过全球网络相互联系并逐渐成长，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可以通过互助、组织行动、分发食物和提供医疗服务等来实现。这些东西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因为国家可能变得更加暴力，甚至逐渐失去提供这些基本需求的能力。我们正处于全球性的寡头政治之中。权贵利用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这些跨国巨头正逐渐成为新形式的权力中心。 “抵抗不一定是激烈的，它也可以是温柔的。”他笑了笑，身上的 T-shirt 印着支持巴勒斯坦的标语，似乎也在为这句话做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