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太平盛世，只能透过文艺作品，隔空想像和感受他人在战火里挣扎求存的惶恐。但若然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是真理，那就是说只要政治一息尚存，我们都无可避免要活在战争阴霾。问题不在于会否爆发战争，而是何时、何地和何等规模，以及如何避免把局势推向无法挽回的边缘。 1952年4月25日的一次实验性爆炸（ AFP / AFP PHOTO ） 现时叙利亚、也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缅甸等战争消息，大多已消失于新闻滚轴，被新一浪国际冲突掩过。在欧亚大陆那边，俄罗斯为阻止乌克兰“脱亚入欧”，决心肢解后者的领土，据为己有，重新划定隔开北约的军事缓冲区；在台湾海峡，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先有《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温馨提示”美方要小心机毁人亡，后有解放军军演的肌肉秀。 联合国上月中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呼吁拥核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升“消极安全保证”——即不对非拥核国家进行核攻击的法律约束力，惟预料《条约》会遭到拥核国家的强烈反对。毕竟对所有拥核国而言，这些建议犹如自废武功。 政治家的思维大多都是结果导向，一旦被迫发动战争，人命伤亡只会是统计学问题，他们关心的如何用最少成本完成军事目标。不论是二战时美国前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决定用核武及早了结日本，减少美军在太平洋虚耗战的伤亡，或者人民舵手毛泽东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对核战发表的豪言壮语（“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都可佐证使用核武永远都在选项之列。然而这种想法受困于狭隘国家利益，无法超越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见证其发明的威力后，在自我审判时从人类处境出发的思考。 反对自己的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晚年接受访问时，谈及其发明的原子弹，冷静但沉重地说过，“世界从此不一样。少数人笑，少数人哭，多数人沉默⋯⋯”，然后引用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的经文，说“现在我变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段带有天启色彩的剖白，多少都是因为奥本海默已明白，其早年探究科学的好奇心和成果，已超出科学改善人类生活的宗旨，变成关乎人类存亡的道德困境。 二战末期，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发原子弹，间接让美军减少泥浆摔角的伤亡数字，迫使日本尽快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条件投降，但奥本海默没有因为其发明加快战争完结而自满，反而更借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务，游说国际社会管控战后的核武发展，并在1949年反对自己的国家发展氢弹，跟政府大唱反调，成为试图解决科学与政治道德问题的象征。在一场有关研发氢弹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强调“这种武器的破坏性没有限制。这一事实使得其存在和制造对整体人类构成威胁。从任何角度看来，它都必然邪恶是之事⋯⋯我们认为美国总统有必向告诉美国人和世界，开发这种武器是基本伦理原则错误的。” 奥本海默反对研发氢弹，不但超越科学家的研究视野，展现知识分子关怀人类未来的良心，更拿出巨大的道德勇气，间接否定自身的科学成就对人类供献。然而，在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年代，奥本海默却因其反对氢弹的立场，加上被指控早年与共产主义者过密联系，最终在猎巫行动中被撤掉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务。即使最终“叛国”罪名不成立，判决书亦指奥本海默有“根本性格缺陷”，以及与共产主义社团的联系“远远超出谨慎和自制的可容忍限度”。 或许这就是“曼哈顿计划”打开了潘朵拉盒子后，他作为领导科学家必须负担的结果？ 和平爱好者佩戴川普和普京的面具，手举核弹模型，在柏林进行反核示威（ AFP / John MACDOUGALL ） 相互保证毁灭 然而政治家大多都不会带有奥本海默的理想主义思维，将核武威胁提升到人类存亡的高度思考。冷战时期有套风行一时的军事理论——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假设冲突双方都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武力，一方受到另一方攻击时，不论任何理由都会倾尽全力武力还击，其预期便是冲突升级，保证双方会被完全毁灭，而结果反过来可以达致微妙的“恐怖平衡”，吓阻敌对双方首先出手，避免人类灭绝。 这种疯狂的理性博奕思维，或可解释冷战时期的“和平”氛围，但人的判断力并非时常准确，而且也需要机器协助，两者的互为影响往往无法让历史如钟表般运作、可预测地行走。例如，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赎罪日战争”中，美国收到情报指苏联正计划干预局势，保护埃及，因此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等人下达命令，开始调动军队，藉此警告苏联别插手西奈半岛的战局。纵然苏联当时正确地解读出美国的用意，没有立即将行动升级，但不久后，密歇根州空军基地一名美军机械员修理时，意外触动整个基地的警报系统，使得机组人员立即冲向B-52飞机，并随即启动引擎。幸亏当值人员最后判断出是虚假警报，及时召回机组人员。这段小插曲足以证明，人为失误和刹那间的判断力，或可巧合地串联成连环不幸事件。核战并非完全无法想像。 2006年9月23日，身穿导弹的抗议者在比萨罗斯街头游行（ AFP / JEAN-PIERRE MULLER ） 我们与核战争的距离 人们已逐渐淡忘广岛和长崎的灭世景象，但核战威胁从未远去。现时世界总有逾13,000颗核弹头，按数量分别由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北韩所持有。然而按科学家估算，人类大概“仅”需要100颗核弹，足以将地球推向末世之境。即使从国防部署来看，也只是北韩的数量是“合理”，而其他国家的核武数量，已远超国防所需和吓阻敌国之用。那些多馀的存量只是国家和民族彰显硬实力的KPI。 2021年全球核弹头估计库存 （ 歪脑 / 设计组 ） 核武作为国家使用暴力的极致手段，没有主权体会甘愿放弃这种本少利大的军事手段。大型战争的源起，虽说宏观地或像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领导大国，但政治终归由人操作，领袖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想像世界，以及由想像洐生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左右——领导大国认为后起之辈欲意取代自己的地位，后者又以为前者要靠压制来保护自身地位，两者猜忌加深，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观点看，如果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有其必然性，而人和机器又往往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失误和失灵，所以战争作为“必要之恶”必须靠制度约束其破坏性，而非靠政治家的主观意愿。 民主国家的选民可借公民社会的力量，由下至上推动政府逐步走向废核和裁军，然而专制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专制政权的特式之一，是公权力需要垄断传播媒介，向民众兜售极端民族主义，建构国家处于被敌对外部世界包围的印象。这种偏执的危机感虽然脱离现实，但统治上可以将焦点从国内转移国际事务，淡化内部矛盾，增强民族的向心力，维持政权统治的合理性。不过公民社会无法施展积极作用，民众至少对专制政权描绘的外部世界存有疑问，避免坠入虚构世界的圈套。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或许崇尚暴力是唯一埋藏在人性，而文明又难以驯服的本性。虽然战争从来没有赢家，但也从来未在任何历史时期消失。这证明人类从历史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能从历史学到教训，而原因之一是我们无法像奥本海默般，以超越自身所属组织的狭隘视野（现为民族国家），观看关乎整体人类福祉的议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