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错位的同志,错位的中华民国

“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孽子》这句话,说的是被逐出家门的年轻同志,又何尝不是那个,渡过海峡,搁浅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撰文 | 张洁平
11/13/2020
本文共2006字,阅读时间约4分钟

《孽子》剧场版重临,藉着这机会,我第一次读了白先勇自1977年开始在报端连载,在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的经典小说《孽子》。


读之前早已闻名,这是殿堂级的经典同志文学。而当身处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台北,午夜读来,才更体会同志文学背后的况味。孽子的故事,那个不容于世、藏在幽冥里的黑暗王国,原来在一层下面,还有一层。一层悲,一层寒。


无家可归、卖身动情讨生活的男孩子们,悲得哀艳恣意、动魄惊心。


那是午夜过后的“新公园”,他们如游魂一般,在主流伦常的世界里被唾弃、轻贱,被扫地出门,被剥夺了身份,在黑夜的莲花池边,交换情欲、钱财和同路人一点救命的温情。“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但真正的秘密是无法交换的。寒凉的东西,还未说出口,就已经哑在喉咙。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新公园、老眷村、六条通、淡水河⋯⋯这些孤魂野鬼流连在台北城的各个角落,每个地点,都关联一段身世,每段身世,都搁浅在时代的大江大海里。

 

舞台剧《孽子》中饰演李青的演员张耀仁。(图: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小说里的“我”,阿青,一个因同性情欲举动被学校退学、被父亲逐出家门的高中生,是战俘的儿子。爸爸是四川人,中华民国的中阶军官,抗日时曾立下战功,后来因为曾被共军俘虏的经历,随军到台湾后,被革去军职,蜗居在眷村一条死巷底“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里郁郁一生。娶了比他小20岁的台湾本省姑娘,阿丽。这段老夫少妻的阴郁婚姻里,阿丽生了两个小孩,在阿青8岁时逃离了家,晚景坎坷,至死才求儿子把骨灰送回眷村里那个“家”。


龙子,将军之后,因为同性情爱,并涉入情杀命案,被家族所不容。父亲将这唯一的独子放逐纽约,下令此生不再相见。十年后,将军父亲病逝,台湾为他行了国葬之礼,民众夹道致哀,而龙子在葬礼后三天,才被允许回台奔丧。


小玉,都说是“日本人的野种”,父亲从未现身,母亲告诉他,是在台北条通结识的日本华侨,有名有姓,但不知真假。母亲怀孕后这人就回了日本,承诺接母子到日本但转头就断了音讯。小玉风骚艳丽,名满江湖,是圈子里的红人却志不在此,一心一意只想找机会去日本,寻找生身父亲。

 

舞台剧《孽子》里的龙子、阿凤。 (图: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孽子》作者白先勇。(图:国艺会 / 柯锡杰摄)

台湾媒体在剧场版《孽子》重临时采访白先勇,问了好问题:主人公都是青春同志,流连聚散,为什么小说里却很少有性爱描写?白先勇回答:“《孽子》主题不在那里,它的主题是父亲,处理各式各样的父子关系⋯⋯”


儿子正因父亲的驱逐、不原谅,而成为“孽子”。这是儿子的悲。


父亲的心声在小说里很少直言,只寥寥几句:“他不忍见你——他闭上了眼睛也不忍见你。”“你们可也曾想过,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么?”


父亲被战争永远隔开祖先和家人,孤身流亡台湾,在地艰辛扎根,那小小的根,却脆弱得随时会被吹断。面对儿子是同志,且不容于社会的现实,父亲的悲,与其说是无法理解自己不懂的爱欲,不如说是自己根基寸断、家族无后的诅咒。作为儿子的父亲,被迫背井离乡的父亲,也成了家族的“孽子”。


儿子的悲,白先勇写得艳丽,法国书评人说他“研悲剧为金粉”,淋漓尽致。父亲的悲,在小说里则只有一幅幅无声静默、令人喘不过气的画面:阴影里的破藤椅、巷子深处的发霉的老屋、死去儿子的房间⋯⋯


“我要避开我的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败苍老的面容。”小说主人公阿青最后说出了秘密:流亡,既是儿子被驱逐,也是父亲被避弃。孽子,是父子两代人的宿命。

 

《孽子》小说封面。(张洁平摄)

 

小说里关于“父亲”形象,难得的轻松情节是这样一段:


“‘你老爸从前开什么飞机?’‘轰炸机,B—25 ,轰——’他用手做了一个飞机俯冲的姿势,‘他现在在家里养鸡。’‘什么?’唱机里正放一支汤姆· 琼斯的歌,声音奇大,我听不清楚。‘他养鸡!’他大声叫道,‘我们家有五百多只来亨鸡。’


我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没有比开轰炸机的驾驶员养来亨鸡更滑稽的事了。”


以笑写悲,更是无言。


“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孽子》里如寓言一样,反覆出现的这段话,说的是被逐出家门的年轻同志,也是他们孤身流亡的父亲,又何尝不是那个,搁浅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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