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0日，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贾玲导演和主演的电影《热辣滚烫》上映。《热辣滚烫》翻拍自日本电影《百元之恋》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故事的主角杜乐莹在最开始的设定是一个32岁、未婚、无业、体重超标的“啃老宅女”。电影的前半部分展现了活在这些“失败”标签下的她遭遇的全方位恶意和挫折。随着故事推进，杜乐莹通过练习拳击减掉100多斤，并在影片结尾站上比赛擂台，打了一场在判决上为输，但她认定自己“赢了一次”的比赛。 影如其名，上映11天，《热辣滚烫》的票房已经破30亿。与此同时，电影也在网络上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各种鼓励和夸赞让电影的热度一再攀升。 本片的“女性视角”和“女性叙事”是被提及最多的优点，观众普遍认可这位女导演成功塑造了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一部本土商业电影获得女性受众以及女权主义者几乎全方位的赞誉，或者至少是不忍批判，这在中文世界里是罕见的。然而，随着舆论的发展，一些批评电影的声音出现，与支持者的意见形成两极分化——豆瓣页面下面有打一、二星的评论直呼其“烂片”，认为本片无论是人物还是剧情都“处于一个不及格的水平”。 笔者第一时间和女权伙伴走进影院观影，虽带着已经调整过的期待，但依然在观看《热辣滚烫》后感到被“重创”，甚至内心升起一股恨意——为何我们只能消费这样的文化产品？这篇文章不是为定下答案，而是为了提出问题，问我自己，也问不愿接受女性叙事和女权主义“到此为止”的朋友： 贾玲和《热辣滚烫》的成功暗合了怎样的社会价值取向？尤其在互联网上，杜乐莹的“逆袭”昭示了对女性叙事怎样的期待？票房飘红和大众热议等于真正的文化需求被满足了吗？一边倒的赞美和鼓励之余，中文世界是否还有勇气直面创作的局限，以及女性叙事正在被层层筛选的现实？女权主义还保有探讨公共议题的视野和空间吗？ 贾玲的大幅减重与成功转型 在拍摄电影的一年多时间里，贾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电影面世前，贾玲的新形象更是被严格保密。2024年1月11日，贾玲发布微博为《热辣滚烫》的上映预热。她提到在过去1年里“成功减了100斤”，并说“瘦了100斤的我，现在只要和大家见面，就是对电影最好的宣传，可是我舍不得……”，希望网友能在电影里看到惊喜。这篇内容截至写稿时依然是贾玲的微博置顶。 虽然在电影宣发期间，贾玲反复表示电影并不是关于减肥，并强调主题是“爱自己”。但无论是电影本身呈现的叙事与画面效果、影片所营销的“卖点”，还是观众的注意力和舆论的话题，均主动被动地聚焦在了减肥这个元素上，这也是影片一个主要争议点。一些批评者质疑贾玲顺应并加强了主流审美对超重人士的污名化和歧视；“减肥”的行为也因此变得十分可疑——迎合主流审美观的身体改造，本质上和“爱自己”是矛盾的。 喜剧演员出身的贾玲，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小品、相声和电视喜剧。在舞台上，她的“胖”和其喜剧形象是浑然一体的，她也常常用“胖”当做自嘲的笑点。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性公众人物，贾玲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大众对其外表的凝视之下。 2021的2月，贾玲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那时的她还是一个公众眼中的“胖子”，因此宣发时从来都避不开外貌和体重的问题。当时她采取的是拿自己开涮的策略：在接受腾讯旗下的影视平台鹅斯卡采访中，她在被评论和长发沈腾越来越像时，说“那是我的荣幸，腾哥长发很帅的”；她也会主动说“我不允许他（陈赫）减肥，只有他陪我胖下去观众才发现不了我胖了。” 同一场采访里，贾玲被问及关于《你好，李焕英》的票房预期时说“破30亿就瘦成一道闪电”，随后仰头哈哈大笑。这段关于瘦身的问答最近被频繁地翻出来，成为为《热辣滚烫》造势的绝佳回响：贾玲赢得了过去的赌注。当“海口”变成“金口”，“瘦了100斤”这肉眼可见的巨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她的诚实和努力。 其实大众对贾玲身材的凝视远早于《你好，李焕英》的走红。其中最为典型，甚至称得上“公开羞辱”程度的，是2015年春晚舞台上，贾玲参与演出的语言类小品《喜乐街》。一出场，她就被主持人调侃为“大龄剩女”。接下来的表演则开始用各种调侃把贾玲塑造为一个不美但爱参加选秀，除了爱吃一无是处的形象，其中歧视性言论的密集程度可以用“像机关枪一样”来形容。 《喜乐街》最为“出圈”的梗莫过于瞿颖出场后“女神和女汉子”的并呈，在前者因窈窕迷人而在择偶市场上轻松胜出的对比之下，后者只能顺应这套规则下的刻板印象，把自我贬低和自我伤害包装进自我嘲讽。更讽刺的是，不知是为了顺应春晚的合家欢氛围，还是为给前面巨量的歧视找补，小品以人人主动奉献、帮助贾玲“改造自己”，而贾玲则感动于“虽然我没钱没工作没男人但我有朋友”的荒诞落点收尾。 这个小品之后不乏嘘声，批判的火力直击贾玲，她被质疑侮辱和歧视女性。但同时，她也得到了顺应社会评判、并做出自我嘲讽的奖赏——在主流文化中以真诚、坦率、亲和、正能量的形象进一步立起来，成为数亿观众所熟知的国民级面孔。 有评论认为，她在成名路上接受的歧视，是为了“红”而交的“投名状”。早些年贾玲通过“自嘲”这样表面上大度体面，实则可能很伤自尊的方式，在国家级的舞台上赢得了一些名气。当然，笔者不能断言她自己对此是何感受，是否也存在所谓的“身材焦虑”。只能看到在《热辣滚烫》里，她的成功转型，以及人们的“刮目相看”伴随着其大幅度的减重和身材变化，颇有些一雪前耻的气势。 其实，《你好，李焕英》在当年上映后的短短一周内票房就超过了30亿，并最终突破54亿——在2023年《芭比》全球大热并超越这一数字前，贾玲是全球影史上单片票房最高的女导演。但与实实在在的商业成就相对的是，“瘦成闪电”的玩笑仿佛才是网友更乐于找贾玲翻的“旧账”，并被拿出来以赞美为名完成对她的规训。这意味着，在作为一位成绩傲人的导演得到承认之前，贾玲仍旧被当作一位身材失范的女性看待。 《热辣滚烫》对超重人士的刻画很难说比《喜乐街》进步多少。比如剧中出现一位超重者的职业是扮弥勒佛与人合照，或表现减肥前的杜乐莹“懒”、整天睡大觉、翻身困难、游手好闲。情节上，影片也多次让观众以上帝视角看出男主对杜乐莹没有“性趣”来制造戏剧性，并借同事之口对杜乐莹说“男的约我们出去是为了办卡”。对超重人士习以为常的歧视被影片当作取之不尽的“梗源”，在巨幕上反复出现。 此外，杜乐莹胖得没有由来——“肥胖”可能源于生理或心理疾病、边缘化的身份、社会的压力等等，影片里没有任何交代。而同样毫无来由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好人所遭遇的所有恶意，这正好和人们对“肥胖”的歧视所暗合，因此才变成她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肥胖”被内化、窄化成个人层面的问题，减肥则是“与自己的斗争”。至此，观众已很难想象杜乐莹拥有除减肥瘦身之外别的“爱自己”的路径，也很难期待本片能对肥胖的议题、对基于体重、身型和外表的社会偏见，及其作用机制提供可供反思的空间。 巨大热度的电影带来的影响力也是显著的——当身材超重的人回家过年时越发难以承受家人的目光，当家庭组团观影后亲友们仿佛得到通行证一样调侃家里的“胖子”；当封闭式减肥训练营开始拍摄家长以“学学贾玲”为由送“胖小孩”进营的短视频，当大量的年轻女性涌向拳馆买课，期待也能“变瘦变强”甚至找到自我时，指出《热辣滚烫》在立意和呈现上的不足是必要的。 演员绑架了角色却被捧上神坛 演员为了演戏而大幅度增重、减重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观众大多很清楚，荧幕上的故事是虚构的，并不是现实，演员这么做是出于塑造情节、角色的专业性；而非通过角色来凸显自己的努力、营造自我感动，甚至将电影创作当成回应个人议程的工具。有很多评论指出这部电影更像是贾玲的“真人秀”，正是在表达对本末倒置的“创作”的不满。另一方面，因为贾玲和杜乐莹的人戏难分，使得人们忽略了影片所制造的“励志”、“逆袭”的神话，在现实中只不过是一场幻觉。 贾玲花一年时间全力以赴练习拳击，减掉了半个自己，练就清晰的肌肉线条，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成果需要通过多么决绝的毅力才能实现。但是，除开她个人的努力之外，这也是她和其团队在拍摄电影时的一大工作重心。 贾玲的减肥、塑形有着专业团队的协助，可以不上班地长时间密集训练，还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杜乐莹这个角色却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她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在街头小餐馆打工的普通人，宅家十年首次独居，房租1800，月薪才2500，而300元一节的拳击课远超她的消费能力。这些被展示却未被解释的经济账，让角色的行事逻辑变得缺乏说服力。 真实、真诚，是常见的对《热辣滚烫》的赞美。然而如此简单的设定都不合理，本片的真实性何在？作为普通观众，比起被海报上的营销广告“你赢过吗？哪怕一次”的热血击中，更真实的情绪，难道不是基层打工者被“300一节，10节起卖”的售价刺痛吗？ 有过健身经历的人不难想象，杜乐莹其实缺乏足够的时间、金钱、精力坚持高强度的训练，很可能一年到头体型也没什么改变，这样她还能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的态度，实现“爱自己”的命题吗？脱离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和人物背景的杜乐莹显得非常悬浮，似乎无法作为有主体性的角色立起来，只能作为贾玲的影子存在。 2月18日，贾玲在微博发布《一切都来得及》的歌曲MV。MV的开头前两分钟里，瘦身前的贾玲唱着“一切都来不及了”，同时穿插减重训练片段。中段则是瘦身后的贾玲改换台词唱“一切都来得及”，最后两个贾玲面对面互相鼓励并一起唱出“现在就爱自己”。 显然，这份MV至少提前一年就有策划、拍摄并被安排在了宣发计划中，并选在电影上映一周、最需要推热度时发布。MV拍的就像减肥小广告一样，不断将“before”与“after”的贾玲并呈来博眼球、炒热点。在这样的操作下，贾玲强调本片“与减肥无关”并说自己是科学减重，在微博置顶“希望她们俩你们都能喜欢”的引导，都显得如此机敏，无非是既要营销效果最大化，又要避免留下话柄和引发争议。 《一切都来得及》的MV画面也让人联想起电影的高潮部分：杜乐莹上场比赛前从玻璃反光里看到了过去超重的自己，后者还竖起了大拇指。在如出一辙的手法里，贾玲和杜乐莹的边界一再被擦除，本就面目模糊的杜乐莹进一步和贾玲同化。演员站到了比角色更为台前的位置，沉浸在只关乎自己的热血浪漫中。 虽说演员和角色互相成就是很平常的现象，但演员自身的存在感盖过了角色会被认为是不专业的表现，而像本片这样，演员绑架了角色却被捧上神坛，着实令人不解。 从营销的角度看，不难发现，这种对自身和角色边界的模糊是有意为之。但这种模糊却让我们对电影的观感很容易受到道德绑架：当一个女性身体力行的超常努力和珍贵的自我价值被放置在前景，作品本身反而被架空，观众很难抛开贾玲本人去解读和评价电影，以致于负评也常常止步于“不忍批判”。甚至在女权主义者眼中，批评可能会被一概而论地归纳为对贾玲本人、对女性角色、女性导演的攻击。笔者观察到很多影评，往往都会在开头先声明“并不针对贾玲”、“贾玲是好的”、“我也是女性”、“我支持女导演”，才能表达对电影的不同看法，这也未免尴尬。 被忽略的刻板印象，与投机的女性叙事 在称赞的呼声中，女性视角和女性叙事是其中瞩目的“优点”。然而从这一视角出发，《热辣滚烫》的问题也很明显。除了贾玲饰演的杜乐莹之外，其她女性角色都扁平和刻板到让人出戏——她们全都在欺负、利用女主角，且无论和剧情有没有关系，都要牵扯出她们的情感经历——李雪琴饰演的闺蜜当“小三”、张小斐饰演的妹妹“婚内出轨”有了私生子，就连仅仅出场几分钟的马丽饰演的心理学专家，都要在节目上曝光和一旁的男嘉宾是离了婚的前夫妻；唯一没有提到情感经历的是杨紫饰演的表妹豆豆，但最后她却被证明是个“绿茶”。 另外，杜乐莹打拳的拳馆里的其他女性学员，首先被默认为直女，表演也仅限于看到腹肌就尖叫，以及健身的主要目的就是和男教练暧昧。相较之下，无论是情感上还是道德上，杜乐莹都是剧中唯一一个“清白”、“无辜”的女性。 这是一个过度自我中心的视角。似乎把女性角色如此标签化无伤大雅，只要她们能工具性地衬托出杜乐莹（实际上是贾玲）“爱自己”的命题，“对着健身教练的身材发花痴”等降智到不可置信的情节就可以被忽略。笔者并非要对一些“喜剧效果”上纲上线，而是不禁困惑——为这部电影套上女性主义光环的人，难道并未以女性主义的标准评估这些情节？ 《热辣滚烫》中的男性，包括男主昊坤的形象可说同样流俗，却也可说非常“典型”：一个随地撒尿、爱喝酒吹牛、心高气傲却平庸窝囊、不拒绝不负责、对拳击的热情止步于现实利益的男性。但流俗在这里反而成了优势：比起国产电影里太多被美化的男性角色，昊坤因平庸和令人生厌而显得现实。 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早已不乏对各种有毒的男性气质的归纳：普信男、油腻男、爹味说教、男言之隐、随地大小爹......这些概念和术语被女性网友照单全收，甚至做成表情包在网络辩论和骂战中更快速地调用。 昊坤能调动女性观众的“众怒”，这正是贴合“网感”的男性形象的讨巧之处。当看到一个在路边随地大小便后，还对女人“随地大小爹”的男人出现在银幕上，女性散落在一次次网络骂战中的经验立刻被唤起，为《热辣滚烫》补上了一个欣赏思路：第一次见这么戳破男人的，比“爱男”故事好多了。 一个女性成长主题的电影，却以“让男的破防”为标准，无异于自我设限，这是令人难过的。 杜乐莹进入拳击的过程也和她与男主昊坤的关系深度绑定：在自己的房租还是母亲垫付的情况下，为了让男主赢，她向性骚扰自己的老板预支工资来收买男友的对手。着墨过多的“追男神”感情线持续占领着女主对拳击的探索：在她很可能因“没时间训练、没钱上课、被老板解雇”等各种现实因素的阻碍下，拳击之于杜乐莹的必要性却未被阐明。 而贾玲在宣发中又说了，这部电影“甚至跟拳击关系都不大”。一项缺乏内心热爱的运动，又如何令杜乐莹超越外界的评判，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杜乐莹为了接近昊坤走进拳馆，感情受挫后，她的动力转向了颇为抽象的“赢一次”——也就是模棱两可的“爱自己”。结果她丢掉了100斤和不值得的男人，赢得了家人的尊重，以致从前背着她“偷情”的前男友和前闺蜜都已认不出她，被勇往直前的她远远甩在身后。 与其说这是鲜明的人物弧光，不如说是这个扒高踩低、欺软怕硬的社会的一体两面。个体的自强自立也许回应了女性的“低价值感”困扰，和女权主义者长久以来对于“失权”的焦虑，也让她们看到了自己渴望的能动性，但这在公共层面上的意义十分有限。 原片《百元之恋》里，女主角一子的处境，是日本很多失去生活动力的年轻人的缩影——分析其社会背景的文章已有很多。她练拳击的动机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个人兴趣——她在“颓废期”就总是在房间里打拳击游戏；和打拳的男人的关系是她接触到拳击的契机，却不是目的；亲眼观看拳击比赛后，她被拳击手间的互动吸引；也因不幸被同事强奸，激发了她要在残酷的社会里坚强生存下去的意志，她终于开始主动参与这项运动。她比赛前后判若两人的状态也不是通过大幅的体型变化来表现的。结尾一子接受自己输掉了比赛，并牵回了前男友的手——他们通过拳击互相看见、在饱经生活重锤后有了“同病相怜”的连接，虽然无奈又不甘心，但这比起“今天的我你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式的速食爽文更加真实。 “拳击可不是自我满足的工具”，一子的拳馆教练早已一语中的。其实电影也同样不是这种工具。 在中国，商业电影的成功早已被框定在了“服从审查、讨好大众”的桎梏里，甚至有评论将本片“在错率极低的春节档里零出错”的表现当成电影的成就。这注定了走进电影院的观众不会受到真正的挑战，而他们也将越来越无能接受挑战。 走出影院，煽情背景音乐和热血打拳画面在脑内震荡，观众更无暇思考杜乐莹脱离有毒关系和无望的生活所面临的难度、所需要的社群与社会支持，可能远超“给她一个拳套，她就能站上舞台”的大女主叙事。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了唯一的解法，甚至被包装得无比浪漫。《热辣滚烫》造出了新一代女神——不是“白幼瘦”，而是用肌肉说话的打拳女神。它确实顺应或者推动了时代对女性审美的进步，但并未提出“选高跟鞋还是勃肯鞋”的真问题——影片开头“不修边幅”但也应该活得轻松自在的女性，为什么就不能“爱自己”？ 不出所料的是，《热辣滚烫》就像每一个涉及女性的话题，在互联网的泛女权社群中被简化为性别战争，诸如“无条件支持女导演”，和“让男的破防就对了”，如此口号式的支持在强势占领话语上风的同时却显出了无力：更多的讨论被框定在了向下比较的思路里，不忍批判滑向不敢批判，让对于女性创作、女性议题的探讨失去了本该有的思辨和复杂性。 女权主义者的错位期待和被限制的公共参与 电影上映第三天，网上出现一段一位男子在《热辣滚烫》的片尾彩蛋播放时站在幕前激情打拳击的12秒视频，它被上千转发上万点赞，并不断被不同的短视频账号搬运、解读。这一幕被网友们拿来和《芭比》中肯的自恋热舞做类比，评论犀利地讽刺：“太值了，六十块的电影票还能看到二百五”。 “破防男的3D表演”让支持者将《热辣滚烫》比作“中国芭比”的称赞更上一层，但同时也也戳破了这貌似乐观的现状下的虚弱：女性的作品没有被当做作品来对待，而是当做舆论战的工具。这难道不是又一种不公正？在女性议题进入更加自由、深远的探索之前，女性仍然以对标男性的方式确认自己的位置。抢夺性别话语权的“战场”被延伸到原本无需放置过高期待的商业电影中。 以《芭比》为例，它在中文互联网掀起的热度和片方在中国市场的投入程度不成比例。这意味着，中文世界早已具备一批不再满足于男性主角、男性叙事，期待女性视角、以女性经验为主的作品的受众，她们也是活跃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广大泛女权群体。 当有女性导演、女性主演或女性视角的作品出现，“保护”成为泛女权群体默契的第一反应。在《热辣滚烫》前，被保护过的还有《爱情神话》和《芭比》，它们也都曾在热映期间遭遇来自男性网民的攻击。这些攻击有时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的纯粹恶意，如只要女性喜欢、有女权意味就打低分，行为近乎于网络暴力。于是，对冲式地给女性作品无条件打高分成为女性网民反击的方式。 长期以来，女性缺少自己的公共叙事，对这份亏空的不满使得社群想要填补给女性创作者超量的支持，以平衡社会和男性历史性的歧视和剥夺。如果说连电影都不看就打低分的背后是惊弓之鸟般脆弱的男性心理，那么“只要女人能上桌就必须支持”则是觉醒的女性草木皆兵、时刻准备背水一战的应激反应。电影评分上的“对战”是微博抢夺性别议题话语权的延伸，但它的根源还是得回到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议题上去，而非对一个目的是提供娱乐、而非碰触任何严肃议题的商业电影寄托如此高的期待和信任。 女权主义者对《热辣滚烫》陈义太高，其期待和诠释都体现出尴尬的错位，反而让人难以正视贾玲和更多女性创作者的局限和可能性。电影中的阶级现实被架空，角色塑造标签化，“肥胖”、“懒惰”被当做必须解决的个人问题，“爱自己”的选项仅限于“失败者”的逆袭，对创作者和作品的评价被困在“承认女性的努力”的诉求里无法动弹......这些虚焦的叠加导向了一场“精神胜利法”的幻觉：只要有意愿、够努力，甚至一部电影的功夫就能解开社会体制施加在人身心上的桎梏。 和《百元之恋》不煽情、不上价值、反高潮的取向不同，《热辣滚烫》则是打定主意把制造神话进行到底。在彩蛋部分，贾玲放上了过去一年的训练备忘录，展示自己超常努力的同时，似乎也在鼓励尚未离席的观众“你也可以”，这只能再次证明《热辣滚烫》是一部只关乎于贾玲个人的超长Vlog，身心俱疲的当代人根本难以复刻。而在议题层面可被思考和追问的空间，早在电影结尾，杜乐莹发出一条必然会收获无数点赞的“赢了一次”的朋友圈时，就已经被收缩。 在大多数公共讨论被压制的当下，性别话题成为了“毒”树上的“独”果，虽然幸存，但并不能幸免于这个有毒的、贫瘠的文化环境。真正值得关注、讨论和进行呼吁的社会事件被重重审查，于是明星轶闻、商业电影、品牌营销成为女权主义者退而求其次去放置期待、发起宣传和倡导的主要“阵地”，但这对于女权主义的想象和实践都是远远不够的。而一一次次期待错位带来的空转焦虑，困守在话语之争里精疲力竭，以及“时刻统一战线”的互相查验，消耗着社群内本已不多的信任。 如果《热辣滚烫》必然会被投射错位的期待，只能说女权主义者目前依然和“蜕变”前的杜乐莹处境相似：她绝望跳楼却不理解自己为何深陷困境，哭喊“好痛，但怎么一点伤都没有”；坚持公共性的女权主义实践在权力的打压下遍体鳞伤，被噤声被打散，因此难以被说出和看见。我们一次又一次投身于被压缩到极限的性别“战场”，只因对现状充满不解，但又不愿释怀。 但与“爽文”不同的是，女权主义并不通过“制造大女主”实现。在《热辣滚烫》被继续推崇的过程中，顺势添一把火并不困难。跳出主流价值观所炮制的逆袭叙事的迷惑，对商业营销在文化亏空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力进行公开祛魅，抱持警觉才能真正接受“失权”的现实依旧存在。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