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出现的早期，人们普遍对它带来的激励公众参与的可能感到兴奋：不再由精英垄断发言渠道，每个人都有了发声和参与的可能。很多学者信奉这样的理论：这种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将会带来更高质量的民主生活；而对那些非民主国家而言，一旦有了这样的公众参与渠道，民主化的趋势便不可逆转。 如今回头看，这样的想法当然是过于天真了。最近几年，全球各个地方的人们都越来越感受到：社交媒体的确提升了公众参与，但这种参与并非总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参与也有非常黑暗的一面，比如排斥异己、散播仇恨、加剧分裂，乃至成为支持威权主义政客的力量。按照德国学者Thorsten Quandt的说法，这是一种“黑暗的参与（dark participation）”。 人们常常提到的“网络暴力”，就是这种黑暗参与的重要形式。它不仅在民主国家带来了危机和挑战，也在威权国家成为了政府进一步打击自由的好帮手。 网络暴力的形式和发生原因 “网络暴力”这个词，并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严格定义，但它有一些公认的表现形式。在几位美国学者发表于学术期刊《Violence and Gender》的论文中，她们将网络暴力常见的策略和形式总结为： - 诽谤和污蔑； - 贬低和辱骂； - 将住址、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发布在网上（即中文互联网上所谓的“人肉”或者“挂人”）； - 对个人电脑或数据存储设备进行黑客攻击； - 将攻击的过程录制下来； - 冒充他人，以达到骚扰或恐吓的目的； - 发送带有性意味的私信或图片； - 监控和跟踪，比如用GPS设备追踪位置。 这些网络暴力行为为何产生？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个体和环境两个层面切入。 在个体层面，网络暴力被发现与以下个性特征有关：低自控能力，高操控欲，冷酷无情，善于欺骗，缺乏共情，马基雅维利人格（也即，为达到目的、获得权力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这些个性特征也有可能会在线下的世界里导致暴力。 然而，网络暴力和线下暴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实施暴力的人往往是不可见的、匿名的，因此它吸引的不只是那些具备外在攻击性的人，也会让一些在线下不敢施加暴力的人选择在线上开展行动。 当然，网络暴力的出现绝不只是施暴者个人的性格问题，它还与环境特征息息相关。其中包括技术特性，比如网络的匿名性，以及社交媒体催生的言论极化氛围；也包括社会的心态，当一个社会缺乏开放包容和多元共融的价值观，那么网络暴力也就有了更“肥沃”的土壤。 说到底，所有的暴力行为都关乎权力，是有权力的人“秀肌肉”的一种方式，网络暴力也不例外。当一个群体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攻击对象。最典型的维度就是性别：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对象。在种 族、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少数群体，也更容易遭遇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严重威胁新闻与言论自由 网络暴力带有鲜明的价值观：对多元价值缺乏宽容，依赖仇恨而不是爱的力量，用拳头而不是说理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网络暴力的一个重要攻击对象就是那些发声表达的人，尤其是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人。 在很多国家，记者都是首当其冲的网络暴力受害群体。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极右翼政客和意见领袖煽动的民粹力量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攻击媒体机构和记者，称他们发布的内容是“假新闻”，乃至通过推特私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对记者发出死亡威胁。 在亚洲国家，针对媒体和记者的网络暴力也是屡见不鲜。比如印度总理莫迪和他的人民党（BJP）就频繁恐吓和打压记者以及表达异议的人士，将他们污名化为“反对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人。支持莫迪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网络暴力。他们公开要求谴责那些批评政府的记者，发出死亡威胁，如果记者是女性，则更容易受到这样的威胁。 在缅甸，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在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这些言论甚至激发了线下的暴力行为，导致了血的代价。 香港浸会大学的新闻学教授Cherian George回忆，早在2010年，他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开会时，就听当地记者说：他们认为自己面对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强硬派的穆斯林组织以及他们狂热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印尼记者认为，比起政府通过审查、抓捕等方式实施的政治控制，那些极端团体对记者的攻击是对新闻自由更加严重的打击。 在韩国，也流行着对记者的网络暴力。几位韩国学者去年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介绍说，从几年前开始，不少韩国网民就开始用一个词来攻击记者：기레기。这个词是由“记者”和“垃圾”两个词拼起来的，意思自然就是“垃圾记者”。在推特上，不少韩国人发布推文，直接否定记者的存在价值，声称他们“不应该去采访”、“没资格去任何新闻现场”。比如，有人贴出一场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并且评论说：“狗和牛都不应该被允许提问！哈哈哈，垃圾记者滚出！”他们还会通过段子的方式来嘲笑和否定记者。比如有人编了这么一段对话： 儿子：妈妈。 妈妈：什么？ 儿子：我没有梦想。 妈妈：好吧，那么，我建议你去当记者。 这类攻击言论是无差别的，有人赤裸裸地在推特上对KBS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说：“不管你做什么，你都甩不掉垃圾记者这个标签的！朽木不可雕。滚出这个世界吧。” 喷子们使用“奴隶”、“狗”、“卖国”、“妓女”等词来攻击记者。在这些网民要求中，韩国媒体都要成为政府的工具，只有在政府命令他们叫的时候才发出声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成为攻击的对象——这样的表述，在很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都并不鲜见。 韩国网民甚至专门做了一个叫做reportrash的网站，来鼓励大家集中揭发和羞辱他们不喜欢的媒体和记者。喷子们非常得意地说：“我可以想象这些记者的父母会对外吹嘘自己的孩子当了记者，现在这些垃圾记者的照片都被公开曝光，那些父母怎么抬得起头来？” Cherian George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媒体往往会强调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为民请命，抵抗强权。然而现在，当人民选择了不宽容，选择了非民主的价值观，媒体反而成了民众的攻击对象，这就让媒体和记者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而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健全的法治，记者就会更加担心自己在遭受攻击时无法得到保护。因此，他们更可能会选择自我审查，避开更尖锐和敏感的话题。也就是说，民众的网络暴力，能够起到审查的效果。 网络暴力与威权政治的结合 在民主国家，网络暴力往往是建制之外的力量，它可能对准任何人，包括普通人和掌握权力的人。而在中国等威权国家，网络暴力则往往更有选择性，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和政府自上而下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合流，共同打压着进步主义的力量。 一方面，政府尽管没有直接去组织和发动网络暴力，但在一些时候选择了对一些网络暴力的默许，尤其是对那些批评政府的人施加的网络暴力。即便实施暴力者采用了极端的语言和攻击方式，受害者也很难通过任何渠道制止这些行为，更难以获得道歉和补偿。而实施暴力者也很少受到惩罚，这与中国互联网严苛的管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实施网络暴力的人，也可以从政府释放的这些信号中总结出经验，更多地选择那些“安全”的对象下手，而避免攻击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或者是支持政府的个体。毕竟，倘若是对后者实施网络暴力，不仅自己的账号可能保不住，个人也有被拘留的风险。因此，他们其实是一种被驯服的暴力实施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主义的力量，往往遭受着这两种力量的“围剿”。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权主义，官方将女权主义者视为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威胁，而民间的网络暴力则将女权主义者更直接地打成汉奸、卖国贼。如果说，在“女权五姐妹”被抓捕的年代，官方尚且要顾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只选择个别案例下手的话，那么在现在这个网络暴力的年代，无需官方亲自下场，群众就可以通过网络暴力和举报将一大批支持女权主义的声音从中国的互联网上抹去，而官方则安然地隐身其后，即便有舆论压力，也可以声称这是因为“群众举报”、“民愤极大”等原因，这就让对异见者的打压变得更加容易、更有“正当性”了。 有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上的极端言论与西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在中国，对特定群体（往往是进步主义群体）发表极端攻击性言论的人，往往寄望于获得公权力机构的关注，借助公权力之手打击他们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在西方国家实施网络暴力的人不会使用的策略——也是根本不会存在于那些国家的策略。 因此，在威权国家，网络暴力的黑暗色彩更容易被国家机器放大。毕竟，网络暴力的不少核心属性，诸如对多元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拒斥，对暴力压制表达的推崇，都与威权政府有着臭味相投之处。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