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连续30年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自2020年起首次中断，至今已是连续第四年消失在香港的公共视野里。自香港无法进行公开悼念活动后，纪念六四的活动转移到了世界各地，在六四34周年的时刻，全球有40个城市举办了超过50场活动，包括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区。 有别于过往以香港人为主要的举办单位，今年海外六四的纪念活动上，多了不少中国年轻一代的身影。去年白纸运动爆发后，不少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公开发声、也组织举办线下的活动。到了六四34周年，年轻的中国组织者也发起了纪念活动，以不同方式继续守护记忆，把记忆传承下去。歪脑访问了英国、加拿大、日本的组织者，Ta们对于六四、筹办纪念活动，到底又有什么想法？ 英国伦敦：首次由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六四纪念活动 “Going to March, at Tiananmen Square.” “去游行，去天安门广场。” “Why?” “为什么？” “Why? I think it's my duty.”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1BDAPg403M 34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有学生以绝食及占领广场等方式，冀政府处理贪腐以及推动民主化等问题，却招来血腥镇压。 34年后的6月4日，中国留学生自发成立的组织“China Deviants”（中国反贼），将充气坦克车搬到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参与者以戏仿的方式，扮演解放军、学生、民主女神，重塑当年镇压的场景。 扮演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参与者们，头上绑了写有“最后一代”、“新闻自由”字眼的布条，而这场“广场戏仿”亦重演了当年坦克辗压学生的场景，根据活动的文宣，活动是希望“通过戏仿给予白纸抗争者一个表达自我的舞台”，以此连结六四和白纸运动。 六四前一个周末，在同一个广场上，这天正在举行单车展。三名中国留学生只能走到街角不起眼处，戴上口罩、手持A3尺寸的黄色海报，向途人呼吁六四34四周年的悼念活动。其中唯一的女生Evelyn拿着扩音器，喊着“Free China”、“CCP Out”、“习近平OUT”。这些口号在过去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未曾出现过，直到去年爆发白纸运动，令抑压已久的反抗心一下子爆发。 作为年轻一代，Evelyn坦言来到英国之后，才接触到“六四”，直到去年的四通桥事件后，她与其他共同理念的朋友在11月成立China Deviants的平台，呼吁更多中国人觉醒并投入抗争行列。“在国内很多事件都让人很痛心，譬如说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当时我对政权不满可能是50。然后到英国读政治，让我了解更多，特别我是在英国才知道六四是怎样一回事，大概到70…到去年四通桥事件后，我的怒气就上升到100！” 站在Evelyn身旁的是桐生，他是新创立的中文独立杂志《莽莽》成员之一，桐生特意从欧洲跑到伦敦來，参与这次六四悼念活动。谈及在海外的抗争，他认为比想像中更困难，“内部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有海外老运可能会很‘爹’（前辈对后辈指指点点），又或者自己中国人会骂对方是‘支那人’…反正光谱很大，搞不好就有一半人退群。” 相反在英国，Evelyn就认为相对较和平，因为China Deviants只是搭建一个平台，里面盛载不同声音，有主张争取女权的，强调这里没有“大台”（意指没有人当领袖）。以六四而言，他们都认为，过往海外悼念活动以烛光晚会为主，播放《自由花》等歌曲，有点行礼如仪，故今年希望能有一点新的东西，故选择以剧场形式去呈现当年政权镇压学生的情景，之后再游行到中国大使馆，“我们希望可以引起参加者兴趣，而主动了解更多这个政权的历史，而非只是作一次性的参加。” 负责剧场部分的是“中国反贼”成员威廉，相对其他人，他算是较早来到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目前已毕业数年，并已定居伦敦近十年。威廉自觉是个“愤青”，一直追求人身及言论自由的权利，故看到国内不公义的事，对他而言是一种伤害。 初中的时候，有朋友告知他六四事件，那是他首次知道六四的事情，“我觉得蛮震撼的，因为是个完全被遮掩的历史，当时想如果发展不一样，中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今年之前，在英国的六四悼念活动主要由香港民运人士与当年的亲历者所举办，参与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但威廉是其中一人，“但很多的口号都是粤语，会有比较孤独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在微博发表敏感言论，眼见帐号一个个被“炸掉”，加上中国爆发白纸运动，他不再被动的参加示威，而是开始筹办活动。 今年的六四活动上，他以防疫装束扮成解放军，讽刺清零政策下导致人民反抗。威廉表示乐见今年六四有更多中国人的声音加入，“六四它代表的东西已经是一种精神，代表了一个民主改革的渴求；另外这是一段被中共极力想掩埋的历史，它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国家政权用你的军队、枪炮、坦克，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只是单纯的从一个历史真相角度来讲，你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过去、让他人白白死掉。如果没有人继续去讲这件事情，那么这就真的被他掩盖掉了…另外也想要传承六四精神，去站起来呼吁民主追求、民主改革，不能让中国就眼睁睁变成这样一个独裁国家。” 然而，这个政治觉醒惹来部分香港人冷嘲热讽。威廉说：“我个人是能理解他们的这种不理解。如果我是一个香港人在2019年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听到的来自大陆的声音，基本上铺天盖地的是嘲讽他们、骂他们、或者说不支持他们，我也会对整个大陆群体产生厌恶情绪…这次六四我们也是有和香港社群沟通，我觉得这样继续下去，应该也能够消除部分的不理解。” 政见隔膜也许可以透过交流而改变、消弭，但身份认同上的隔膜却难以打破。威廉察觉到，在抗争的路上，香港人会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像在高喊“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等口号；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的抗争文化目前在同温层里正不断扩大中，“你问我觉得现在中国学生在反抗，我会感到自豪吗？中国人这个identity（身份）还蛮复杂的，我们很少会说‘中国人加油’，因为外界会联想到是小粉红、大一统、中共的宣传话语。也许在多年的抗争之后，我们树立起了这样一种同温层的抗争理念，我们会以那样的中国人身份而自豪。” 戏仿活动结束后，众人从特拉法加广场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外，出席由国际特赦组织主办的烛光晚会，约有500人出席，当中包括港人、藏人、维吾尔人等社群，然而，港人的数目明显较过去两年减少。过去曾有份主办六四悼念活动的组织“港援”成员透露，今年组织退后成为协助单位，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因为可以更集中去筹备“香港612集会”，亦认为今年悼念活动更加多元。 多年来，流亡在英国的前天安门学运代表邵江都有份举办伦敦的六四晚会，他认为白纸运动的确令中国人觉醒，年青一代更愿意去组织及举办活动，连结藏人、维吾尔人等社群，对于世代之间的看法，他认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交棒，大家都是有争取民主的共同点，是跟大家一齐战斗吧。” 加拿大多伦多：新生代组织者首次参与主办 纵然香港已连续三年没有六四烛光晚会，海外的烛光却愈见明亮，特别是新加入的中国年轻抗争一代。 加拿大新冒起的中国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Assembly of Citizens ）于去年5月成立，去年六四，公民会第一次派出代表作为协办组织参与，今年则首次联同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办多伦多六四集会。 在公民会的宣传海报上，印上了“可听到雷声滚滚 可感到怒潮来临”的字眼。 “晚上八点半，负责执行清场任务的主力部队，距离其目的地还有7.5公里，刚刚穿过了Humber River，前方就是High Park…秉承着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面对着市民、学生的重重阻拦，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步枪，鲜血染红了High Park东侧的十字路口…” 现年24岁、1998年生的公民会副会长林立桐将34年前六四北京清场的细节，套在同样是“横平竖直”地理格局的多伦多，以此增加临场感。他向歪脑坦言，为了这个集会，已准备了整整一个月，“作为参与者，你们会听那些演讲吗？每年都是讲这些，用北京话叫‘片儿汤话’，就差不多嘛。大家就是参加多了之后，就把他好像当成一个任务一样…所以我想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 他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在黑板写上“六四事件”四字，问大家知否这是什么，年少的他回到家后，在百度上搜寻，却什么也搜不出来。这是林立桐最初对六四印象： 一个留白的历史。之后他翻墙看了由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卡玛（Carmalita Hinton）执导的纪录片《天安门》，到加拿大读书后，又阅读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所著的《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六四亲历者吴仁华书写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基本上就是一本一本的看下去，发现原来六四可以以一种更严肃、更学术、更理论化的形式去认真研究，譬如总是纠结学生针对解放军这种暴力到底是怎么进行？有人老是说学生烧死解放军这些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是有还是无？在吴仁华这些书当中都得到了很充分的解释。” 六四事件为他打开了一道门，令他更有兴趣了解中国的人权问题。林立桐认为，白纸运动的确令许多中国人反思国家及党的问题，不过却是“临时的正义感爆发”。 “有时候我想，包括媒体、包括我们这些activists等等，大家在白纸之后都将精力及希望寄托在海外留学生身上。可能经历这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感觉有一种寄托错了对象的感觉。因为海外留学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身份，但也必须考虑学业。我之前跟我朋友半开玩笑的说，‘幸亏共产党开枪杀人是在6月4号，不是在4月4号。否则六四纪念活动能到场的中国留学生比现在还要少三分之二！’为什么呢？因为4月份大学都在考试，那肯定是要去考试嘛对不对？所以留学生这个群体，有很多羁绊、牵挂等等因素，所以导致他们天然在政治上无法走得跟其他人一样太远。” 集会于6月3日晚上，在多伦多大学六四纪念碑前举行，大约有近200人出席，参与者主要是25岁至30岁的中国年轻人。林立桐认为，人数多寡也不打紧，虽然气氛有点散漫，但悼念六四的目标已经达到。除了公民会举办的集会外，6月4日当天有另一场由“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办的“六四為自由音樂晚會”，那场晚会有约2,500人出席，林立桐留意到，另一场活动以香港人较多，也以中年人参与为重，他希望明年可以争取与该会合办，令悼念活动更集中。 日本东京：从港人手上将六四悼念的责任承担下来 经历了2022年11月30日在东京的白纸运动集会，半年后的6月4日，很多年轻人又一次回到了新宿南口长长的空间里，有新朋也有旧友。 因为白纸运动，麦从一个政治素人迅速变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者，他开始努力联系在运动期间相识的海外中国人，并尝试结成线下社群。“当白纸发生之后，原来这么多和我想法一样的人，他们居然存在。”虽然有着相似的目标，但是大家的立场往往各异，怎么和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人相处，然后再团结在一起，成了他的大考验。“我不管你是支黑也好，还是你是极左派也好，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好，还是女权主义者也好。这些意识形态在曾经较为宽松的中国，我都接触过。我期望能以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有人都共同认识的普世价值去行动。” 长期以来，中国的海外民运往往不同族群各自为战，而麦则期望今年的六四成为一个为各方“穿针引线”的机会。于是后白纸的年青人便将晚会的主题定位“传承记忆 携手同行”，他们在文宣中写道：“一场白纸运动令中国大城市人从富士康工人身上看到了反抗的可能性；海外华人从中国中产身上有了感同身受的情感联结和行动起来大声疾呼的勇气；女权运动、少数族裔等多元观点在抗争中获得广泛实践；抗争的方式也在一次次线下联结的活动中得以进化，变得更加包容和具有深度。” 此次六四集会由后白纸的年轻人组织，更同时邀请到了港人、维族、藏族人团体共同参与，实属罕见。“关于六四活动，我更愿意说是建立白纸的‘合法性’的问题。白纸一代的年轻人主动参与并承接到了海外的反体制运动。”麦如此评价此次举办六四晚会的意义。 从2022年的东京六四晚会，到白纸集会，再到今年的六四，鹿马一直都是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去年的六四是以香港人为主体，他远远便看到黑底白字的“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大旗在挥舞，这不禁让他感觉到了某种疑惑，既是违和感，也是疏离感，令当时身为中国内地人的他无法顺利和香港人形成共同体意识。 对于这一次由后白纸一代参与的六四晚会，令他觉得有了切合主题的感觉，而演讲、视频播放和艺术展示都很丰富。去年白纸运动集会时，他曾经自嘲所谓“五毒俱全”的状态也有了不同——这次的共识是各个参与方都不会再挥舞旗帜，“没有上次那么多口号和旗帜，虽然其实上肯定差点，不过也有好处吧。” 实际上，香港人William也乐于见到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团体将六四悼念的责任承担下来。对他来说，六四是一种警惕，“当初香港人面对六四的教训，没有尽力去争取到自由，退到如今就变成台湾和日本都存在战争风险。”对他来说，这次的六四是港人和白纸一代海外中国人重新建立信赖关系的契机。“港人长期对于中国的民主活动有陌生感和不信任感。19年后更是对中国彻底失望，结果就有了一种‘看死你们中国人’的心态。不过白纸运动令港人更加期待和海外华人的共同发展。” 这次集会，他也和西藏、维吾尔代表一起在媒体面前做了发言。William认为，《港区国安法》过后，香港问题的国际曝光逐渐变少，然而国际对中国整体的人权问题却有了更高的关注，香港人方面也必然要和其他族群一起扩展论述。 很多时候，公开发言往往是为了媒体和宣传所需，如何切实团结在日华人，靠的不可能是传统民运常常使用的宏大口号，比如这次被民阵（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示威者展示在了中国大使馆前的一张条幅：“不忘六四天安门屠杀——中国的经济和共产党崩坏近了”，年轻人就不太买账。鹿马提到，“老民运那边确实人多，毕竟有演讲，但说实话我并没怎么被吸引，个人觉得周围的各种展示还比较有意思。比较深刻的印象有那个遇难者画像横幅吧，再就是有卖周边产品。”他期望这样的活动可以更多一些。 当归曾经在去年“借”香港人的场地展示过自己的悼念作品，这一次有了白纸运动中的伙伴协助，她仿刻出曾经出现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北岛名句：“我们绝不倒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她们把这个版画制作成了帆布包和T-shirt贩售，利润用来支援未来的民主活动发展。没料到短短的一个小时中，十几件周边产品就被一扫而光。有一位来日本旅行的先生，说什么也想要买到作为展品宣传的最后一件，实在磨不过他的当归，于是便请这位先生活动结束后再来买，而他也真的在散场时候拿着钱出现了。 盐在六四前的两周，更是独立做出了一个ZINE（独立出版小册子）。这本30页的“不太厉害的六四故事”，是她用一己之力，独自采访了六位1989年后生的年轻人的六四故事。“我想做和以前民运人士那些‘血的经历’不同的，非传统的小故事，像同人志一样。”她最后两周每天只睡四小时，自己写作、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印刷装订，总共四册，两册简体、一册繁体、一册还自己翻译成了日文。“周封锁那天展示了用在急救现场的血染的毛巾，这样的历史实物非常厉害。而我就想做做那厉害历史的小注脚。” 应该谈王丹吗？ “不是说王丹这个事情不能谈，只是在六四之前谈，时机上不太合适……”活动现场，一位先生指着一副由四张A4纸拼成的巨大海报说。海报白底红字，上面写着：“民主不能通过性传播！性骚扰犯必须道歉！” （photo：folder里面有拍下相关海报） “为什么不能是六四谈，如果是平时说，那还会有人关注吗？更何况王丹的所有政治资本都是基于六四。”在场的女生立刻就反驳起来。“没有王丹难道就不能悼念六四了吗？如果是的话，那民运也太脆弱了。” “这事情不是已经要上法院了吗？那就走法律程序不就完了吗？” “实际上，大部分的性骚扰存在着非常大的权力不平等，而很多性侵根本就没办法通过法律来制裁。” ——诸如此类的讨论持续发生在这张抗议海报前，成为了现场很特别的一个议题，甚至有人谈到这是“中共的阴谋陷害”。 作为性少数的Albert很重视这张海报，当和其他海报有了遮挡重叠的时候，他会特意过去挪开，好保证海报的完整呈现。台湾前政治工作者李援军指控王丹性骚扰和强奸未遂的事件在六四前夕被爆出，而王丹的三点回应令Albert无法接受，“王丹并没有好好回应，（间接）证据已经很多了。其实事件的重点不在于和王丹割席或者把他开除出民主运动。重要的是，应该不断反思内部出现的性骚扰，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以坚决的态度去做出回应。王丹如果做错了，无论是不是民运领袖，都应该认真道歉，决不能因为他的身份而抹杀问题，这场运动不是因为他而存在的。” Albert认为，当下中国的阶级、性别、民族的压迫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因为注重某一方就忽略其他问题，“无论是工人被欠薪还是性少数被消失，必须放在同一个压迫框架去思考，其中的关联性其实远比想象中强。”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以上皆为匿名）
