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幽暗，面对面放着两把椅子。一个女孩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向对面的空椅子倾诉：“如果有这么一个对话的机会，我很想说我可以理解你，我觉得人都会做错选择，都会在自己的局限里伤害到别人。”她的声音越来越嘶哑，话语越来越急促，倾诉变成了控诉，呐喊，她声嘶力竭。最终，语言失效，她败下阵来：“其实我不清楚我在跟空椅子上的谁说话，可是就连空椅子都让我说不出话。” 女孩名叫张蓓蓓，这段黑白影像是她独立导演、拍摄、剪辑的纪录片《潜隐剧本》的开头一幕。空椅子技巧是她从“完形心理学”（又名“格式塔心理学”）中学到的治疗方法。在这里，空椅子代表曾经伤害或误解过来访者的人，通过对空椅子说出内心想说却没机会说出来的话，来访者可以表达被压抑的情感与诉求，宣泄郁结于心的负面情绪，从而获得内心的平和。 对蓓蓓来说，空椅子代表父亲和父亲背后的家庭权力关系。她这样解释创作的契机：“我在记忆里翻来找去，发现生活有两个剧本，公开剧本里的我被支配着表演顺从，而在潜隐剧本里，我几乎在歇斯底里地高喊我也要权力，于是我策划了一次有预谋的家庭事变”。 2024年4月6日，在纽约举办的“家庭影像 Family Lens 工作坊”的学员作品展映中，蓓蓓终于借助影像，倾吐出了埋藏在心底的呐喊。工作坊的导师、中国独立导演顾雪说：“蓓蓓是工作坊的娜拉，是第一个反抗、逃离家庭，对家庭说不的学员”。同学慧媛哽咽着说：“蓓蓓真的很勇敢，她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1 双相情感障碍确诊者的少年噩梦 蓓蓓今年24岁。从小，她就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条条框框格格不入。2016年，16岁的蓓蓓上高中一年级，学校强制午休，中午必须躺在宿舍床上纹丝不动，每天都有宿管阿姨逐个检查。一天中午，因为利用午休时间补习功课，蓓蓓被全校点名批评。她的申诉，又换来了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训斥。 这成了蓓蓓萦绕不去的噩梦。休了病假的她，在家中也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一度，她终结了和外界的一切沟通，躲进自己的房间里，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因为害怕做噩梦，她不敢睡觉，只有挨到凌晨，才能在精疲力竭之中闭上双眼。最终，在深夜里一次和父母的冲突中，面对巨大的压力，她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她大声尖叫，躲进柜子里，冲出楼道，用头撞墙。她被家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急诊室，当即安排了住院。 蓓蓓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第一次系统地接受治疗。前半个月她每天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胳膊上一直挂着盐水，虚弱得下不来床。当时蓓蓓尚未成年，住院需要监护人陪伴，是高中同学和朋友们照顾她度过了那段日子。 出院的时候，蓓蓓的头脑还是麻木的，无法思考。她尝试回学校复读了半个学期，但无法接受学校的氛围和进度，于是彻底休学，在表姐的建议下开始准备艺考。 2020年春节疫情爆发，艺考集训班停课，蓓蓓的爸爸也回家和家人一起隔离。蓓蓓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心学习。父亲即使不说一句话，她也时时处处感到无形的压力。从前她只是觉得爸爸不爱自己，从那时起，她开始好奇，父亲对自己的这种压迫究竟来自哪里？这种家庭权力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直到最终，她发现了影像记录这个方法。 2 顾雪的Family Lens 工作坊：让纪录片全然回到家庭现场 在独立纪录片导演顾雪看来，“家庭”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样本。她的第一部独立作品《鼓楼之下》，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追踪记录河南洛阳一家老字号膏药店里共同生活的三代人。片子里，面对时代变迁，老一辈坚持保留店面和传统生意。年轻一辈想要拓展业务，开梨膏糖厂，而没有继承权的女儿只能走出家庭，自己开一家珠宝店维生。 顾雪的另一部纪录片《家庭会议》。则全然回到了家庭的现场。片子记录了“五姨”病危进入重症监护室，一家老中青三代人，当天晚上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治疗方案的场景。顾雪曾在一次自述中讲了自己为何会把镜头对准家庭的一个原因： “我一个朋友的姥姥病危，当时所有的家人都拿不了后事的主意，或者不愿意说出自己的选择。朋友回家之后，看到姥姥的病症很痛苦，而治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后由他做了给姥姥安乐死的决定。我听到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震惊。因为我妈妈照顾瘫痪的姥姥十年，在那十年间，姥姥一直很痛苦，也曾经央求过妈妈让她去死，但是妈妈执念，如果上天没有把姥姥收走，她就要活着。” 最终，当顾雪面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对一位家人的生和死做抉择的时候，她开始如实地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家庭会议》，片子的英文名是《The Choice》，体现了家庭中每一个人对于生死的选择与衡量。 顾雪的姥姥姥爷有十个儿女，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类似的家庭会议场景在家族里经常发生。从2020年起，顾雪以妈妈的十个兄弟姐妹为拍摄对象，开始了自己的家族影像十年记录。《家庭会议》是其中的一个。 顾雪说：“开始的初衷很简单，想做一个活动的家庭影像相册。过去我们会用照片拍摄全家福，现在我想用影像记录的方式把全家人放在一部电影里”。 2020年是新冠疫情的第一年，顾雪的大家族里，每个家庭都需要居家隔离，无法聚会拜年，只能通过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顾雪请了十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朗读一条关于疫情的新闻，并用影像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她说：“每条新闻都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组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不同经历背景的人关注的话题截然不同”。这些影像组合在一起，最终成为纪录片《庚子新年》。 2021年，顾雪被长辈催婚和安排相亲，于是她把摄影机转向他们，让每个亲人讲述自己的婚姻状况和对婚姻的看法，由此思考婚姻的本质是什么。顾雪发现，“摄影机很奇妙。传统纪录片里，摄影机的功能是观察。拍摄家庭，你不仅是旁观者，记录者，也是家庭成员，必须身在其中，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回应拍摄对象。摄影机建立了一个通道，帮助拍摄者和家人建立一种新的对话、沟通和理解的关系”。 2022年，顾雪创立了“家庭影像 Family Lens 工作坊 ”，鼓励普通人拿起摄影机记录自己的家庭故事，通过拍摄家人建立新的对话、理解和陪伴的通道，让摄影机成为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沟通方式，给家族留下影像记忆。 “家庭影像”并没有用 film 这个词，而是 lens，也就是相机的焦段。顾雪解释说：“当我们用50mm镜头，70mm镜头，135mm镜头，不同焦段的镜头去观察家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之所以想建立家庭影像FamilyLens，是希望在这里去探索家庭影像的更多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与影像的关系，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自己和家人的关系，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3 “我的镜头天然带有某种侵略性，我想剥开某些东西” 在艺考到高考的冲刺期间，蓓蓓住在集训学校，切断了和父母的联系，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精力充沛，状态爆棚。终于，在被疫情推迟了一个月的2020年全国高考中，她考上了成都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影视编导专业。 在大学里，蓓蓓获得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体会到原来人生可以这么自由自在。大一、大二期间，她还是会偶尔犯病，但从检查到住院都一直瞒着家人。大二的一个冬日，她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突然觉得眼前的字一片模糊，天旋地转起来。她赶忙躺下，还挣扎着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可是世界旋转得越来越快，血液在她的耳边沿着动脉嗖嗖涌动，她的头脑好像要爆炸一样。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拼尽全力向朋友求救，然而一进医院，她忽然觉得各种症状都消失了，世界平静下来。从那以后，蓓蓓开始觉知自己不再是病魔的俘虏，她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症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求生不再是她的唯一目标，她开始思索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那个时期，她接触到成都欣欣向荣的独立书店。库闻，一苇书房，野梨树，屋顶上的樱园等等；读书会、观影、讲座、沙龙。诗人、作家、学者、媒体人、音乐人自由地穿梭其间，和读者们一同探讨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话题，共同构筑着精神的乌托邦。接触到这批有趣的灵魂，蓓蓓的世界打开了。她说：“我发现真实的世界很广阔。从前我无法接受的生活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被人为规制的一部分，在那之外还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 当一位老师告诉她，“双相情感障碍”只是一个医学术语，如果她愿意超越这种命名的束缚，那个过度兴奋或深陷抑郁的人都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她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是疾病叙事和心理学的各种流派。她渴望跳脱出病理学的框架，为自己寻找一种新的命名方式。 在独立书店里，蓓蓓第一次接触到独立纪录片，从徐童的“流民三部曲”，周浩的《书记》，杜海滨的《少年小赵》，到马克的《红在革命蔓延时》，怀斯曼的《提提卡失序纪事》，每一部片子都向她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立书店经常请来导演和大家畅所欲言，不像在学校的课堂上，放映的影片一旦出现某些“敏感”片段，老师们都会立刻关掉显示器，口述给大家后面发生的内容，而且非常委婉。蓓蓓说：”独立纪录片打破了我的认知框架，重塑了很多认识。我开始意识到原来纪录片是这么自由开放的表达形式，可以包容这么多东西”。 大三那年，学院的一位老师准备编辑一本学生论文集，蓓蓓选择了纪录片，尤其是“第一人称纪录片”或“私影像”作为研究课题。2022年底，当她在网上看到顾雪导演的第九期“家庭影像工作坊招募”新生，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工作坊里，大家围绕家的主题畅谈创作，探讨每个人的家庭角色，家庭关系，和家人之间的情感。第一节课，蓓蓓就提出了自己在家中的不安全感和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困惑。顾雪导演告诉她：“这是正常的，每个家庭里都会有这样的结构”。那是蓓蓓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认可。她说：“我一下子觉得很放心和顾导沟通，她能接住我的任何疑问。” 蓓蓓开始尝试记录自己的家庭影像。起初她对于拍摄毫无头绪，很害怕在家里拿起摄影机，却说不清究竟怕什么。她逐渐意识到：“我以为我只是不敢面对父母，后来发现我的镜头天然带有某种侵略性，我想剥开某些东西，呈现出它们背后隐藏的真相。” 每次课堂讨论，蓓蓓看到同学们镜头中的家庭大都温馨和睦，其乐融融，即使有偶尔有矛盾误解，也都能以忍耐与和解告终，她深知自己无论如何也拍不出那样的东西，只是为了完成每节课的作业而坚持下来。有一次，上课之前她刚刚和爸爸大吵一架，上课的时候一直不敢面对素材。这时，一个和蓓蓓年纪相仿的同学慧媛，也因为在拍摄中处处碰壁，和大家说不想继续拍了，这反而激起了蓓蓓信心。她说：“那时我就想立刻处理素材，告诉她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的观众是和我有类似困惑的人，我想向她们证明自我治疗是非常可行的”。 开始剪辑的时候，面对零碎的素材，顾雪导演鼓励她找回挑战家庭权力关系的初心，寻找属于自己的感觉。第一次剪辑了好几版两个人都不满意，蓓蓓很想放弃，顾雪安慰她：“有我在，这个片子不会太难看，我给你兜底”。在这样的鼓励之下，蓓蓓终于完成的自己的第一部家庭影像短片《上山的人》。 2023年3月4日，工作坊举办作品展映，邀请学员的家人或拍摄对象一同参加，形成交流的循环。蓓蓓没有邀请家人，而是请了身边所有的同学和朋友。观众给了她很多真诚的认可和鼓励。她说：“我发现影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工具。通过影片表现出来的生活细节和情绪情感，朋友们能更深刻地了解我，和我对话，分享她们的经历和感受，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能有这么深度的连结。当我发觉我的影像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我就抛弃了对别人的影像的一切幻想，开始做自己的表达。” 4 家庭影像的主题之一：心灵的创伤与疗愈 顾雪介绍说，参加家庭影像工作坊的学员分为几种类型：有的人渴望探索家族历史，回到故乡寻根，问自己从哪里来；有的人眼看父母和祖辈日渐老去，想给亲人留下影像记录；还有人和父母和有很深的隔阂，对家人的情感非常复杂，既渴望亲密，又很难打开心扉，心灵的创伤与疗愈就成为他们探讨的主题。 蓓蓓不是工作坊里唯一一个遭受精神困扰的学员。美院学生刘亭2019年因原生家庭原因被确诊为中度抑郁，2021年不堪精神困扰，决定休学。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休学申请必须征得父母的知情同意，刘亭不得不给家里打电话。她将摄影机指向自身，记录下生活、发病、咨询的日常，也记录下申请休学期间和父亲的矛盾纠缠。 生病期间，刘亭尝试和父母交流自己的感受，却处处碰壁，她记录下了那种挫败感。“之前我和他们说舍友的事，他们的态度是我有问题，我没和他人好好相处，我不会做人。我妈会指示我开心一点，我臭脸让她心情也差。‘有什么不开心的！ ’ 而且跟他们说我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式是，‘多见识一下世界，多和人接触’。我很累，我不要，就不能尊重我和我的痛苦吗？” 影片也通过旁白向观众揭示了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误解和偏见。刘亭说：“抑郁症受到的偏见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它有一些美化 (比如都是心地很好，对他人和世界很在乎才会受伤)，有一些盲目的浪漫叙事 (比如会以太宰治的私小说来带入这个痛苦的创作过程，由此说明精神病是艺术家的天赋)，还有更多的误解：抑郁症就是闲的。” 刘亭想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世界：“精神障碍有时不过是正常路径的延伸，我们不是线的两端。” 徐晏说拍摄使她体验了一个“看见”的过程。她的题材是母女关系。八十五岁的妈妈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她用镜头记录下很多妈妈喃喃自语的场景，本以为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可是在工作坊的课上，顾雪反复问她：“妈妈在说什么？妈妈到底想说什么？”她逐渐意识到，“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很心急，觉得拍电影就像学习变魔术一样，一心想看到结果，但妈妈更珍惜和我相处的时光”。 通过反复观看素材，反复聆听妈妈的话语，徐晏也经历了一个反观自己的过程。五十年的母女相处中，她对妈妈爱恨交织，“你养育照顾我，我爱你；你控制我，我恨你”。如今随着妈妈的认知功能日渐衰退，她想知道恨之后会出现什么。她说：“拍这部片子，最初是想为年迈的妈妈留下一些影像记录，最后的成片，却梳理了我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并对我们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因为我和妈妈的感情是这样的，所以我和女儿的感情不想这样。这种心路历程，可能很多中年女性都会在其中找到共鸣。” 影像在心理疗愈中的作用也是今年“家庭影像”关注的题材。顾雪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确理解我是谁，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当你拍下镜头中的自己，真实地把自己生命中最纠结，最困惑，最痛苦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你就会透过影像更切近地观察自己，观察家里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影像里探索一种真的东西，真实的情感、联结、反思，这是影像最重要的目的。” 5 她把镜头对准了暴怒的父亲：“我要过一种无所畏惧的生活” 蓓蓓发现，身边很多遭受精神困扰的朋友不懂如何自救，甚至抵触各种形式的治疗。很多人固守“是药三分毒”，更多的人不相信心理咨询，或者根本负担不起一个完整的心理咨询疗程的费用。中国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使得大多数病友们既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又不了解应该如何走出困境，只能生活在无助的阴影之中。 《上山的人》完成之后，蓓蓓的精神状态好转了。朋友们目睹她的转变，很多人私信问她如何应对双相，如何与双相的亲人朋友交流相处。她决定身体力行，给大家实践一个自救的样本。她选修心理学课程，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颁布的心理咨询师证书，也开始关注国内方兴未艾“艺术疗愈”活动。 她开始注意到，华西医院精神科有定期招募志愿者参与治疗方案的试验项目，还和川大艺术学院合作了艺术治疗的共建项目；2023年夏天成都美术馆为市民举办了艺术疗愈主题周，给大家展示了各种艺术治疗的可能性··· ··· 她说：“资源属于有勇气自救的人。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救赎途径，而影像疗愈就是和我最有缘的一种方式”。 在心理学文献中，蓓蓓发现了2007年由美国学者保罗·亚瑟（Paul Arthur）提出的“自我治疗式纪录片”（self-therapy documentary）的概念。这类纪录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来组织影片，“导演在影片中讲述心理创伤性的事件、家庭秘密或未愈合的情感伤痕。这些创伤往往来自于童年或青春期的记忆，影片通过在摄影机前与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亲人展开对话交流，以探索内心的隐秘。”导演创作的初衷和最终目的，在于对自身心理创伤的疗愈。蓓蓓说，这和她在家庭影像工作坊的体验不谋而合。于是，2024年1月她第二次参加了工作坊。她说：“我希望带着自己了解到的心理学知识，去实现一个自己能做到的家庭样本，把我的经验和方法整合进家庭影像创作之中，给大家提供一种自我治疗的可能性”。 空椅子治疗的场景是她为影片设计的第一幕，因为这是完形心理学中唯一一个不需要他人参与，可以独立完成的治疗方法。开始拍摄的时候，蓓蓓能强烈感受到空椅子的压迫。她说：“我不知道空椅子上面坐的是不是父亲，但我就是不敢对椅子说话。当我回到家实际拿起摄影机拍摄的时候，我可以对家人滔滔不绝，把一切情绪都发泄出来。所以空椅子上面坐的究竟是什么？我不确定，可能只是一种长期的习惯，一种自己给自己塑造的恐惧的形象”。 为了拍摄家人，蓓蓓做了精心准备。她用过去的素材剪辑了一个“合家欢”版本的影像给父母看，以此证明她的镜头的“正义性”。蓓蓓平时和家人基本是断联的状态，只有过年回家的时候才有机会相处。为了积累影像素材，2023年是她和家人接触最多的一年，她主动和全家一起去旅行，带妈妈出去购物美容，接妹妹到自己的住处玩，并且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一切。 她发现，“摄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如果没有摄影机，我是不敢做这些的。摄影机赋予我权力和责任，当摄影机在场的时候，我有责任把生活，把和家人的关系承担和继续下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逃避。” 冲突还是像定时炸弹一样爆发了。大年初二的凌晨三点，暴跳如雷的父亲不顾妻子女儿已经睡下，也不顾蓓蓓刚刚做完一个小手术需要休养，强行闯进女儿的房间，历数女儿的种种不是，斥责她从不关心“你老爸”，还用镜头和自己“斗争”。蓓蓓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一幕，神奇的是，父亲并没有命令女儿停止拍摄。真正面对父亲的时候，蓓蓓发现自己对于空椅子的那种恐惧消失了，她知道自己有权愤怒，有权表达，有权拒绝。她说：“我要承担起属于我的责任，我要过一种无所畏惧的，不需要逃避的生活”。 完形心理学强调对当下的“觉察”，蓓蓓发现这也是她从影像创作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她说：“影像是一种很直接的力量。工作坊对私影像制作的学习，帮我打开了一种觉察的方式。摄影机作为另一只眼睛，另一个我，介入家庭关系之中。它会在我不敢承认事实的时候，帮我呈现和解释出来。剪辑整理素材的过程会重塑故事，重塑我和家人的关系，编辑一个我真正想要走向的故事”。 6 未来的电影是一种爱的行动 农历龙年大年初一，蓓蓓在一本关于家庭治疗的书《热锅上的家庭》的序言里读到这样一段话：新春之际，祝愿一切挣扎的人，顺遂的人，寻找的人，都可以“经过家庭的洗礼，找到全新的家庭之爱”。蓓蓓说：“我们在家庭内部往往很难抛弃偏见，谈‘家庭之爱’，但在工作坊里可以畅谈家庭角色，家庭情感和家庭关系，表达这些私密的情绪和情感；大家的友爱和互助甚至超越了家庭的信任和亲密程度。在这里我找到了能承担起‘全新的家庭之爱’的一种实体。” “家庭影像工作坊”至今已经开设了20期，总共培训了将近一百名学员。很多学员作品入选了全国各地的电影节展，还有很多人邀请家人参与拍摄，在合作互动中建立一种新的沟通方式。2023年“家庭影像”策划了第一届“把摄影机指向自己——家庭影像展”，放映了二十一世纪近十年的优秀家庭影像纪录片作品。顾雪等人还在北京宋庄艺术区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家庭影像档案馆，收藏和家庭相关的照片、录像、电影作品、艺术创作，以及口述史、访谈等档案资料。 正如顾雪说：家庭影像是属于业余者的影像，是真正的自由影像。当我们带着创作者和艺术家的身份谈论家庭，就会对家的概念产生全新的理解，就会思考如何用最细微的细节，展示家的宏大概念。当我们以亲近的人为拍摄对象，用影像的视角观察和记录生活，与拍摄对象产生沟通，对话，反思，就能制作出带有个人属性的，自由的影像。 “家庭影像”未来的目标是普及影像教育，实现人人都可以在影像中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家庭故事。谈到未来，顾雪常常引用法国新浪潮导演和评论家弗朗索瓦·特吕弗的一段话： “对我而言，未来的电影会比自传小说还要更个人化，就好比是个人的表白或者是日记。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会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与电影关联在一起··· ··· 未来的电影不再由拍摄电影的工匠来完成，而是由艺术家来完成，创造一种新奇美好的冒险体验··· ··· 未来的电影是一种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