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一个周末早上，在悉尼火车站台，个子高的大杨在人群中额外醒目。她挥着手，背着书包，脸上笑容灿烂，丝毫没有坐了一夜火车的疲惫。她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计划：吃完早饭后，就去海边玩，如果到时仍兴致未尽，那就坐火车往北走，走到哪玩到哪。 然而，就在几周前，大杨才结束了一轮精神健康治疗，刚踏出医院大门，就得赶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就在一年前，乌鲁木齐中路在新冠“清零”期间发生大火，造成10人死亡，引起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民众高举白纸抗议，运动也在海外华人当中引起回响。在墨尔本，当时只有19岁的大杨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后，决定成立电报群，支援墨尔本华人的“白纸运动”。 如今，上百人的电报群已寂静无声，但运动留下的创伤，却在澳洲海外学子中延续；他们试图从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统中寻求帮助，却发现壁垒重重。 白纸抗议后 她的爷爷感染新冠去世了 在墨尔本校园和街头，常能看到大学学生团体组织搭建各式各样的“街站”和举行抗议活动，从要求政府就采取更多行动改善气候变化，到要求大学管理层改革性暴力投诉机制和受害者支援系统，抗议、示威和集会是澳洲大学生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大学言论自由的象征之一。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自2019年起，成千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参加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示威”，要求政府倾听他们诉求。 两年前，大杨来到墨尔本读书，对澳洲大学的抗议文化也有了亲身体会。“本身我在国内就是一个左翼，比较偏马克思主义倾向，然后到了这边后，看到人有这个机会到街上参加集会，去表达自己诉求，向政府施压表示抗议，我就在想，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那为什么不（参加）呢？” 于是，大杨加入当地一个学生政治团体，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本地学生，也在这期间参与了气候变化、声援难民、伊朗和巴勒斯坦等议题的集会。白纸运动爆发后，大杨找到一个以前抗议活动中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商量在墨尔本举行声援集会。“我就（和她）说，既然我们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机会，也有（参与学生示威活动）这个背景，我们为什么不（组织）呢？”大杨说。 尽管当时因”清零“政策，中国封闭国门，但据澳洲政府统计，当时还是有超过15万中国留学生就读澳洲大学。“当时（在澳洲的）留学生也多，虽然说这群人吧，都是留学生，本质上吧都是这种ruling class（统治阶级），比较资本家，但是也是会有觉悟的人，既然大家有机会能聚集在一起，可以参加机会，为什么不呢？” 于是，大杨和几个伙伴就建了电报群，私底下见面，也开始了张贴海报、组织集会等事宜；群里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不仅有留学生，还有澳洲本地的“民运”等个人和组织。人多了，意见也多了，作为电报群的管理员，大杨曾连续好几天只看着群里的动态。 虽然辛苦，但大杨也看到，白纸运动在墨尔本发芽和成长。“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不是人在组织活动，”大杨回忆。“一个比较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这个事情的形态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它只是需要有人推一把，你只是恰巧成了那个推一把的人。” 然而，成为”推一把的人”，有时代价也很沉重。 白纸运动后，北京宣布放弃“清零”政策，改为与病毒共存。人们虽从此告别了封城的恐惧，但随即迎来了新一波新冠疫情感染潮，多名西方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中国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并没有做好与病毒共存的准备，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承受。据《纽约时报》报道，专家估计，中国12月放弃清零后的感染潮中，有大约100万到150万人因感染新冠死亡。 大杨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爷爷感染新冠、发烧的消息。 “我老家那边，一个几亿人的省级城市，竟然告诉我，退烧药用完了。我爷爷当时发烧了，他当时已经九十多了，一个省级市医院，竟然告诉我们家没有药，要我父亲拿他在自己家买的澳洲的panadol（必理痛）去退烧，我当时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在逗我吗？” 大杨抹了抹眼泪。 “当时也没有太大反应，就觉得政府的决定错误，政府做了极端决定，当时脑子也可能没反应过来，但是觉得第一时间是先想办法把药运过去，不管那个药能不能过海关，至少咱们尝试了。”于是，大杨和悉尼的组织者商量，往中国总共寄了两箱退烧药，但药全被卡在中国海关。 大杨也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人们对这波疫情的评论，看到有人提起家里有多少人在这波疫情去世的，也看到有人认为，虽然这波疫情“会死人”，但是封城也必须要停止，不然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一下子击垮她的，还是一条关于某地火葬场超负荷运转的评论。 “我往中国运药的时候，我就在读加缪的小说《瘟疫》。我当时就是边看小说边哭，最后我破防的是，小说里的医生说了一句，‘幸好这场瘟疫停止了，要不然这个市的火葬场都要超负荷运转了’。就是那一句话让我心理全线崩盘，因为我知道国内的火葬场已经超负荷了。” 现实与小说同样荒诞，这让大杨深受打击。而在这之前，大杨也有看到那些埋怨白纸运动的抗议者、认为他们要为12月的疫情负责的评论。“在一个弹幕上，我看到有一句，‘都是因为你们这一群人要什么狗屁言论自由，我的爷爷奶奶死了，都是因为你们’，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道理，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她看来，这句话很极端，也没有考虑到这场运动诉求的多样性，但它至少说对了一个点：“你说白纸有没有促使政府结束封城？有。（封城结束）是不是全因为白纸？不是。但是不是白纸是推力之一？是。白纸中有没有人想到，政府会以这样的形式结束封城，引起这么多人死去？我想白纸中有人会想到，也有人不会想到。“ 而大杨并没有提前想到这样的结果。“我知道这个运动有没有我，这个运动都是会出现的，但我作为一个个体，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不想看到有人死，我讨厌人死，我希望人们首先有自由，可以活下去，其次是可以说话。” 让大杨更难以接受的是，随着封城结束，白纸运动也在百万人感染新冠去世中停止。“我知道对于整个运动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我很理解，我也知道一些白纸运动的人在继续下去，”她说。“但作为我来说，整个运动戛然而止——停在甚至我觉得是最糟糕的地方，很多人死了，我作为个人去参加运动，我想要人们有更多的觉醒，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我讨厌有人死掉，我的目的可能有一半达到了，但有一部分是反方向的。” 后来，她接到家里的消息：爷爷因为新冠去世了。 大杨开始觉得，这一场运动似乎很没有意义。 她去和医生谈创伤，却先要和医生解释什么是“国安” 在白纸运动之前，大杨就确诊了抑郁症；运动之后，她的抑郁症状加重了。此后，哪怕她所在的学生政治团体搞集会，她都觉得很疲乏，不愿参加。 “我的抑郁已经是很长线的斗争了，”大杨说。在就读期间，她已经通过学校下属的诊所和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看诊。在澳洲，除了精神科医生开药治疗外，人们常被建议寻求心理医生（psychologist）进行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此外，澳洲大学也配有心理咨询（counselling）服务，这些服务由心理咨询师（counsellor）提供，他们在医疗等级上比心理医生要低一级，以咨询为主。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统还包括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简称“社工”），他们主要是在社区层面为为有需要的提供日常服务。 尽管大杨会去找精神科医生开药，但她对接受心理咨询一事有些抗拒。“我有个同学，他去找学校的counsellor说，她的家人被中共威胁，但是，当你和学校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说，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活动家，你被政府威胁，被政府监听的时候，他们从专业角度为觉得你paraonoid（多疑），觉得你是有思觉失调（psychosis），我就觉得这不是很有帮助，而且我当时也不是很想说很多。”根据澳洲健康网站Healthdirect的解释，思觉失调的症状之一为妄想。 在大杨看来，她的医生人很好，但哪怕她因为白纸运动而情况恶化，她接触过的医生们对她的帮助都不大。“且不说我的医生在白纸之前一直怀疑我有思觉失调，直到我跟他说我要搞（白纸）运动了，希望我的信息能够保密，然后我看到他就笑了。后来，过了一两周，他自己在新闻上看到了我们在搞集会，他终于开始认识到，我不是多疑，我是认真的。” 但哪怕医生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时事，大杨也觉得，他们还是难以理解作为一个中国抗议者会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他们不处在那个环境中，无论他们多努力地去理解，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 大杨觉得澳洲的心理健康医疗体系对留学生“很不友好”。她自认自己英语好，沟通无障碍，“但很多留学生过来，说是托福110，其实根本什么都不会，口语上能和医生交流，根本不可能，又很少会讲中文的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就更少了。”除了语言障碍，她认为，许多留学生是成长在不谈论心理问题的环境中，“很多亚洲学生过来，他们受成长环境影响，觉得心理问题是一个不能说的问题，是应该被压制的，学校也没有给予这方面的教育，也没有说'it's okay to talk about this‘，学校不会说，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障碍）呀。” 与大杨有类似想法的还有在悉尼读书的CiCi。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当时仍在中国大陆的CiCi翻墙关注运动进展。渐渐地，CiCi发现自己的情绪和睡眠开始受到影响。“比如半夜醒来的话，想起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会非常难受，会失眠。” “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时候，看一些新闻都是需要翻墙的，周围的环境是没有人可以讨论这些事情的，大家都是被中国政府的叙事包围和洗脑，没办法和周围的人去谈论这些感受的，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应该是政治抑郁最严重的时候。” 两年前，CiCi来到悉尼读书，焦虑也开始好转。但CiCi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已经“肉身翻墙”，再加上不用担心留学费用，所以才在情绪上有所改变；而她每次想到仍在国内、因经济等各种原因无法出国的朋友时，心情就会变得忧郁。 CiCi身边也有同学使用学校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但她目前仍没有使用过该项服务。“我觉得我一个东亚背景的人，我觉得不太信任去找一些同样没有东亚背景的人去咨询，我觉得文化壁垒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由于没有主动去了解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CiCi坦言，她也不也不清楚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中到底是否有会讲中文、或者是亚裔背景的咨询师。 和大杨一样，CiCi觉得，自己不能放心使用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心理咨询师无法理解她的成长环境与经历：“一些造成我现在抑郁也好，其他也好的心理或者精神问题诱因，我觉得是从小就埋下的种子。” 在澳洲的医疗体系下，接触像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这样的专科医生之前，需要和家庭医生接触，通过家庭医生转介。CiCi有定期找家庭医生开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也有试图找家庭医生转介精神科医生，但“要么价格特别特别的高，比如800澳币一次咨询，或者是根本约不到；能约到，价格差不多的，他可能要等好几个月，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其实是很不友好的，”CiCi说。 根据澳洲签证规定，所有留学生必须购买海外学校医疗保险，而大部分的医疗保险覆盖心理咨询服务，即留学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心理咨询服务的部分费用。尽管如此，澳洲的心理咨询费用相当高昂，一节46分钟到60分钟的心理咨询治疗可达300澳元，而各个医疗保险覆盖金额不一，意味着即使有保险，留学生也可能要付上一大笔钱。此外，随着澳洲生活成本持续上涨，而留学生允许打工的时间从疫情时期的无限制缩小到每两周48小时，让许多留学生经济上更加拮据。澳广新闻就曾在去年八月报道，有留学生在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却因心理治疗费高昂而无法寻求帮助。 如何理解来自中国的“政治抑郁”？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澳洲人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社会也增加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去年10月，一份全国调查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年轻澳洲人在过去12个月患有情绪病。澳洲本地心理健康支援机构如生命热线（Lifeline) 、抑郁症协会（BeyondBlu）均提供24小时电话咨询服务，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即时支援；此外，这些心理健康支援机构都有为多元文化和语言社区专设的服务。 为了更好地支援澳洲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大学和社区在近年来都采取了不少措施。2021年，澳洲大学行业机构Universities Australia就和澳洲知名心理健康机构headspace合作，对大学高层进行培训，“对话心理健康框架（Real Talk mental health framework）”，让大学职工参加一系列培训，了解如何注意到学生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从而及时与学生进行对话，为其提供适当的帮助。此外，绝大部分澳洲大学均有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 既然不缺留学生可以利用的资源，为何仍会出现在遭受政治创伤后，留学生不知何处寻求帮助的现象？ 来自香港的Charles Chu是澳洲一所大学旗下的精神创伤中心的社工。他认为，受政治创伤困扰的留学生求助无门，这当中有多个原因，当最主要的，还是澳洲社会对于精神创伤的这个概念仍未熟悉，因而无论是寻求帮助的留学生，还是提供帮助的服务机构，双方都无法“对症下药”。 他指，目前社会大众对创伤的认识，还停留在战争难民、天灾等这些直接对情绪有影响的一次创伤上；但随着社交媒体发展，人们可以实时关注战争、示威等事件发生，这些也会对人们产生“二次创伤（secondary trauma）”；中文媒体流传的“政治抑郁”概念，其实也属于二次创伤的一种。“其实二次创伤的概念是，你看到别人受到直接的创伤，你也慢慢开始产生创伤后遗症的症状，“Charles说。 曾经作为留学生的他，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时，也有过二次创伤：“当时我不知道是二次创伤，但会出现睡不着，朋友打电话来提到香港的事态，你会很担心，做梦也会梦到某几个特别场景。”他也记得，当时和心理医生讲述香港的运动时，对方”就像在听故事一样“，哪怕心理医生本身是亚裔：“你会讲广东话，听广东话，和在澳洲长大的华裔始终是不一样的，你接触到的一手资料，对方接触到的是二手资料。”现在会想起那段经历，Charles觉得医生既难以理解香港的问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对香港的运动如此关注。 如今，作为社工的Charles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来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创伤。从社工的角度来看，Charles也直言，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统对留学生不友善。“其实无论是创伤后遗症，还是更为普遍的焦虑、抑郁症，在澳洲，你想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都是要先去找家庭医生那一张转介证明和一个心理健康计划，然后你自己再去找一个心理医生、社工或者是心理健康护士，但问题是，你去见这些专科人士其实就和相亲一样，要看到底自己到底和对方是否适合。”而留学生要去试，就要花钱见不同的医生，在没有永久居民身份、无法使用澳洲的国民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留学生可能要花上高额医疗费用，才找到适合自己的、能够理解明白自己经历的创伤的心理医生，从而再对症下药。 Charles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学生往往只能寻求其他非专科的服务，比如大学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但这些针对大众的、较为轻度的心理健康支援服务不一定能提供针对精神创伤的支援。“所以其实在没有身份的情况下，给留学生的选择其实很少。” 不过，Charles表示，在当下澳洲公立医疗系统中，其实留学生还是可以使用不少在大学体制以外、以社区为中心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务的，比如不少公立医院本身就有精神健康门诊服务，这些服务关注有长期精神病史的病人，若病人情绪受到触发，他们可以打电话向这些服务求助，服务中心会派社工或心理咨询师与病人对话，从而减少病人病情恶化到要住院。“但他们很多都没有投入资源去连接留学生，也不会怎么出多语种资源。” 大杨也认为，留学生在澳洲寻求心理支援，要靠自己找资源，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找到；大学则会建议留学生花钱看私立的心理医生，但要花钱，就得和父母说。”很多人要么不是说，要么说了，父母大概有三种反应：回来治，在澳洲治，或者是不在乎。“ “你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学校也解决不了，毕竟（创伤）是社会问题，学校自己也解决不了。”但大杨也觉得，随着澳洲留学产业扩大，地缘政治加剧，学校开始意识到国际政治动荡对学生的影响，“比如巴以冲突的时候，学校也有给我们发邮件，让我们注意心理健康，可以去找咨询服务。”但大杨也和Charles观点一致：“找咨询服务，如果症状不严重的，是有帮助的，但严重的，就比较难了，说到底这是个社会问题，不能只依赖学校解决。”在留学产业为澳洲带来超过两百亿澳元收入的今天，留学生议题走出校园，走入公众视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